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傳錄的《第三只眼看水滸》中武松是 “被親情捆綁、被主流排斥、在潛意識里反復尋找‘歸屬’的孤狼”。他的 “打虎神勇”“殺嫂決絕”“反招安剛直”，本質是宋代游民在 “重文輕武” 體制下的生存突圍，其性格深處藏著兩大未被言說的潛意識欲望：一是對 “正統(tǒng)認同” 的執(zhí)念（渴望被主流社會接納），二是對 “情感錨點” 的渴求（害怕再次成為無依無靠的孤魂）。若用深層邏輯拆解，這兩種欲望恰是武松 “自我” 在 “本我” 原始沖動與 “超我” 倫理枷鎖間的反復博弈，最終塑造成那個 “一半是好漢，一半是孤孩” 的復雜形象。

一、超我： 武松潛意識里的 “自我壓制”

劉傳錄曾點破武松的 “軟肋”：“他對兄長的感恩，不在金銀錢糧，而在拒絕潘金蓮的色誘和殺嫂祭兄的行為中”。這 “軟肋” 恰是弗洛伊德所說的 “超我”—— 武松的超我，是被 “武大的養(yǎng)育之恩” 和 “宋代倫理規(guī)則” 雙重馴化的結果，它像一把無形的鎖，將其潛意識里的原始欲望（對美、對認同的渴望）牢牢困住。

武松自幼父母雙亡，是武大 “挑著炊餅擔子” 把他拉扯大，甚至 “替他背責罰”。這種 “養(yǎng)育之恩” 在武松潛意識里內化成 “必須滿足兄長期待” 的倫理枷鎖 —— 武大是個 “懦弱的侏儒”，他需要武松成為 “能保護他的硬漢”，而武松的超我恰恰承接了這份期待：哪怕他對潘金蓮有朦朧的好感（劉傳錄所謂 “正常男人對女性的感情”），也必須用 “嫂嫂” 的倫理標簽壓制。

原著里有個細節(jié)最見潛意識的掙扎：武松出差前，特地對武大說 “每日只做五扇籠炊餅，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表面是 “擔心兄長被欺負”，實則是超我在強化 “保護者” 的角色定位。當潘金蓮借酒挑逗他時，他 “劈手奪過酒盞，潑在地下”，罵道 “嫂嫂休要恁地”，這 “憤怒” 不是 “厭惡”，而是超我在恐懼：“若接受這份感情，就打破了對兄長的承諾，就不是‘好弟弟’了”。在他的潛意識里，“兄長的認可” 比 “自己的情感” 更接近 “可控的歸屬”，哪怕這份歸屬讓他痛苦。

劉傳錄認為 “武松殺潘金蓮，是對撕碎親情的報復”，但深層看，這更是超我驅動下的 “潛意識救贖”—— 當武大被毒死，武松的超我認定：“只有殺了潘金蓮，才能贖回‘沒保護好兄長’的罪，才能維持‘忠義弟弟’的形象”。弗洛伊德說，“超我會用‘自我懲罰’來平衡本我的欲望”，武松的 “殺嫂” 恰是如此：他在獅子樓先殺西門慶，再回來 “扯開潘金蓮的衣裳”（《水滸傳》第二十六回），這 “扯開衣裳” 的動作，不是 “羞辱”，而是潛意識里的 “情感切割”—— 他要親眼確認 “這個讓自己心動的女人，已是害死兄長的兇手”，從而讓超我徹底壓制對潘金蓮的朦朧好感，完成 “從有欲到無欲” 的 “倫理閹割”。

此后的武松，再也沒有對女性動過心思，甚至在孫二娘的黑店里，用 “調戲” 的方式掩飾內心的警惕—— 這不是 “不近女色”，而是超我在潛意識里種下的 “恐懼”：“靠近女性 = 打破倫理 = 失去歸屬”，他寧愿用 “硬漢” 的面具，掩蓋內心對情感的渴望。

二、本我： 武松潛意識里的 “孤狼本能”

劉傳錄不認同 “武松天生反骨” 的說法，他指出武松 “最初是想招安的，是主流社會的冷遇讓他心死”。這 “冷遇” 恰恰激活了武松本我的原始欲望 —— 弗洛伊德筆下的 “本我” 遵循 “快樂原則”，藏著 “被認可” 的生存本能和 “不被拋棄” 的安全需求。武松的本我從不是 “嗜殺的魔頭”，而是被超我長期壓制的 “孤狼”，他的每一次 “神勇”，都是本我在潛意識里向 “認同” 的吶喊。

在柴進莊上的武松，是 “被輕視的閑人”—— 柴進的莊客 “見他醉后打人，都不喜歡他”，柴進也 “只是一般看待”（《水滸傳》第二十二回）。這種 “被忽視” 的處境，讓武松的本我極度焦慮：他不想做 “靠兄長接濟、靠柴進施舍的閑人”，他需要一次 “證明自己” 的機會。

景陽岡打虎，恰是本我的爆發(fā)：當?shù)昙艺f “三碗不過岡”，武松偏要喝十八碗；當獵戶說 “岡上有虎”，他偏要上山 —— 這 “倔強” 不是 “魯莽”，而是潛意識里的 “賭命”：“若能打死虎，就能證明自己有本事，就能擺脫‘閑人’的標簽”。果不其然，打虎后他被陽谷縣縣令封為 “都頭”（《水滸傳》第二十三回），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獲得 “主流社會的認可”，此時的本我得到極大滿足：他終于不再是 “沒人要的孤孩”，而是 “被官府認可的好漢”。

武松對 “都頭” 身份的珍視，遠超常人想象 —— 他穿新衣裳、理新頭巾，認真對待每一件公務，因為這是他 “主流認同” 的唯一憑證。可張都監(jiān)的陷害，徹底打碎了這份認同：張都監(jiān)先 “收他做親隨”，讓他以為 “得到貴人賞識”，再誣陷他 “偷盜”，把他從 “都頭” 打回 “囚犯”。這種 “從云端跌落地獄” 的落差，讓武松的本我徹底覺醒。他血濺鴛鴦樓時，“殺了張都監(jiān)、張團練、蔣門神，連馬夫、丫鬟也沒放過”，這 “濫殺” 不是 “殘忍”，而是潛意識里的 “憤怒宣泄”—— 他恨的不只是 “陷害他的人”，更是 “反復拋棄他的主流社會”。就像弗洛伊德筆下 “被剝奪玩具的孩子”，武松用最原始的 “破壞”，反抗 “被認同又被拋棄” 的痛苦。

三、自我：武松性格里的 “矛盾根源”

劉傳錄最擅長挖水滸人物的 “矛盾性”，他說 “武松既想做朝廷的官，又想做江湖的俠”。這種矛盾，正是弗洛伊德所說的 “自我” 在 “本我” 與 “超我” 間的掙扎 —— 武松的自我，始終在 “追求主流認同” 和 “尋找江湖歸屬” 間反復調解，最終形成 “時而剛直、時而妥協(xié)” 的復雜性格。

在陽谷縣做都頭時，武松的自我策略是 “用忠義換認同”：他幫縣令辦事、替百姓除害，甚至 “送兄長上下班”，因為他潛意識里怕 “再次失去穩(wěn)定的歸屬”。就像一個 “被收養(yǎng)的孩子”，他拼命表現(xiàn) “乖巧”，只為不被 “養(yǎng)父母”（主流社會）拋棄。

這種 “妥協(xié)” 在他發(fā)配孟州時達到頂峰：施恩對他 “每日好酒好肉招待”，他就 “醉打蔣門神，幫施恩奪回快活林”—— 表面是 “報恩”，實則是自我在調解：“施恩給了我‘被需要’的感覺，我?guī)退鍪拢湍茉诿现菡业叫碌臍w屬”。此時的武松，仍沒放棄對 “主流認同” 的渴望，他以為 “靠本事報恩，就能被江湖和主流同時接納”。

張都監(jiān)的陷害，讓武松的自我徹底明白：“主流社會從不會真正接納他這樣的‘游民’”。此時，他的自我開始倒向本我，選擇 “江湖” 作為新的歸屬 —— 他在十字坡被孫二娘救后，“扮成行者，帶起鐵戒箍”（《水滸傳》第三十一回），這 “行者” 的身份，不是 “看破紅塵”，而是潛意識里的 “自我保護”：鐵戒箍是 “與主流決裂的象征”，行者的裝扮是 “融入江湖的通行證”。

上梁山后，武松的自我徹底倒向江湖：他反對招安，不是 “天生反朝廷”，而是 “怕招安后再次被主流拋棄”（《水滸傳》第七十一回）；他征方臘斷臂后，拒絕赴京，留在杭州六和寺（《水滸傳》第一百十九回），不是 “想當和尚”，而是 “六和寺有魯智深的骨灰，有他最后的情感歸屬”。劉傳錄說 “武松的結局是梁山的光明尾巴”，可這 “光明” 背后，是自我在 “主流” 與 “江湖” 間掙扎后的無奈選擇 —— 他終于找到 “不被拋棄的歸屬”，卻再也回不到 “想被認同的初心”。

弗洛伊德說 “潛意識是童年經驗與時代環(huán)境的疊加”，武松的童年是 “無父無母的孤孩”，成年后是 “被主流排斥的游民”，這些經歷讓他的潛意識里刻下 “怕被拋棄” 的烙印：他打虎是為了 “被認可”，當都頭是為了 “被接納”，殺嫂是為了 “不失去親情歸屬”，反招安是為了 “不被主流再次拋棄”。他的所有行為，都在圍繞 “尋找一個不拋棄他的地方” 而展開。

可遺憾的是，宋代的社會環(huán)境，從不會給 “游民” 真正的歸屬 —— 主流把他當 “工具”（用他打虎、用他剿匪），江湖把他當 “好漢”（卻沒人懂他的孤獨）。最終，武松在六和寺里 “聽潮聲、看西湖”，看似 “安度晚年”，實則是潛意識里 “歸屬渴望” 的妥協(xié)：他終于找到一個 “不被拋棄的地方”，卻再也找不回 “想被認同的自己”。

武松的性格，從來不是 “天生的好漢”，而是 “時代規(guī)則擠壓出的孤狼”—— 他的潛意識欲望，不過是 “想被人認可，想有個家”，可在那個 “文官當?shù)?、游民如草?的時代，這最簡單的欲望，終究成了他一生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