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清朝末代肅親王善耆在擔任京師步軍統(tǒng)領（俗稱“九門提督”）期間，曾在北京頒布禁令，全面禁止 善耆干嘛和相聲過不去呢？ 根據相聲前輩張壽臣的回憶，善耆曾便裝前往北京護國寺聽"暗相聲"（一種布帳內表演的口技相聲，部分內容涉及低俗題材，大家可以腦補一下），其間他還遇到熟人，頗感尷尬。此后他對相聲產生了負面印象。 然后到了1906年的一天，“九門提督”善耆出巡至京城地安門大街，正在"撂地"說相聲的藝人魏昆治因未及時停止表演避讓，與善耆的隨從發(fā)生沖突。最后魏昆治被打四十鞭、戴枷游街示眾三天。 據說事后有人向善耆挑撥，指稱有相聲藝人在作品《大人來了》中通過諧音手法如何如何地諷刺了他（用"扇起陰風"暗指"善耆"）...... 善耆聞罷大怒！ 于是善耆隨后在京城城門張貼告示，明確禁止相聲演出。 告示中的核心內容如下： "京城首善，敦睦為先，淫戲褻唱，諭禁久宣。更有相聲，信口胡言，排街賣嘴，制造事端，亂俗惑世，謗圣毀賢，似此惡藝，厲禁昭懸......重則拘押，輕則罰鍰"。 從告示中可以看出，官方給出的禁演理由主要包括： 1. 內容低俗：指稱相聲為"淫戲褻唱"、"信口胡言"。 2. 社會影響：認為相聲"亂俗惑世，謗圣毀賢"，即擾亂社會風氣、誹謗圣賢。 3. 表演形式：批評相聲"排街賣嘴，制造事端"。 舊相聲確實不怎么高級，充滿性明示、暗示、黃色笑話和下流比喻。包袱的“底”往往是一個黃色笑話；在語言上還動輒占對方或對方親屬的便宜，尤其是以對方父親、母親、妻子等為調侃對象；至于屎尿屁與身體缺陷也必不可少。 所以官方公告里說的也不是空穴來風。 當時京城的這個相聲禁令導致魏昆治蒙冤受辱，李德钖（萬人迷） 和張德全等著名相聲藝人被迫離京出走，焦德海等人則改行謀生。相聲在北京幾乎絕跡近四年，作為相聲發(fā)源地的北京出現了一段相聲空白期。 但這一禁令客觀上促進了相聲向天津、保定、沈陽等周邊城市的傳播，為相聲在更廣泛地區(qū)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善耆的禁令針對的與其說是相聲本身，不如說是當時相聲行業(yè)中存在的"葷口"、"臭活"等低俗內容。這促使相聲行業(yè)開始注重內容，淘汰低俗表演，推動了"文明相聲"的發(fā)展。 作為京師步軍統(tǒng)領，善耆有責任維護京城的社會秩序。當時撂地演出的相聲確實可能引發(fā)人群聚集，影響交通和治安。 晚清時期社會動蕩，清廷統(tǒng)治不穩(wěn)。而相聲作為一種諷刺藝術，其針砭時弊的特點可能引起了統(tǒng)治階層的不安。 肅親王善耆禁相聲這一歷史事件，當然是朝廷管得太寬了。雖然這種對民間藝術的打壓也折射出早期相聲藝術存在一些內容問題，但相聲藝術的自我凈化與地域傳播會促進"文明相聲"逐漸成為行業(yè)主流。 這一百多年前的"反三俗"事件告訴我們，藝術的健康發(fā)展需要在內容趣味和社會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點。雖然諷刺與幽默一直是相聲藝術的本質特點，但如何保持諷刺的智慧而非依靠低俗內容，是相聲發(fā)展過程中始終需要面對的課題。 不知道是不是郭德綱們有點飄，反正從2025年11月起，北京要求相聲演出段子提前上傳備案，現場不得隨意“現掛。若與備案不符，將停演并可能罰款；觀眾入場需掃碼核對備案號，確保內容一致。 文旅部強調內容審核：要求加強小劇場相聲的內容審核與現場監(jiān)管，嚴禁低俗、違規(guī)及意識形態(tài)問題內容，涉及重大題材的需嚴格把關，確保導向正確、健康向上。 這是相聲史第三次“反三俗” 運動。 第二次“反三俗” 運動是由中國杰出的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先生領銜開展的。那一次將“甚囂塵上”的“德云社”整得雞飛狗跳。 現在相聲段子需提前備案，現場“現掛”成高危行為，演員臺詞必須與審批文本分毫不差。一場場演出，儼然成了“審查式相聲”的范本：笑點被編號，包袱需審批，連笑聲都仿佛要經過“安檢”。 這種“創(chuàng)新”的監(jiān)管模式，會不會讓相聲從活靈活現的民間藝術，徹底淪為戴著鐐銬跳舞的“合規(guī)標本”呢？ 記得“反三俗”的善耆王爺禁相聲五年后，大清就轟然倒塌了。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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