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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本律師曾發(fā)布過一篇關于仙人跳案件反轉的文章。

那起案件發(fā)生在2024年10月：我的委托人與一名女子發(fā)生關系后被指控涉嫌強奸。然而短短數(shù)日后，真相卻急轉直下——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一場精心預謀的仙人跳。隨后，公安機關將三名共謀者以涉嫌誣告陷害罪刑事拘留。

今年六月，另一名涉案嫌疑人也因同案被刑拘，至此，本案被告人數(shù)增至四人。

今天，案件終于完成全部庭審，但在庭審過程中，有一些特別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引發(fā)了我的關注。我非常想與大家分享，也想聽聽各位的看法——到底是我多想、鉆了牛角尖，還是這件事本身就存在明顯的不公？

其實這篇文章原定的標題是《都說沒犯罪，為何只信公安，不信被告人？》，后覺得可能太過激進，容易被舉報下架，故替換為溫和的表述，各位對這個標題怎么看，歡迎在評論區(qū)留下你的看法。

人物關系

事先聲明，以下內(nèi)容以B、C、D在庭審中的陳述及筆錄為基礎。

由于三人的供述在邏輯上前后一致，且能夠與現(xiàn)有客觀證據(jù)形成對應，我個人傾向認為他們的陳述更接近案件的客觀事實。

在講述關鍵經(jīng)過前，需要先交代四名被告人的關系：A與B為情侶；C、D為無業(yè)人員，ABC為本地人，D為外地人。

庭審內(nèi)容

庭審中，被告人A聲稱自己是當?shù)毓材酬犻LG的“線人”，曾向該隊長提供涉毒線索。B是A的女友。C、D與二人相識后共同參與了本案。

根據(jù)BCD的陳述，A、C合謀設計陷害我的委托人。A稱隊長G是自己的“大伯”，并表示只需安排D與委托人發(fā)生關系，再將擦拭體液的紙巾留作“證據(jù)”，在G當值當天前往報案即可。等我的委托人被刑拘后，由G以“主辦民警”身份出面，通過“諒解”的名義向受害人家屬索取財物，再將所得款項分給A、B、C、D。

然而，這場陰謀在實施過程中出現(xiàn)了意外。

D與我的委托人在認識當晚即發(fā)生關系，而次日恰好并非隊長G的當值日。報案后，案件被另一組民警受理，計劃中的“主辦民警”無法介入。我的委托人雖在當日被刑拘，但經(jīng)調(diào)查后，強奸案最終撤案。

四人的計劃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因涉嫌誣告陷害罪將自己送進看守所，釀成一場徹底的反噬。

審判關鍵

庭審的關鍵之處在于：B、C、D在庭審與偵查階段的筆錄中均明確表示——當?shù)毓簿帜酬犻LG參與共謀了此次犯罪。

他們均供述曾親眼看到A使用微信語音與G通話，聯(lián)系人備注是“G伯”，通話時雙方稱呼親密，關系非同一般。A也曾向他們介紹過G在當?shù)毓驳纳矸荩⒎Q整套“仙人跳＋索財”的操作方式，就是G傳授給他的。

基于此，我個人更傾向相信B、C、D的供述。

尤其需要強調(diào)的一點是：B與C在案發(fā)前素不相識，D又是外地人，三人彼此之間缺乏串供條件。而他們在被分別羈押、相互隔離的情況下，仍能在筆錄與庭審中給出“細節(jié)一致、邏輯連貫、相互能夠印證”的陳述。

如果不是確有其事，我不認為他們能說出這樣的供述。

再看A的行為：

A不是用手機號碼撥打，而是刻意使用微信語音通話。為什么？因為微信語音不像電信通話那樣能被調(diào)取通話清單——更隱蔽、更不留痕跡。這恰恰與三人所指稱的“與G勾連”具有高度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

BCD均稱案發(fā)前A使用的是蘋果手機，但公安機關最終只查獲了一臺紅米手機。

A的解釋更是前后矛盾：

（1）第一次庭審：稱醉酒時摔壞了蘋果手機；

（2）第三次庭審：又改口稱把蘋果手機“賣掉了”。

這種變化本身就說明問題。

作為自稱“G的小弟”，A很可能在被抓后仍存有僥幸心理，等出來，再賣G一個大人情：“看吧，對方律師怎么逼問，我都沒把你供出來。”

這一幕，在司法實踐中并不罕見：底層小弟幻想著用沉默換一條保護傘的恩情。

三次發(fā)函

G作為我認為需要進一步查明情況的關鍵人物，一直沒有到案，作為被害人代理人，我當然持續(xù)關注這一點。

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依職權第一次向公安發(fā)函，要求調(diào)查G是否與本案有關。

公安隨后回復了一紙情況說明，內(nèi)容很簡短：“未發(fā)現(xiàn)G有違法犯罪情況?！?/p>

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后，開庭前，本案審判長依職權第二次向公安發(fā)函，再次要求調(diào)查G是否涉案。

但這一次，公安沒有回復。

第二次開庭時，我在核查A的通話記錄時發(fā)現(xiàn)：報案當日，A與一個號碼進行了12次通話，時間從上午11:00一直到晚上23:56。庭后經(jīng)我查詢，這個號碼的機主是當?shù)匾幻草o警L。

庭審中，我先說明，自己發(fā)現(xiàn)了可能與G有關的線索?？赡苁茿意識到了我下一步的問題，他顯得略有準備。

我問：“你在報案當日有沒有聯(lián)系過任何公安人員？”

A自信回答：“有，L。”似乎已經(jīng)預料到我要問這一點。

“L是誰？”

“一個輔警?！?/p>

“D去報案，你為什么要給輔警打電話？”

“我們是好朋友，我問問他上班沒?！?/p>

“就這一通？”

“我記不清了。”

“那我告訴你，在報案當日，你與L一共通話12次，從上午11點持續(xù)到晚上將近24點。難道這些都是問他上班沒？”

既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客觀指向L的線索，我認為有必要從L入手，進一步查清是否與本案存在關聯(lián)，也可以順帶核實G是否與相關情況有所交集。

于是，我向合議庭提出，中止審理，待公安機關就此線索作出調(diào)查回復后，再恢復庭審。審判長當庭征詢公訴人意見，公訴人也認為，這一線索確實需要公安機關進一步調(diào)查后，再決定下一步程序。合議庭隨后同意了這一建議。

休庭

庭后，我向合議庭提交了書面意見，專門圍繞G和L是否涉嫌參與本案進行了逐條分析，其中包括公安可能提出的辯解理由，以及如何進一步證實A與G存在關聯(lián)的具體方法。

舉個例子，A不是說蘋果手機已經(jīng)銷毀，查不到微信記錄了嗎？

沒關系，只需讓G添加A的微信賬號，即便聊天記錄被刪光，系統(tǒng)依然會顯示雙方第一次互加好友的時間。

不信的朋友可以自己試一下。

而就在我已經(jīng)把可能的調(diào)查方向、調(diào)查方法寫得如此細致、清晰的情況下，最終仍未等來我預期中的調(diào)查結果。

公安機關的回復如下：

1.一紙情況說明：未發(fā)現(xiàn)L涉嫌犯罪的線索。

2.L的詢問筆錄：電話往來只是朋友之間的日常聊天，包括約打臺球等內(nèi)容。

對于這樣的回復，各位怎么看？

今天庭審已全部結束，接下來就是等待法院的正式判決。

整體而言，這起案件確實頗有戲劇性：前期作為辯護人經(jīng)歷案情反轉，后期作為被害人代理人又圍繞G深挖線索，兩個角色、兩種視角，案件本身也因此顯得更為復雜。

不過從目前情況看，我個人估計：本案的判決書大概率不會出現(xiàn)關于G的任何內(nèi)容，短期內(nèi)G也大概不會因為這起案件受到影響。

但事情的來龍去脈、其中的細節(jié)、雙方的攻防，的確值得回味和討論。

如果你對案件的細節(jié)、司法程序的攻防，或平時的辦案經(jīng)驗感興趣，歡迎加入我的讀者交流群。添加我微信，備注“加群”，我會拉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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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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