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張元龍大案經典

最近，筆者在西部某地區(qū)辦理一起跨界到廣東英德執(zhí)法的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筆者在案件進入法院后接受委托，擔任第二被告人陳某某的辯護人。

在三次會見被告人后，筆者一次約見辦案人溝通時，聽到辦案人員說出“傳銷案件沒有被害人，所以您說的理由不成立。”“嘿- -，這就奇怪了，既然傳銷案件沒有被害人，那么公安異地抓捕時，為什么以本地人員遭受損失、是被害人為由立案？”，筆者回應道。

這不是前后矛盾嗎？在公安偵查時，以本地人員是被害人，從而立案異地趨利性執(zhí)法和司法，當案件進入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后，又稱傳銷案件無“被害人”。

這難道不是前后不一致的謬論嗎？

的確，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中，長期以來，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存在著這樣的一種觀點：對于加入傳銷活動的普通會員，公安立案偵查時，以他們是本地的被害人為由，從而對網絡平臺涉及傳銷活動的按刑事訴訟法“犯罪結果地”來實施管轄。當案件進入審查起訴和法院階段后，又不以他們?yōu)楸缓θ嘶蛟俨惶帷氨缓θ恕边@幾個字，并對他們加入組織或平臺繳納的費用一律統(tǒng)統(tǒng)沒收。不按《刑法》中對于被害人財產應該退回的意見對待。

而且，這種觀點一直以來被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所默許。越到最后越淡化被害人。直至財產被沒收，被害人也消失了。而實際上，這又是傳銷案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構成要件上問題，涉及到加入平臺底層會員的利益，也是我國《刑法》理論上應該給予正視的問題。

一、傳銷活動罪有被害人

刑法上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來源于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修正案（七）》通過后，立法者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列入《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條款，而第二百二十四條則是合同詐騙罪。為什么把傳銷活動罪放在合同詐騙罪之后呢？就是考慮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樣具備“詐騙”的屬性和特征?；蛘哒f傳銷活動的組織及平臺，最終運行不下去，會導致崩盤，而崩盤后，會導致底層下面的人員“被害”。既然有詐騙屬性，那么，傳銷活動罪和合同詐騙罪一樣有“被害人”。

按照這立法規(guī)定及原理，有些地方公安在對異地企業(yè)立案管轄時，會以《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十六條有關“犯罪結果發(fā)生地”為由行使管轄權。以本地區(qū)的某某某作為被害人到公安機關報案，從而立案偵查，繼而到異地抓捕，把異地的企業(yè)或平臺主要的人員抓捕回自己地區(qū)看守所羈押。以及，以此為理由向上級部門匯報和爭取到第一管轄權。

如果，這個案件沒有被害人報案，公安立案偵查就師出無名，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和公安偵查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偵查人員內心會虛，擔心被追責。因此，無論如何案件在當?shù)乜隙〞幸粋€人，當作本地的被害人。

二、稱沒有被害人是掩耳盜鈴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有被害人，既有法律上的規(guī)定，也有法理和邏輯上的依據(jù)。

但是，案件進入到檢察院審查起訴或人民法院審判階段，被害人幾乎不會出現(xiàn)了。在案件審理中，法庭也以被害人在公安偵查階段已做了筆錄為由，不給出庭對質的機會，導致被害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后，幾乎消失了。

其次，案件進入后面審查程序，面臨著檢、法要對被害人參與傳銷活動罪的財物或資金給予沒收，所以，被害人只要出現(xiàn)，所交談的基本不是什么好事，因此而避之。

然后，辦案人員認為參加傳銷活動的人員，也是傳銷活動的違法人員，所以不是被害人。財產都要給予沒收。長往如此，就形成了公、檢、法之間的默契，對于傳銷活動罪的被害人通常不予接待。被害人到檢察院、法院肯定為了索回財產，檢法均不想面對。

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地區(qū)的公安機關爭著辦理組織、領導傳銷罪案件的內在動因。曾經清華大學張明楷教授認為，辦案的部門對涉案人員的財產查封、凍結后，經法院判決，最后把財產沒收歸于財政庫，當?shù)刎斦鞎幸徊糠仲Y金返還給辦案單位，相當于形成激勵，這樣辦案單位就會更有勁頭去辦理異地執(zhí)法的案件。

三、司法實務應確認有被害人

正如前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有被害人，不然公安偵查師出無名。司法不能需要你時就有“被害人”，不需要你時，就稱無“被害人”，這樣明顯不當。

既然，傳銷活動罪和合同詐騙罪具有相同的“詐騙”屬性和特征，那么，就存在騙取與被騙的相對關系，也存在法律意義和實際意義上的被害人。同時，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侵害的是財產權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雙重客體，從侵害他人的財產權益客體看，也是有被害人的。例如：

（1）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購買商品、服務并按照一定的順序組織層級，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那么，這里加入傳銷活動組織或平臺，但參加者的下線人員不滿三十人，也不夠三級的，不應該追究法律責任，這些人應該列入到受害者、被害人。尤其是加入者中無社會資源，無下線人員的，應該屬于典型的最底層人員，屬于典型的被害人。

（2）《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第二款，以單位名義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對于受單位指派，僅從事勞務性工作的人員，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責任。那么，這部分人員不涉嫌傳銷活動犯罪，他（她）們本身只是從事一般性勞務工作，例如，剛上班受聘進入公司工作，擔任前臺文員、跟單文員，在網絡涉嫌傳銷活動中，對網絡中的計酬層級和人數(shù)的核心根本無接觸的機會和權限。這部分人員通常屬于外圍勞務工作者，本身就是打一份工，拿取一份按《勞動法》該有的薪水。

這部分人也屬于傳銷組織平臺的受害人，他（她）們的財產和工資、報酬、福利不應該被剝奪、凍結和沒收。

（3）國務院《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第（三）款，組織者或經營者通過發(fā)展人員，要求被發(fā)展人員發(fā)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yè)績?yōu)橐罁?jù)給付上線報酬的。這一款與上述《意見》第五條關于“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問題中“以下線人員的銷售業(yè)績”為計酬依據(jù)的規(guī)定內容相同。這里下線的銷售人員在付款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后，并沒有實際獲益，或公司與平臺沒有發(fā)貨，那么這些人員也是受害者、被害人。

（4）在傳銷活動中消極人員，沒受過行政處罰的人員也是受害者。對于涉嫌傳銷的組織或平臺被公安機關查處后，司法打擊的應該是主要的組織者、領導者，對模式設計、策劃和對資金的操縱者。對于下級人員，要分類看待：一類是積極的參加，按《意見》第二條第（五）款對于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起著關鍵作用的人員，屬于主要參與人員，可以不列入被害者。二類，對于雖然是參加者，卻對于傳銷組織的設立、擴大沒起著關鍵作用的人員，只是一般參與人員，甚至是消極加入人員，支付的資金并沒有獲得按平臺規(guī)則相應的對價，這部分人員應該是受害者。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查處后，追究了一幫前面主要的發(fā)起人、設計人和對模式掌控的人員，對于組織或平臺中一般參與人員，司法機關事后沒有再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按照法律法規(guī)，達不到追究條件，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也無法向他們追究責任，那么，這部分人應該也屬于傳銷組織中的受害者、被害人。

四、對于被害人財產應考慮給予退還

只要是侵害財產類犯罪案件都有“被害人”一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也不能有例外。

司法實務中，我們的辦案單位對于傳銷案并沒有正視其被害人，除了認為被害人也屬于傳銷活動的參與人員，具雙重身份，被害人角色應屬違法人員之外，重要的是我們的法律上并沒有設置和確認傳銷組織中“被害人”這樣一道程序和實體上的規(guī)定。加上，有的辦案單位和執(zhí)法人員帶有趨利性執(zhí)法活動目的，更不把被害人這層身份當作法律上的事實來認定。

為此，筆者建議，還是應從立法上著手進行改變。例如，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進行修改，在其中的第一條后，第二條第二款后加入：對于加入傳銷活動中，但屬于受詐騙、受迷惑的學校畢業(yè)生、年輕人員，其下線人員在三級以下和十人之內的，持消極態(tài)度的人員，應該屬于被害人。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電子數(shù)據(jù)的快速發(fā)展，目前一些傳銷模式或網絡平臺上的傳銷，有的既有真正合乎市場定價的商品，也有商品的售后退貨渠道，和正規(guī)企業(yè)無異?；蛘叻Q這類型的平臺或企業(yè)，本身就是中小型民營企業(yè)的轉化版本，應該存續(xù)下去，屬于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這類型企業(yè)涉嫌傳銷活動，公安立案偵查，異地執(zhí)法抓捕，企業(yè)中的學校畢業(yè)生、青年就業(yè)人員，在企業(yè)沒有被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查處或警告過，自身完全不具備識別傳銷能力的前提下，被抓捕歸案，且又在他們名下無層級和人數(shù)的情況下，把他們的財產也查封、凍結和沒收，這樣很大程度上會引來他們對執(zhí)法的不滿，還會不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

目前就有不少傳銷案件判決以后，被告人提出申訴，而傳銷組織中的參與人員，也申訴不斷。有的本身就是模式和平臺的受害者，卻得不到正視和該有的法律對待，財產全部被沒收，導致這部分人仍不服氣，不能服判息訴。

筆者：張元龍，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德恒全國刑事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暨刑事科學研究院訪問學者、研究員，北京企業(yè)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理事兼涉企疑難案件咨詢委員會首批專家，清華大學EMBA法律課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