日本困境

" bdsfid="314">“經濟衰退與貧富分化之間，這位女首相的政治命運，背后是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困境?！?/p>

編輯：阿K

內容來源｜部分摘自中信出版社圖書書籍《M型社會》

東京證券交易所的屏幕近日一片慘淡。日經225指數(shù)連續(xù)四個交易日下滑，累計跌幅達4.8%，市值蒸發(fā)約1.2萬億日元，創(chuàng)下近三個月來最大跌幅。

這一市場震蕩恰逢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發(fā)表一系列涉臺強硬言論之時，這引發(fā)日本政壇元老們紛紛炮轟。日本維新會創(chuàng)始人橋下徹在電視節(jié)目中直言：“沒有那么大的實力，卻偏要口出逞強之言，才會變成現(xiàn)在這樣?！?/p>

然而，這位被稱為“女性版安倍”的首相在上任后的一系列舉動，也很值得玩味：主動將自己薪水削減30%，所有閣僚降薪20%；公開宣稱要拋棄“工作與生活平衡”，表示“我會工作、工作、再工作、繼續(xù)工作、一直工作下去。”

01經濟增長失速的內外夾擊

高市早苗接過首相職位的同時，也接過了一系列棘手的經濟問題。

日本經濟再度亮起紅燈，內閣府近日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三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下降1.8%，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來再次出現(xiàn)負增長。

這一經濟衰退源于內外需的雙重壓力。外需方面，受美國關稅影響，日本出口連續(xù)4個月萎縮。內需方面，占日本經濟總量過半的私人消費增速也顯著放緩，從第二季度的0.4%放緩至0.1%。由于生活成本高企導致實際工資停滯不前，日本家庭仍在削減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與此同時，日本的物價持續(xù)上漲。日本首都東京10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同比上漲2.8%，連續(xù)高于日本央行2%的通脹目標。甚至爆發(fā)了“令和米騷動”，一年內大米從5公斤3000多日元暴漲到5000日元。

在物價持續(xù)上漲的同時，日本實際薪水的增幅仍然難以跟上步伐。8月經通脹調整的實質薪水同比下降1.4%，為連續(xù)第八個月下滑。

02 M型社會的固化

不同于日本大部分法律背景的政治家，高市畢業(yè)于經營專業(yè)，曾長期擔任經濟、通產相關的官職，還是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大部分日本人崇拜政治家、思想家不同，高市最崇拜的日本人是企業(yè)家松下幸之助。

她從神戶大學畢業(yè)后進入著名的松下政經塾學習，這一背景使她對經濟問題本應有更深刻的認知。然而，面對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即便是她也顯得力不從心。

三菱日聯(lián)銀行的數(shù)據(jù)揭示了日本驚人的貧富差距：20歲、30歲和50世代的單身日本人的平均存款額分別為176萬、494萬和1048萬日元，但中位數(shù)竟然只有20萬、75萬和53萬日元。平均數(shù)與中位數(shù)的巨大差距，印證了日本社會貧富分化的嚴峻現(xiàn)實。

這是典型的M型社會特點，社會財富分配像英文字母“M”一樣，中間塌陷，左右兩端高高翹起。

著名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一書中指出，在收入兩極化之后，隨之而來的將是中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當大多數(shù)國民不再是中產階級，社會結構就會從倒U型轉變?yōu)镸型。

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

作者: 大前研一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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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型社會》中，大前研一對日本的政策失誤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指出，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進入長期衰退期，但是政府卻未認清這個事實，把經濟的低迷誤認為是泡沫經濟崩潰，是不景氣的問題，于是企圖利用發(fā)行公債刺激經濟，為企業(yè)解困，結果造成財政支出的擴大。

而這些龐大的債務，則由全日本人民買單。

縱觀歷史，日本執(zhí)政者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對舊世界的認識上，持續(xù)拋出失去準頭的政策。結果中央和地方共同制造了1000萬億日元的債務，并讓年金（退休金）制度陷入危機。

03 世襲貧窮與低生育率惡性循環(huán)

M型社會的固化，正在引發(fā)更深刻的社會問題。

相對于失業(yè)人士，政府較難對工作貧窮人士提供合適的支援。而工作貧窮的家庭，因缺乏資源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較易使貧窮問題延續(xù)到下一代，造成世襲貧窮。

更嚴重的是，當工作貧窮擴及高學歷的年輕人，代表著社會制造出一整個“失敗的世代”。財力較佳的年輕人面對低薪的方法可能是拒絕工作，許多年輕人也會因為努力沒有回報而拒絕努力及充實自我。

高學歷者應付貧窮的方法則為不生育。這造成了低生育率的惡性循環(huán)——低生育率進一步打擊內需，造成經濟更加低迷。

更糟糕的是，政府采取的對策進一步壓縮已經不堪重負的普通民眾。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工資就已經止步不前，進入2000年代后開始下跌，進而陷入了“日元升值及全球化→工資減少→通縮→工資進一步減少→通縮加劇”的惡性循環(huán)。

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提出了認清現(xiàn)實的三個問題：房貸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壓力嗎（或是你根本不敢想購屋置產）？你打算生兒育女嗎（或是你連結婚也不敢）？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讓你憂心忡忡嗎（或是你連生孩子也不敢）？

只要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是”，就意味著你已經滑出了中產階級的行列。

04 高市早苗的掙扎與局限

面對M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高市早苗的回應頗具深意。

她的“負責任的積極財政主義”本質上是恢復安倍經濟學，走量化寬松道路，暫時凍結日本的財政盈余目標，容忍赤字擴大。

然而，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對此類政策早已提出警告：國家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弄錯了應對策略。若不從根本上認識到這一社會結構變遷，任何政策都可能事倍功半。

高市早苗的“降薪”姿態(tài)和“過度工作”的倡導，暴露了她對問題本質的誤判。在M型社會中，單純的個人努力已難以改變所處的經濟地位，社會結構的固化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才是問題的核心。

她的“積極財政”和為企業(yè)減稅，可能主要惠及處于M型右側的高收入階層和大企業(yè)，反而可能加劇貧富分化。

高市早苗的仕途是“上行曲線”，但日本的國運卻是“失去的三十年”。從新人議員熬成首相，日本從“失去的十年”拖成“失去的三十年”。這是一個容納了經濟停滯、人口老齡化、通縮、債務等多個小主題的大課題。

此次高市早苗的帶頭降薪等舉措，是日本經濟逼出來的無奈選擇。而她的政治表演與對華強硬姿態(tài)，也映照著日本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

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副“眼鏡”，幫助我們看清表象背后的深層邏輯——這不是周期性的經濟低迷，而是社會結構的根本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