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初年，遼東戰(zhàn)場始終是明朝防御痛點，但不得不說是，明軍在女真作戰(zhàn)中始終都處于不利的態(tài)勢，基本上是屢戰(zhàn)屢敗，遼東防線幾乎是搖搖欲墜。而在當時，唯一能保持對女真有勝績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時任兵部尚書兼薊遼督師的袁崇煥，一個是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龍。讓人預料的不到的是，二人將領的矛盾逐漸激化，最終演變?yōu)樵鐭ㄒ?“十二條罪狀” 為由，在雙島斬殺毛文龍的歷史事件。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遼東戰(zhàn)場的力量格局，更成為后世爭議不休的歷史謎題。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毛文龍是隸屬于山東管轄的，不是袁崇煥的部屬，而且毛文龍是一品大員，袁崇煥僅僅二品，袁崇煥是沒有權利殺毛文龍的，雖然他有尚方寶劍，但實際上只有皇帝才有權利，錦衣衛(wèi)也沒有權利。

袁崇煥殺毛文龍不太可能是出于忠誠這么做，出于忠誠的話應該提前向崇禎申請，或者將毛文龍進京三司會審定功過，而且連他自己都知道不符合大明的程序，要瞞著崇禎的。甚至利用了崇禎的信任通過禁海改餉道把毛文龍逼入了死路?？蔁o論從哪個方面看，他都有時間，有渠道，有責任和崇禎說明情況的。

袁崇煥在沒有請旨和確鑿的證據的情況下私自斬殺毛文龍其中充滿了權力博弈，這里面也體現袁崇煥個人性格缺陷以及明末政治環(huán)境。

袁崇煥與毛文龍的核心矛盾，首先源于對遼東抗金戰(zhàn)略的根本分歧。袁崇煥督師遼東后，提出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yǎng)遼人” 的戰(zhàn)略構想，主張集中兵力、鞏固防線，通過構建 “關寧錦防線” 形成對后金的正面防御體系。而毛文龍的戰(zhàn)略策略是以 “海島牽制” 為核心，他當時駐守的東江鎮(zhèn)（今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雖地處后金后方，卻長期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tài)，其戰(zhàn)略定位與袁崇煥的 “集中御敵” 思路產生了直接沖突。

毛文龍當時他利用海島地形的優(yōu)勢，多次率軍襲擾后金后方，毛文龍希望通過不斷襲擾后金的糧道、城池，迫使后金分兵防守，從而減輕正面戰(zhàn)場的壓力。這種戰(zhàn)略在天啟年間確實有用，但到了崇禎初年，隨著后金實力的增強，毛文龍就難以對后金形成實質性威脅，反而因長期索要軍餉，成為明朝財政的負擔。

袁崇煥對毛文龍的戰(zhàn)略早已不滿。在他看來，東江鎮(zhèn)的 “牽制” 已形同虛設，不過是空耗錢糧，并且毛文龍多次拒絕他本人的調遣，甚至存在 “與后金私下通好” 的嫌疑，更關鍵的是，袁崇煥認為，毛文龍的獨立狀態(tài)嚴重破壞了遼東戰(zhàn)場的統(tǒng)一指揮體系，此時的關寧集團已經軍閥化，養(yǎng)寇自重，擅長賣客軍，打壓、反對一切非關寧集團軍的外來人員。而毛文龍恰恰跟關寧不是一伙的。在這種情況下，袁崇煥只能處死毛文龍，并將毛文龍的部隊吞下去。在袁崇煥看來，這是他試圖整合遼東軍事資源、實現統(tǒng)一指揮的極端手段。也是清除毛文龍的 “海島牽制” 路線的手段。

明末的軍事體系已經坍塌，面對后金的強大壓力，前線將領又需要足夠的自主權才能靈活作戰(zhàn)。而朝廷又不愿意放權，因此這種矛盾在袁崇煥與毛文龍的關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毛文龍此時正因東江餉案與朝廷鬧得不可開交，朝廷甚至有東江撤鎮(zhèn)的提案。對此，袁崇煥意思是東江軍核實兵額，整軍改造，移鎮(zhèn)遼南，并派駐道員管理軍政事務。對此毛文龍自然不答應，此時毛文龍在山高皇帝遠的東江形同割據。官員的任免，幾乎都由毛文龍一人決定，形成了事實上的 “地方軍閥” 勢力。袁崇煥這一系列措施對毛文龍是極大傷害，所以遭到毛文龍百般抵制。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毛文龍對朝廷權威的挑戰(zhàn)并非個例，當時由于朝廷財政枯竭、軍事廢弛，地方將領逐漸掌握了更多的實權，毛文龍的東江鎮(zhèn)更是如此 —— 他率領的軍隊多為自己招募的流民、降兵，對毛文龍的個人忠誠度遠高于對朝廷的忠誠度。

袁崇煥斬殺毛文龍，也是對明末 “軍閥化” 趨勢的一次強力遏制。他以 “尚方寶劍” 為依據，斬殺毛文龍，本質上是通過 “殺雞儆猴” 的方式，確立自己的督師權威，遏制地方將領的 “軍閥化” 傾向，試圖重建遼東戰(zhàn)場的統(tǒng)一指揮體系。

袁崇煥這個人的性格，優(yōu)點是有擔當，做事有價值見解，有見解就說出來，而且執(zhí)行力非常強。這也是為什么王在晉、孫承宗、閻鳴泰這幾個人彼此關系非常差，但是都特別器重他的原因。誰都想要自己的下級又能干又擔當。但也就此養(yǎng)成了袁崇煥狂妄自大的性格，其性格中的 “剛愎自用” 與 “急于求成”，在處理與毛文龍的關系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袁崇煥自始至終對自己的戰(zhàn)略構想有著極強的自信。在他看來，自己的戰(zhàn)略是抵御后金的唯一正確路線，任何反對或質疑都被視為 “阻礙抗金大業(yè)”。這種自信逐漸演變?yōu)?“剛愎自用”—— 他不屑于與毛文龍進行耐心溝通，更不愿對自己的戰(zhàn)略進行調整，不愿意和文龍進行溝通。而是試圖以強硬手段迫使毛文龍屈服。

毛文龍的性格則以 “固執(zhí)己見” 與 “居功自傲” 為特點。他自認為在東江鎮(zhèn) “苦守十余年”，立下了 “牽制后金” 的大功，面對袁崇煥的調遣，毛文龍多次以 “東江鎮(zhèn)特殊” 為由拒絕配合，甚至公開質疑袁崇煥的戰(zhàn)略。二人的脾氣差不多，由此不僅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更讓袁崇煥認為毛文龍 “有意抗命”，必須予以嚴懲。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以 “閱兵” 為名，邀請毛文龍前往雙島會面。在會面中，袁崇煥先是試圖勸說毛文龍服從調度，但毛文龍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愿放棄對東江鎮(zhèn)的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袁崇煥便拿出 “十二條罪狀”，以 “尚方寶劍” 為由，當場斬殺毛文龍，實際上，袁崇煥完全可以解除其兵權押送北京處理，而毛文龍如果暫時妥協(xié)也許能夠活命，正是二人強硬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fā)生。

當然，袁崇煥斬殺毛文龍除了個人矛盾之外，也是由于明末政治腐敗、財政危機等時代問題的集中體現。明末的政治腐敗導致朝廷對前線將領的監(jiān)督與信任失衡。東林黨與閹黨的黨爭尚未平息，官員之間相互傾軋、猜忌成風。袁崇煥與毛文龍分屬不同的政治集團，這種政治上的分裂，也讓袁崇煥難以通過 “和平手段” 解決與毛文龍的矛盾，只能選擇 “快刀斬亂麻” 的極端方式。也是袁崇煥在 “軍事制度崩潰” 的困境中，試圖以極端手段重建軍事秩序的無奈之舉。

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后，使得遼東戰(zhàn)場的格局迅速惡化，東江鎮(zhèn)因群龍無首陷入混亂，再無人能統(tǒng)一關外的漢人力量。尤其是東江軍，被明朝慣用的制衡之策分割成幾部分，無人能將其統(tǒng)一成一股力量，關寧軍也喪失了其給后金在后方威脅的作用。

東江軍中的優(yōu)秀者，也開始各奔前程。比如孔有德，他認為毛文龍“無罪橫受屠酷”，感到非常寒心，和耿仲明一起脫離了東江軍，投奔到山東登萊巡撫孫元化麾下當參將。但因軍紀不嚴導致軍隊嘩變?？子械码S后回軍登州造反，明朝聚天下之兵而圍攻登州，一年之后孔有德、耿仲明率萬人只得投降后金，他們還帶去了后金最急需的火炮和艦隊!

不久后，后金軍隊繞過 “關寧錦防線”，突襲北京，釀成 “己巳之變”，袁崇煥也因 “通敵叛國” 的罪名被凌遲處死。

當一個國家所謂的忠臣良將，把個人和黨爭利益凌駕于國家之上，就會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甚至從友變敵、從敵變友，也能理解為什么洪承疇等人會降清，實在是心如死灰、失望透頂了。毛文龍的死，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在評價他時，不好說忠奸對錯，只能說時事造實史，史實和實史畢竟不同。

袁崇煥于崇禎二年六月份殺毛文龍，自己活到崇禎三年八月，僅比毛文龍多活了一年多。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