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徐向前回憶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1日出版)

作者：徐向前

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jù)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zhàn)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干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zhàn)斗力。

紅四軍在南下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召開雞鳴河會議公然反對張國燾的決定，使他十分惱火。九月中旬，我們按他的命令率軍北返麻埠時，陳昌浩同志匆匆趕來，宣布分局的決定：撤銷曾中生的軍政委職務，由陳昌浩接任。我心里很不痛快，因為是分局的決定，也不便說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現(xiàn)很好，并沒有因為遭受打擊而灰心喪氣。

這時，蔣介石竄到武漢，親自部署對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敵三十師師長吉鴻昌已下臺，蔣介石令原馮玉祥系將領李鳴鐘率該師駐信陽；而將西北軍的另兩個師（張相印三十一師、葛云龍三十三師）調駐黃麻，使之北靠革命根據(jù)地，南臨長江，以便挾制。敵五十八師、十二師和國民黨的王牌軍第二師，調豫南接防。趙冠英第六十九師，進駐鄂東。徐庭瑤第四師和俞濟時南京警衛(wèi)師，調往武漢，有點戰(zhàn)略預備隊的性質。敵軍調動頻繁，我們有所考慮，但一時還看不清蔣介石的總意圖。

陳昌浩接任紅四軍政委后，即開始在部隊中“肅反”。部隊一面“肅反”，一面打仗。他管“肅反”，我管打仗。

陳昌浩

我們首先在武廟集、草廟集、何鳳橋一帶打戴民權。戴是土匪部隊，很狡猾，你一打，他像烏龜一樣，把頭縮進城里，死活不出來，結果只消滅了他們個把營。

以后又轉到仁和集打敵十二師，連打援在內，打垮敵人三四個團。

戰(zhàn)后，部隊進駐白雀園，張國燾親自跑來，坐鎮(zhèn)紅四軍的“大肅反”。鄂豫皖根據(jù)地“大肅反” 的直接導火索，起自所謂“AB團”。“AB”二字，是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一詞的縮寫。

據(jù)陳昌浩告訴我，八月初，紅四軍南下作戰(zhàn)時，政治保衛(wèi)局在后方醫(yī)院中破獲了一個“AB團”組織。成員多是岳維峻的舊部，準備在九月十五日暴動，要炸毀醫(yī)院， 搶走岳維峻。一些縣委、區(qū)委也發(fā)現(xiàn)有改組派，并牽扯 到了部隊，軍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師政委李榮桂。所以，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說這些人是四軍中的反革命，要舉行兵變，拖走紅軍去投降國民黨。

開始，我將信將疑。

一方面，在“赤白對立”的那種嚴重形勢下，敵人派特務、探子、狗腿子來根據(jù)地內部進行破壞、策反，屢見不鮮，我們過去就處理過這類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斷有指示來，強調肅清混入我黨我軍內部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反革命組織。說我一點都不相信，那是假話。

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懷疑，也是真的。因為陳昌浩同志抓起來的那些紅軍干部，都是跟我們一起打游擊走過來的，作戰(zhàn)勇敢，平時沒有什么異常表現(xiàn)，一夜之間就成了改組派、AB團，使人不可理解。我們一邊行軍、打仗，他就一邊抓人，越抓越多，給了我很大的震動。

有天，部隊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邊的山坡上看著隊伍行進，陳昌浩也在。隊伍里抬著兩副擔架，上面蒙著白布，我就問他：“誰負傷了，抬的什么人？”

他看了我一眼說：“沒有誰負傷，那是許繼慎、周維炯，反革命，逮捕了！”

我大吃一驚。許繼慎、周維炯都是師長，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說：“怎么搞的，把師長抓起來，也不和我說一聲！”

他知道我不滿意，但沒再說什么。按照那時的規(guī)矩，“肅反”是單線領導，決定權在政治委員。捕人他有這個權利，相反，你要過問，便是越職擅權，不允許的。搬的是蘇聯(lián)的那一套，有什么辦法呀！

許繼慎

說許繼慎是反革命，當時就難以令人信服。

據(jù)我所知，紅四軍南下期間，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

有天，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派了個姓鐘的特務來給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下書，搞反間計。這封信是以蔣介石的名義寫的，詭稱：“匍匐歸來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憐”。表示歡迎許帶部隊去投蔣，定將受到優(yōu)厚待遇，云云。

許繼慎立即將特務逮捕，連人帶信一起送交軍部處理。曾中生和我審訊了特務，轉送分局處理。我們還給分局寫了封信，說明根據(jù)許繼慎同志的一貫表現(xiàn)，他不會有什么問題。敵人下書是搞的陰謀，企圖離間和破壞我們。

曾中生

對此，曾中生（曾任紅四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等職，1935年8月被張國燾秘密殺害于四川理番縣卓克基——編者注）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黨中央的報告中也作了說明：

“打下英山后，有名鐘蜀武者，自稱來找許繼慎的，經過我們秘密審訊以后，他說名義上是從南京政府派來運動許繼慎倒戈，實際上他是第三黨，受鄧演達之命來找許繼慎的?！?/p>

“鐘某我們還在密禁著，將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處辦。這里我們要負責，許繼慎在組織上當然不會有什么問題，然而許多社會關系不能打斷這一點，我們已嚴重警告他。總之，這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這里，我們更有嚴密黨的非常重要的意義?！?/p>

如果僅僅為了這樁公案，就逮捕許繼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蔣介石真有秘密勾結，還能把特務和信件，交給組織上處理嗎？

倪志亮同志從上海開會回來，曾悄悄對我說過：中央打了招呼，說許繼慎這個人關系復雜。

我也認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說他就是反革命。

許繼慎是黃埔軍校一期的學生，北伐戰(zhàn)爭擔任過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團參謀長，后任紅二十四師七十二團團長。他很早就入了黨，作戰(zhàn)身先士卒，指揮果斷、靈活、不怕死。

我和他在紅一軍、四軍一塊工作，未發(fā)現(xiàn)他有什么異?；顒印?/strong>在軍隊中，他并沒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勢力，或是企圖把軍隊變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他同國民黨有什么勾搭。

他只不過有點個人英雄主義，生活上散漫些，社會關系比較復雜點。這算什么大問題呢？那個時候和現(xiàn)在不一樣，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飯、睡覺、行軍、作戰(zhàn)，都是集體活動。誰有什么心思、動靜，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了很長時間，覺得他怎么會成了反革命呢？難以理解。許繼慎經常講張國燾是老右傾機會主義，為這件事，張國燾很討厭他。我勸過他，叫他不要再這樣講。我想，把他抓起來，這可能是一個原因吧。

周維炯

至于周維炯，他不光是有個人英雄主義，舊習氣也比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聰明，是員戰(zhàn)將。

我到鄂東北后，就聽說二徐（徐子清、徐其虛）在商南被槍斃的事。

還有個戴抗若，六安縣委派去的師黨代表，也被秘密處決。

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劉英兩同志去，調查整頓，又差點被搞掉。

這件事鬧得很大，上至黨中央，下至鄂豫邊區(qū)、商南根據(jù)地的干部，都知道。

后來，特委書記郭述申向中央寫過調查報告，六安縣委也寫過調查報告，都證明槍殺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澤渥等人所為，許多密謀都是背著周維炯的。他是師長，當然要負一定責任，但與王澤渥等絕不能相提并論。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為了搞清這些問題，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在延安時，曾找到鄂豫皖時期在保衛(wèi)局看押犯人的一個同志，問他：張國燾為什么要抓這些人，他們有些什么口供？

他說：“周維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現(xiàn)得多么堅決！

那個同志還說：“許繼慎的口供是，你們說我是改組派，我就算改組派好啦！”

搞了半天，也沒有辦法證實許繼慎、周維炯他們是反革命。

后來還是一個國民黨特務說了真話。一九四二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時，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梢?，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

白雀園“肅反”，鬧得真兇。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人，說我剛來鄂豫邊時廖榮坤等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里審查我。

“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xiàn)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

為了防止部隊發(fā)生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jiān)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許繼慎一案，是張國燾作文章的借口。他們把一些人抓起來，逼、供、信，宣稱許繼慎組織了反革命集團，要利用南下帶上部隊投降蔣介石；所謂在英山活捉的敵團長張漢全，亦被許繼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職。有鼻子有眼，以證明張國燾東出方針的正確和“肅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著中央的肅反指示，一手抓著許繼慎等人的“證據(jù)”，誰還能說話呀！

張國燾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借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tǒng)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zhàn)斗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lián)系的領導骨干。

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肖方、周維炯、姜鏡堂，以及許繼慎、曹大駿、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黃鋼、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yè)祺等團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干部、戰(zhàn)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

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qū)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wèi)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

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

像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統(tǒng)治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皖當一把手。這是第一條教訓。

第二條，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

像沈澤民同志（茅盾之弟，張琴秋前夫，曾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鄂豫皖省委書記等職，1933年病逝——編者注），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

沈澤民

其實，哪個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一點毛病呢？“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毛澤東同志說過這句話，就是要我們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即辯證的觀點，看待同志，看待事物。

天底下沒有一貫正確的人。人，總會有缺點和錯誤。有了缺點或錯誤，有非無產階級觀念，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的線索、依據(jù)，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認識問題與反革命混同起來，勢必搞擴大化。

陳昌浩同志就更兇嘍，捕殺高級干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干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他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你看黃鋼反革命多么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jù)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么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

逼、供、信這東西，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司空見慣，是剝削階級司法制度的產物。看京戲，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爺把驚堂木一拍，動不動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蘇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見到的冤案太多，才發(fā)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嘆。

我們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jù)，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干部和戰(zhàn)士，連AB團、改組派、第三黨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腦袋的罪名。你說他是，就承認。承認了還不行，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鄉(xiāng)，在一塊議論過什么事，便成了“同黨”、“反革命組織”。就這樣，一株連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fā)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條，鄂豫皖根據(jù)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

那個時間，是教條主義者統(tǒng)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jù)地，搞肅反，搞擴大化。他們把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鄂豫皖來，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肅反”經驗推廣到別的根據(jù)地去，來回折騰，大搞特搞，造成特別令人痛心的損失。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專門作過總結，這里不必多談。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程訓宣

附帶說一下我愛人程訓宣在“肅反”中的遭遇。這段敘述，也是我對她的悼念。

我和程訓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們難得有見面團聚的機會。

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圍剿”時我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zhàn)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讓警衛(wèi)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zhàn)。警衛(wèi)員回來悄悄地對我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

她的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

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jù)地后，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

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么罪過？周說：“沒什么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周純全

她家里弟兄姐妹五個，全都參加了革命，對黨忠心耿耿。大哥程啟光，共產黨員，我們的特務隊長；二哥當教員，也是共產黨員；三哥任過基層的蘇維埃主席，被敵人殺害；兄弟在我們司令部當警衛(wèi)員，以后在紅二十五軍，也被肅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過什么刑罰，我不清楚，聽說是打得不成樣子，沒什么口供，相當堅強。

一場革命，人民群眾的犧牲是巨大的。不僅對敵斗爭要付出血的代價，在黨的路線發(fā)生錯誤時，同樣會付出血的代價。由此不難理解，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是多么重要！

當時內部殺了那么多的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著共產黨，向著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志，難以數(shù)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原因是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紅軍指戰(zhàn)員，工農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血海深仇。歷史證明，我們的黨盡管多災多難，但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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