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平等是尊重不同性別的運動規(guī)律，給予同等的發(fā)展空間和話語權，并不在以“性別大戰(zhàn)”為名的表演賽。

文|劉成康

第四次網球“性別大戰(zhàn)”來了！

近期，女子網球排名世界第一的阿麗娜·薩巴倫卡與最高世界排名曾達第13位、現排名世界第600名開外的男子名將尼克·克耶高斯，宣布將在今年12月底進行一場名為“Battle of the Sexes”（性別大戰(zhàn)）的較量。消息一出，立刻在網球圈和更廣泛的體育輿論中引發(fā)熱議。

許多人期待看到“男女對抗”這一經典話題重回公眾視野，也有人質疑這類比賽是否必要、是否真正推動了體育界的性別平等。

實際上這場比賽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對性別競技差異的嚴肅檢驗，不如說是對性別符號的商業(yè)再開發(fā)。它讓我們看到女性運動員影響力的提升，也暴露體育性別議題在商業(yè)化時代面臨的多重矛盾。

并非真正的“性別大戰(zhàn)”

盡管“性別大戰(zhàn)”在字面上指向男女競技實力的直接對抗，但無論從規(guī)則、商業(yè)定位還是歷史背景看，這場比賽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競技層面對決。

據報道，為了避免懸殊對抗帶來的觀賞性下降，比賽會在規(guī)則層面進行調整，對克耶高斯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只允許他使用一發(fā)發(fā)球，或是縮小其可攻擊區(qū)域。這意味著比賽的基礎邏輯不是“公平競技”，而是“縮小差距以呈現可觀看性”。這種設計使得性別大戰(zhàn)表面上是一場“挑戰(zhàn)”，本質卻更像是包裝精良的商業(yè)娛樂產品。

回顧歷史，網球界此前數場著名的“性別大戰(zhàn)”也并非真正的男女直接對抗，而是以商業(yè)性為核心。最經典的例子是1973年的比利·簡·金對陣鮑比·里格斯。1973年，時年56歲的大滿貫得主里格斯在第一場“性別大戰(zhàn)”中6-2、6-1兩局輕取30歲的澳大利亞選手瑪格麗特·考特之后，在第二次“性別大戰(zhàn)”中3-0完敗于29歲正值生涯巔峰的比利·簡·金。

那場比賽在各方推動下成為社會文化事件，吸引了全球超9000萬觀眾收看，其傳播效果遠大于競技本身，成為上世紀70年代女性平權運動的標志性事件。但也有人質疑比賽本身的競技含金量，以及參與者的真實動機。

比利·簡·金和鮑勃·里格斯

圖源：網絡

幾年后，1992年吉米·康納斯與瑪蒂娜·納芙拉蒂洛娃的對決則采取了“限制男性”的模式——康納斯只能使用一發(fā)發(fā)球，這種設定本質上就是為了制造“戲劇性”，而非真正檢驗兩性運動員在同等條件下的競技比較。

即將到來的薩巴倫卡和克耶高斯之戰(zhàn)，顯然延續(xù)了這些傳統。賽事本身是商業(yè)賽性質，薩巴倫卡本身就擁有極高的話題度，而克耶高斯也是網壇的一個爭議性人物。再加上背后經紀公司（兩人同屬于大坂直美創(chuàng)立的經紀公司EVOLVE）的營銷規(guī)劃，使得整場比賽更像是商業(yè)敘事中的一環(huán)。

它利用“性別對抗”這一永不過時的文化符號吸引觀眾、媒體與贊助商，而非試圖真正討論兩性運動員的實力衡量。這類比賽外表上與性別議題掛鉤，實際上卻與體育平權并無直接關系，反而更像是對性別話題的商業(yè)收割。

女性體育的火熱與困境

將視角拉回更廣闊的體育生態(tài)，在這一場商業(yè)化男女對抗賽背后，實際上是當下體育界的一個核心矛盾：女性運動員的關注度與商業(yè)價值不斷提升，但競技層面的天然差異與市場結構的不平衡依舊存在。這就形成了一個吸取女性體育紅利的“抄近道”空間：用“性別大戰(zhàn)”快速將頭部女性運動員的商業(yè)價值變現。

雖然從名義上，性別大戰(zhàn)是為女性而戰(zhàn)，但從長遠來看，這種變現并不利好于女性體育。因為目前整個女子體育仍然面臨市場化程度有限的局面，許多女子聯賽本身尚未建立穩(wěn)定的商業(yè)基礎和良好的商業(yè)生態(tài)。

過去十年中，女性運動員的關注度、商業(yè)價值以及社會影響力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女性體育也得以進一步發(fā)展。網球尤其如此。網球是最早實現男女獎金完全對等的主流項目之一，同時也是女性運動員商業(yè)價值最突出的領域之一。所以僅就網球這一項運動而言，女子網球的價值早就已經無需通過“性別大戰(zhàn)”來證明。

網球運動員收入榜前十 女性運動員占四席

圖源：Sportic

體育產業(yè)對女性體育的認可也在不斷擴大。從女子籃球、女子足球到女子冰球，在受關注程度顯著提升的同時，各大電視臺、流媒體、品牌也越來越愿意投入女子體育。然而，這一切的增長仍然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差距，尤其是在競技層面和市場層面。

競技方面，基于生理結構差異，力量、速度、發(fā)球時速、爆發(fā)力等多個維度女子選手與男子選手存在天然差距。這并非對女性運動員的不尊重，而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因此每一場性別大戰(zhàn)都不得不通過規(guī)則調整使比賽“更公平”。

在這種客觀差距的基礎上，雖然近年來許多不同項目的女子賽事數量猛增，但從整體市場營收、聯賽盈利能力、贊助規(guī)?？矗芋w育仍與男子體育有著不小的差距。

以足籃兩大運動為例。近年來歐洲女子足球市場火熱，觀賽人數不斷創(chuàng)下新高，但據2025年初德勤足球財富榜公布的數據，2023-24賽季15家收入最高的女足俱樂部的總收入才首次超過了1億歐元。創(chuàng)收最高的巴塞羅那女足為1790萬歐元。而同一年度，男足俱樂部中創(chuàng)收最高的皇家馬德里則是突破了10億歐元。

WNBA金州女武神隊本賽季22個主場比賽門票全部售罄

圖源：金州女武神

籃球方面，WNBA近年來在收視率、上座人數等方面持續(xù)走高，價值也不斷攀升：WNBA13支球隊現在總價值達到35億美元——比2024年增長了180%。但WNBA與NBA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單一支洛杉磯湖人隊，就在2025年創(chuàng)造了100億美元的體育史最高成交價紀錄。

因此，“女性運動員商業(yè)價值不斷提升”與“女子體育市場化程度有限”之間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這種矛盾也為“性別大戰(zhàn)”類商業(yè)活動創(chuàng)造了舞臺——它讓各路體育投資者看到一個低成本、高關注度的營銷方式，而無需面對真正建設女子體育生態(tài)的長期成本。

體育是否需要“性別大戰(zhàn)”？

在上述的背景下，“體育界是否真的需要性別大戰(zhàn)”這個問題就更具討論價值。一方面，這類比賽在商業(yè)層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性別議題天然具有討論度，兩位明星選手同臺對抗，會形成跨越體育圈層的傳播效應。對品牌而言，這是最典型的“高關注、低成本、強敘事”的商業(yè)資產。賽事主辦方也能借此打破傳統體育營銷的套路，通過爭議和話題吸引更大范圍受眾。

此外，“性別大戰(zhàn)”容易被包裝為象征性的平權行為。薩巴倫卡公開表示希望代表女子體育，媒體也愿意把這類比賽解讀為“女性運動員展示實力的舞臺”。在輿論層面，它確實具有一定正向效果，尤其是在關注女性體育發(fā)展、推動女性運動員曝光方面。

圖源：雅虎體育

但在一些方面，這類比賽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首先，由于規(guī)則人為調整，比賽結果往往無法真實反映男女運動員實力差距。一旦某一方表現不如預期，就會被部分輿論過度解讀。如果女性獲勝，有人會批評“規(guī)則上對男性選手不利”；如果女性失利，又有人會借此攻擊女子體育整體水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讓女子網球乃至女性體育多年的平權努力遭遇輿論反噬。因此，“性別大戰(zhàn)”即便包裝得再精妙，也難以超越其“表演賽”本質，甚至可能強化觀眾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而不是打破它。

其次，從產業(yè)角度看，過度依賴這類噱頭，可能掩蓋女子體育面臨的真正挑戰(zhàn)——聯賽影響力不足、商業(yè)吸引力和市場長期投入有限等。如果品牌與媒體把注意力都放在“性別大戰(zhàn)”這樣的爆款事件，而不是落實到推動女子聯賽的發(fā)展等層面，那女性體育在整體產業(yè)鏈中的地位仍難以根本改變。

因此，性別大戰(zhàn)可以存在，但它不應成為提升女性體育價值的主要方式。體育界真正需要的，是對女子項目的持續(xù)性投資，對職業(yè)環(huán)境的改善，以及對女性運動員職業(yè)生命周期的尊重。只有這些基礎穩(wěn)固之后，偶爾的性別大戰(zhàn)才可能具備健康、積極的社會意義，而不是成為一次性的商業(yè)包裝。

圖源：Eurosport IT

“性別大戰(zhàn)”，它既不是性別平權的象征，也不是體育商業(yè)的簡單噱頭。它更像是一面鏡子——反射出女性運動員影響力的提升、體育商業(yè)的靈活變形、產業(yè)對于性別議題的消費方式，以及體育生態(tài)在性別話題上的復雜矛盾。

從商業(yè)角度，它毫無疑問是成功的；從競技角度，它的參考價值十分有限；從社會層面，它既可能提升關注，也可能引發(fā)誤解；從產業(yè)方向看，它不能替代女子體育體系的真正建設。

如同在時代更迭中的所有體育符號一樣，“性別大戰(zhàn)”只是體育商業(yè)版圖上的一個錨點，而不是終點。真正的平等是尊重不同性別的運動規(guī)律，給予同等的發(fā)展空間和話語權，并不在以“性別大戰(zhàn)”為名的表演賽。在平等的道路上，仍有許多比一場跨性別對抗更重要、更需要投入與改變的地方。

注：本文所用封面圖來自T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