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qū)對話：

我們離共同富裕還有多遠？

Dialoge 2025.11.13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是什么？

衡量共同富裕進展的關鍵指標是什么？

如何區(qū)分并解決合理與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哪些制度改革能有效促進社會公平和代際流動？

如何應對AI技術對就業(yè)和收入分配的沖擊？

編者按

2025.11.13

四中全會明確把“扎實推進共同富?！敝糜谕怀鑫恢谩６硪贿?，社交媒體上“躺平”與“內卷”的爭論未息，AI取代人工的警示頻上熱搜——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個時代的“公平”與“發(fā)展”？

本期對話李實教授，直指核心問題。李實教授強調，共同富裕絕非“殺富濟貧”，而是“富裕”與“共享”的雙重攻堅。他指出，我們仍處于共同富裕的“起始階段”，既要持續(xù)做大經濟蛋糕，更需啃下收入分配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等“硬骨頭”，尤其要在AI顛覆性浪潮中，守護多數(shù)人的發(fā)展權。

共同富裕要與包容性改革一起展開。當技術狂奔、結構轉型，我們是否已準備好一套制度，既能激勵創(chuàng)新者，也能托住掉隊者？這道題，關乎每個人未來的生存方式。

大灣區(qū)對話

邀請嘉賓：李實

本期采編：馮簫凝

對話時間：2025.11.13

大灣區(qū)評論：

這次的四中全會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結合您在《邁向共同富?！芬粫械难芯俊ＤJ為“共同富?！钡暮诵囊x是什么？當前社會對“共同富?！钡睦斫馐欠翊嬖谥饕`區(qū)？

李實：

應該說還是有不少誤區(qū)，最大的誤區(qū)還是把共同富裕理解為是一種“平均主義”，把它理解為是一種“打土豪、分田地”和“殺富濟貧”。應該說社會上的很多人，甚至是一些高收入人群，都有這樣的誤解。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誤解？一方面可能是我們對共同富裕的解釋還不夠，沒有足夠到打消民眾對共同富裕的一些誤解，這還需要相關媒體做更多的宣傳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很多人對共同富裕的理解有偏差，更多偏重于所謂的分配問題，實際上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一個“分配”問題，更還是一個“發(fā)展”的問題。

共同富?？梢詮膬蓚€角度來理解：一方面要“富?！?，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另外一方面要“共享”，但共享不是平均分配，不是平均主義的富裕，而是一種有差別的富裕。此外，還需要強調，實現(xiàn)共同富裕需要高質量發(fā)展，是一個全民共建共享的過程，而不能采取“殺富濟貧”的方式。

從目前的現(xiàn)狀來看，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沒有達到我們所期待的富裕程度，同時我們又面臨著收入差距、財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同富裕實際上有雙重目標：一是要繼續(xù)提高經濟發(fā)展速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二是要盡可能的縮小差距，縮小收入差距，縮小財富差距，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汕頭灣北端的汕汕高鐵汕頭灣海底隧道施工現(xiàn)場。汕汕高鐵將與周邊路網共同構成國家東南沿海高鐵通道，連通三省，助力國家東部沿海地區(qū)共同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qū)評論：

在邁向共同富裕這一長期目標的進程中，目前我們處于哪一個階段？

李實：

關于共同富裕的目標，中央基本上確定了兩個階段性的目標：第一個階段性目標是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第二個階段性目標是到2050年，要基本實現(xiàn)共同富裕。要評估我們現(xiàn)在共同富裕目前的工作進展，以及我們正在處在哪一個階段，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要使用一種什么樣的指標來衡量我們的共同富裕程度。

如果按照剛才提到的共同富裕的雙重目標（一方面要富裕，另一方面要共享）來設計相關的指標，也就是說，僅從實現(xiàn)“富?！钡哪繕丝?，我們到2050年要達到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水平，我們的人均GDP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都要達到發(fā)達國家的水平（編者注：發(fā)達國家是指人均收入最高的30個國家，根據測算，這些國家到2050年人均GDP的平均值大概是14萬美元，最低值大概是8萬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到2050年，我們要達到當時發(fā)達國家的水平，就要保持一個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左右，當然這還只是趕上發(fā)達國家中的最后一名。如果我們要成為發(fā)達國家的中等水平，每年的增長率則要達到9％左右——一個更高的增長目標。從這樣一個目標來看，我們現(xiàn)在推進的共同富裕，還處在一個起始階段，離實現(xiàn)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特別是最近幾年，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所帶來的影響，使得我們在實現(xiàn)富裕的目標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我們一定要加快發(fā)展，這樣的話才能夠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富?！蹦繕?。

另外，如果談到共同富裕的“共享”目標，盡管中央尚未提出非常明顯的數(shù)量指標，但是我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到2035/2050年收入差距要明顯縮小。從過去幾年來看，我們在這方面推進的力度不是很大，進展也不是很大，因為我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shù)基本上處在徘徊狀態(tài)——既沒有出現(xiàn)明顯的下降，也沒有出現(xiàn)明顯的上升——但是我們的收入差距仍然處在一個高位水平上。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管是從富裕程度來看，還是從共享程度來看，要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們在未來在推進共同富裕方面要加大力度，要能夠使得各種政策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大灣區(qū)評論：

法國學者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多次提到兩個關鍵詞，“不平等”和“再分配”。您剛才也提到共同富裕的“共享”層面上的問題。近幾年我們會有更強烈的感受，在社會上和社交媒體上也聽到了越來越多爭議的聲音，似乎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更為嚴峻了，社會階層也越來越固化了。您如何看待這種“不平等”現(xiàn)象？

李實：

首先，這種不平等現(xiàn)象，會反映在很多的方面，我們更多談論的是關于收入不平等問題，或者財富不平等的問題。另外，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它的影響因素是很多的。比如機會不平等，它會影響到收入不平等。再比如很多的公共政策，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也會影響到這種不平等問題。

我們目前在搞市場經濟，由于市場經濟帶來的收入差距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的能力是有差別的，機會是有差別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每個人都會得到同樣的收入，只有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才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要堅持搞市場經濟，就要承認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但是，收入差距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合理的收入差距或者叫公平的收入差距，比如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給勤奮的人、有創(chuàng)新性的人獎勵更多的收入，這也是整個社會所公認的準則。另一種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這種不合理可能來自于權力，來自于不公平的機會，來自于身份的歧視，來自于政策本身的區(qū)別對待。比如戶籍制度，就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以想要縮小收入差距，更多的應該瞄準那些由于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機會所帶來的收入差距的擴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方面我們是要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但是絕對不能走向平均主義的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我們要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提供更多均等的機會給那些低收入人群，讓他們能夠獲得更多大的發(fā)展機會。

工人在新疆絲錦絲綢紡織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的自動繅絲機上作業(yè)。新疆塔城地區(qū)烏蘇市引進桑蠶繭絲綢智能化全產業(yè)鏈項目，鼓勵農民種桑養(yǎng)蠶，拓寬興邊富民新“絲”路（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qū)評論：

現(xiàn)在很多青年人的“躺平”的現(xiàn)象，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財富分配和代際流動的問題。基于您的判斷，如何更有效促進財富的公平積累，促進代際流動和防止階級固化？

李實：

我們都知道人的發(fā)展，一方面是取決于家庭，另一方面是取決于社會。從家庭的角度來說，父代的收入會影響子代，父代的天賦條件也會影響到子代，因為父代和子代之間有非常密切的經濟聯(lián)系和社會聯(lián)系。從社會的角度來說，特別是作為整個社會的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人的發(fā)展。比如說教育機會的公平、醫(yī)療服務的公平、住房保障的公平等一系列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階層固化也是一樣，一方面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另外一方面受到社會公共政策的影響。如果這兩種因素同時發(fā)揮作用，就特別要重視的社會層面的因素，因為有效的公共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來自家庭的負面影響。

比如很多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父母能夠提供不同的條件，一旦進入到社會以后，不同家庭出身的人會得到更加均等的、公平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這樣這個人在個人發(fā)展的過程當中，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一定程度會起到一個抵消家庭帶來的所謂代際固化的問題。在這方面很多國家都做得很好，比如北歐一些國家，雖然也有窮人和富人，但是對下一代的影響，家庭的因素就顯得不是那么重要。

大灣區(qū)評論：

這次四中全會針對共同富裕，就提出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要“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y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要“穩(wěn)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改革方向。

李實：

在改革的問題上，從上至下大家基本上有很多的共識，比如說要改革戶籍制度，要改革土地制度，要改革金融財政體制等。問題就在于怎么讓改革能夠真正的落地，落到各個層面上和政策上，這方面還是說得多做得少。

全面深化改革只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改革是為了促進生產率，促進技術創(chuàng)新，促進經濟增長，促進人民生活水平。

在現(xiàn)有的這樣一個體制下，要想突破當前的發(fā)展模式、想突破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體制機制不變，我們就只能維持現(xiàn)狀，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只能處于當前的速度和水平。所以必須要改革——共同富裕要與“包容性改革”一起展開。

大灣區(qū)評論：

您認為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該怎么做？

李實：

關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可以嘗試從兩個大方面入手。

首先，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以市場為主導的分配制度。不管是勞動力、資本、土地、數(shù)據等各種生產要素，整個資源的配置，更多要由市場來決定，要減少政府對經濟本身的過度干預。建立以市場主導的分配制度，就要求各種生產要素在分配過程當中要得到合理的要素報酬。以這樣一個合理化的要素報酬為前提，就可以規(guī)劃和建立起一個相對完善的要素市場——使得各種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更多的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傊?，初次分配的重點，不在于如何進一步縮小差距，而在于如何讓每一種生產要素都能夠獲得公平合理的要素報酬。

第二，再分配。應該說目前我們再分配的政策力度是非常軟弱的。軟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稅收制度在調節(jié)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的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和其他國家相比，一些國家通過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等稅收方式，可以使得收入差距有較大幅度的縮小。但我們只有個人所得稅，沒有財產稅和遺產稅。想讓稅收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就需要考慮增加財產稅、遺產稅——一是可以調節(jié)收入分配，二是可以調節(jié)財富分配，三是可以弱化階層固化的問題。此外，稅收結構也需要進一步改革，要讓直接稅要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比如增加直接稅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等。

在社會保障的層面，社會保障繳費也要做相應的調整。現(xiàn)在很多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繳費還要多，這是不合理的。還有關于社會保障的待遇問題，比如說養(yǎng)老金也需要調整。今年兩會期間養(yǎng)老金問題，特別是農民養(yǎng)老金過低的問題成為一個熱點。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民的養(yǎng)老金，讓農民群體老了也能夠過上一個體面的生活，我們還需更多政策的助力。當然，需要改革的內容還有很多，提高低收入人群和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下一個階段我們要有更多思考和行動。

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沐恩邸社區(qū)。近年來昭覺縣為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提供了12000多個公益性崗位，同時不間斷組織各類技能培訓課程提升群眾就業(yè)水平（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qū)評論：

作為一名長期研究公平和發(fā)展問題的學者，在AI技術飛速發(fā)展的的今天，您怎么看待未來的共同富裕？

李實：

AI的發(fā)展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現(xiàn)在人們愿意接受AI，是因為它在提高勞動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促進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和促進產業(yè)升級上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但同時，AI也會造成“不平等”的問題，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條件和機會接受AI，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很好地掌握AI。AI給不同人群之間帶來的差異和影響，這也是一個非常客觀的現(xiàn)實問題。

大灣區(qū)評論：

是的，鄭永年教授就曾警示，未來世界可能會變成“牧民社會”（詳見）。牧民社會表現(xiàn)為三層結構，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分別對應人類社會的最高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精英（未來可能會被AI替代）和民眾。

李實：

未來會不會走向鄭教授所說的牧民結構，這應該取決于我們對AI在制度上的調節(jié)，包括對AI本身的規(guī)劃，以及對AI的發(fā)展中采取的一些相關的鼓勵和限制性的政策有密切的關系。

畢竟AI是一種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技術創(chuàng)新，這種創(chuàng)新我們要盡可能避免它所帶來的對部分人的傷害，這一點應該是基本的底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方面我們要鼓勵AI發(fā)展，同時我們要考慮到這種發(fā)展本身到底是一個普惠性的，還是只是使得一部分人受益的發(fā)展？如果是一部分人受益，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還是一個短期的問題？

我們經常講一個新技術出現(xiàn)以后，總是一部分人會先受益，但是會有不斷的擴散效應。如果最終可以讓所有人都能夠從中受益，那么在擴散的過程當中，我們要盡可能確保暫時沒有受益的人群，能夠得到一定的幫助，能夠被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他們適應社會。從目前的AI的發(fā)展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對AI的應用所帶來的就業(yè)影響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比如，現(xiàn)在的無人駕駛技術，實際上技術可能已經基本成熟了，但是為什么很多國家不愿意采用這樣一個技術，因為這種技術對就業(yè)產生的影響太大。對中國來說，中國出租車司機就有幾百萬，再加上網約車司機有幾千萬。無人駕駛技術一旦應用下來（而且在資本力量的作用下，很快就可以把技術推廣到全國），這一輪的就業(yè)問題如何解決？

一種技術的應用，一方面我們應該考慮到它可能會帶來對一部分人的傷害；另一方面，如果這種傷害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必要的，那么作為一個社會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公共政策、我們的政府應該考慮如何給這一部分被犧牲的群體一定的補償。

還是以無人駕駛為例，這種技術一旦應用，會導致很多司機失業(yè)。在政策上怎么來應對失業(yè)？這很重要。不能說就不管了，讓失業(yè)的司機自己去找工作。有很多司機都四五十歲了，很難實現(xiàn)再就業(yè)。那么政府應該怎么做？比如政府可以通過對AI進行征稅，征稅以后拿出一部分來對受到影響的人群進行補貼。

其實在AI發(fā)展進程中，很多AI巨頭也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提出要推行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就是說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否就業(yè)，你都能獲得一個最基本的收入，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失業(yè)對其收入就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大家基本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只是在政策上如何應該如何進一步設計，讓它更加科學、更加合理、更加能夠落地。在這方面上，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需要考慮到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所以一定要通過合理的政策來防止或者減少AI對多數(shù)人的就業(yè)收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期嘉賓

李實：浙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文科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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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qū)評論》編輯組根據與李實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楊蕓淞 馮簫凝

校對｜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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