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琪琛

當組織遇上技術

作者 |張琪琛

作者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原文 |

拙文《紅利差異與組織失序：“技術—組織”互構視角下的基層智慧司法》有幸發(fā)表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5期。文章從問題萌發(fā)、初稿成文到終稿付梓歷經三年半的時光，恰好貫穿了我的博士生涯的始終。其間得到了諸多師友的指導與幫助，特別是投稿過后匿名審稿專家、編輯部老師們的傾囊相授，令文章的思考深度和寫作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我深刻明白，自己尚處于初入學術研究之門的蒙昧狀態(tài)，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犯下過不少低級錯誤，倍感慚愧的同時，也更加感激著這一路來包容和指引我的前輩們。

文章發(fā)表后，不少老師和同學就經驗、框架及結論進一步提出了些許疑問，部分批評犀利且直擊要害，在一一回應的同時，我也認識到文章仍有許多未曾交代清楚的背景和前提。因此，當責任編輯黃添祺老師詢問我是否有意寫作一篇手記時，我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不僅是想更好地感謝幫助過我的師友們，而且希望借此機會將本文的問題緣起、研究過程和未盡的思考呈現給讀者們，供大家批評。

一、問題緣起：技術賦能之下的基層司法困局

每年暑期，我的導師黃家亮教授都會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抽出時間組織師門的本、碩、博學生一同前往安縣開展集體調研。這種培養(yǎng)模式后來甚至演變?yōu)閷W院的一門特色實踐課程，而本研究正是源于這樣的一次集體調研。

糾紛解決是師門傳承多年的經典議題，我的碩士論文即以此為基礎，探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及其體系運行的有效性，并以安縣作為田野調查地點。2021年暑期，為了以實習生身份進入安縣政法委掛職調研，全面掌握其大調解體系的運行機制，我?guī)缀踝弑榱税部h所有的鄉(xiāng)鎮(zhèn)和街道，最終將研究焦點鎖定在鄉(xiāng)鎮(zhèn)一級的專職人民調解員身上。與民間非正式調解人不同，這些專職調解員大多擁有行政授予的半正式身份，有的甚至身兼派出所、司法所和人民法庭的多重職務，在基層糾紛治理中發(fā)揮了重要的組織協調作用。其中，人民法庭授予他們的陪審員身份尤為關鍵：一方面，陪審員每月1500元的補助是他們全職開展調解工作的基本保障，且每調解成一樁案件還能獲得法院額外給予的100元獎勵；另一方面，在傳統民間調解網絡式微的背景下，法院不僅成為他們獲取案件的主要來源，更是他們調解有效性的關鍵支撐，因為調解書通過司法認定后具有法律效力，這是許多當事人愿意接受調解的首要原因。

因此，當老師將2022年暑期的集體調研組織工作交由我來負責時，我便毫不猶豫地將安縣法院作為重要一站。當然，這離不開安縣黨委、政府及其領導的大力支持，特別是縣委辦同志們的牽線搭橋，沒有他們，后續(xù)的田野調查不會如此順利。出于研究倫理的考量，恕我不能實名表達感謝。

在安縣法院的座談會上，接待我們的趙院長在簡要介紹法院的組織和人員情況后，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咱們這次調研的目的是什么？你們是想了解基層的真實問題并向上反映，還是僅僅為了完成調研報告，展示基層法院和一線法官的工作成果？”未等我們回答，趙院長便繼續(xù)解釋道：“咱們還是開誠布公吧。依照你們之前的來函要求，我們邀請了這么多法官參加，但如果只是像領導視察那樣談談工作成績和心得體會，歌功頌德、總結成功經驗啥的，那咱們不如抓緊拍個照，早點結束這場會。我可以直接提供一些我們現成的文字材料和宣傳手冊。這法官們都很忙，案子壓力很大，咱們也讓他們早點回去工作，你們看行不行？不過，如果你們想了解真實情況，將一線司法面臨的困境如實反饋，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法官還是有很多話要說的。”

于是，在我們表達了希望了解真實情況的意愿后，這場座談會果真如趙院長所言，變成了一場“訴苦大會”，一幅與筆者腦海中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基層司法圖景就此展開。毫不夸張地說，基層法院的實際運行模式和一線法官的真實工作狀態(tài)與多數人的想象大相徑庭。法官們的日常工作并非充滿“高大上”的法律儀式和晦澀難懂的法律文書，反而顯得頗為平常。每位法官都像是“司法流水線”上的計件工，日復一日地進行機械繁瑣的重復工作，在近乎“全景敞視”的司法監(jiān)督下，為追求更高效率和更優(yōu)質量的“司法生產”而竭盡全力、身心俱疲。與這個“996”、“007”時代的“大廠”打工人一樣，他們光鮮亮麗的工作背后隱藏著無盡的心酸與苦楚。

自2015年以來，安縣法院面臨嚴峻的“案多人少”困境（如表1所示）。一方面，隨著“立案登記制”的實施，民事一審案件和首次執(zhí)行案件的收案總量穩(wěn)步增長，年平均增速分別達到12.36%和26.02%。另一方面，隨著“法官員額制”的推行，辦案法官人數不增反降。特別是2018年前后，審理法官和執(zhí)行法官數量均出現斷崖式下降。當年法官人均辦案量驟增，民事一審案件人均審理量增長近50%，首次執(zhí)行案件人均執(zhí)行量更是翻了3.3倍。近年來，隨著案件總量持續(xù)增加，審理和執(zhí)行法官的人均辦案量均突破300件。2022年，人均執(zhí)行量首次突破500件，為2013年的20余倍，此后維持在600件以上的高位運行。不難想象，執(zhí)行法官面臨的辦案壓力何等巨大。由此可見，法院“案多人少”困境的嚴重程度，法官們的抱怨與苦惱也自然不難理解。

為了應對訴訟爆炸帶來的“案多人少”困境，人民法院自2014年起便開始嘗試借助先進信息技術來提高基層法院的司法能力，以求消除“立案難”、“審理難”和“執(zhí)行難”三大頑疾。安縣法院亦于2019年前后完成了立案、審理、執(zhí)行全業(yè)務流程的司法信息化改造。然而，隨著一系列的“智慧法院”系統落地基層，一線司法工作似乎變得更加繁重。

與頂層設計和研究設想的不同，先進信息技術落地應用于基層司法非但沒能實現所謂的技術賦能和智慧司法，減輕基層法院的“案多人少”壓力，反而導致基層法官辦案變得更加困難。一方面，原本簡易的線下程序為規(guī)范化、標準化的線上程序所取代，帶來的是數倍于前的文書工作量，使得單一案件耗費的時間成本和人力資源成倍增加。換言之，技術帶來的賦能增益還抵不上其負能效果。

在案件總量逐年增加的背景下，這種“技術負能”之感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系統考核較之過去更為嚴格，不僅對審理過程和卷宗文件的規(guī)范性要求變得更高，為了敦促法官提高辦案效率，線上督辦的頻率和頻次也變得越來越緊密。法官們坦言“自己像是戴著各種緊箍咒在辦案”，寸步難行、身心俱疲。

于是乎，諸多的經驗困惑也悄然在我心中萌發(fā)了：在智慧系統對基層司法的各個領域都有著如此多裨益的情況下，法官們?yōu)楹螀s會對這此頗有微詞？他們不僅普遍覺得智慧系統的應用令辦案過程變得更加復雜和繁瑣，產生了諸多的無效重復勞動，而且還感受到了更大的心理壓力和監(jiān)督束縛，以至于沒有受任何非司法的外部性因素影響的正常辦案甚至都成了一種奢望。同時，當前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立案登記制”、“法官員額制”等制度原因造成呢？究竟是基層法院為自身的司法低效和不作為尋找的一番托詞，還是果真如法官們所言是與日俱增“案多人少”壓力的必然結果呢？

二、 田野體驗：一場深入司法的探索之旅

2022年11月，經由安縣縣委辦的再次引薦，我獲許進入安縣法院開展研究，只是受疫情影響，直到2023年1月底方才真正進入田野?；谇捌陬A調研的經驗，我將田野的重心選在了“案多人少”和“涉訴信訪”問題最為嚴重的執(zhí)行部門。

2023年1月至5月，我對安縣法院執(zhí)行局下轄的執(zhí)行指揮中心、集約團隊及五個執(zhí)行團隊運用智慧司法系統的情況進行了深入考察。通過參與團隊辦公，我得以訪談包括主管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院長在內的執(zhí)行局全體員額法官、法官助理及部分書記員，全面掌握了執(zhí)行局自成立以來的歷史沿革、智慧執(zhí)行系統的落地過程及其應用現狀。2023年6月至10月，我轉至民事審判庭，圍繞智慧審判實踐展開調研。期間，我先后跟隨多個審判團隊參與日常辦案，并系統搜集、整理了該院近10年的質效數據。為全面了解基層智慧司法的實際狀況，我還利用空余時間走訪了辦公室、立案庭、速裁團隊、行政庭、信訪辦，與各部門負責領導及一線法官進行深入交流，力求全面掌握該院各業(yè)務領域智慧系統的應用情況。鑒于“案多人少”的現實困境，我在調研期間甚至直接參與了許多案件的辦理。不僅在庭審和執(zhí)行過程中以書記員的身份協助辦案，更在智慧系統的輔助下獨立撰寫了多份判決書。這一過程使我深度融入法院的日常運作，真正實現了“參與式觀察”。

因此，我必須向安縣法院的司法工作者們抱以最誠摯的感謝，是他們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支持，讓我得以深入司法實踐的核心地帶，觸摸到基層司法最真實的脈搏。這段田野經歷不僅徹底顛覆了我過往對司法工作的認知框架，更讓我深刻意識到：當技術理性試圖以標準化流程重塑司法實踐時，那些被算法遮蔽的人性溫度、被系統過濾的實踐智慧，恰恰是破解“案多人少”困局的關鍵密碼。在與執(zhí)行法官共同下鄉(xiāng)實地走訪當事人時，在民事審判看智慧系統自動生成的判決書被老法官逐字修改時，在信訪辦目睹當事人因賠償久久未能執(zhí)行而聲淚俱下的控訴時，我逐漸拼湊出一幅技術賦能與司法傳統激烈碰撞的完整圖景——這種碰撞既非簡單的技術失靈或異化，也不是制度設計或機制缺陷的必然后果，而是信息技術與司法組織在基層實踐場域互動、互構的復雜產物。

三、 寫作過程：從經驗解釋、理論對話到機制歸納

許多優(yōu)秀的研究者能夠從既有的理論脈絡出發(fā)，提出經驗困惑和理論問題，這也是學術論文與研究報告的關鍵區(qū)別所在。然而，在文章寫作初期，由于搜集和閱讀的相關文獻主要集中于法學領域，我陷入了各種法律中心主義的規(guī)范概念中難以自拔。從直觀感覺出發(fā)，我意識到這種“規(guī)制取向”的研究反思存在價值先行、過度夸大缺陷和危害的嫌疑，甚至部分研究還帶有“反技術”的邏輯傾向，卻未能找到合適的理論對話點。

因此，文章的初稿實際上更像是一篇研究報告，其成文主要是為了“應付”博士一年級時張瑞辰老師講授的《社會學專業(yè)前沿研究——“數字社會學”專題》課程的期末作業(yè)。當然，正是在課程作業(yè)的壓力驅動下，我在田野調查中期便開始回溯已有的田野經歷，并將研究問題聚焦于“技術越賦能，執(zhí)行越困難”的賦能悖論。同時，從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各種賦能差異出發(fā)，我嘗試歸納出這一研究問題的經驗解釋機制（如圖1所示）。盡管沒有深入閱讀太多技術社會學領域的文獻，但細細想來，這一“經驗直覺”的產生應是受到了數字不平等、數字鴻溝等流行概念的影響。為了有別于甚至超越這些概念，我借鑒了Ogburn的“文化墮距”（Cultural Lag）來對經驗解釋進行“學術包裝”，希望以此突顯技術賦能差異的動態(tài)積累效用。這一效應的學理性歸納也構成了本文后續(xù)寫作的重點。慚愧的是，這份略顯拙劣的研究報告因問題較為有趣而得到了張老師的認可，但她也指出文章缺少必要的理論對話，并提醒我應從技術社會學或法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出發(fā)進行深入探索。

正因如此，我開始廣泛閱讀技術社會學領域的文獻，并因此接觸到了技術與組織的細分研究領域。得益于邱澤奇老師及其師門學生在此領域的多年耕耘，通過閱讀他們撰寫的一系列文獻綜述和主題研究，我迅速掌握了該專題領域理論脈絡的演進過程。特別是在閱讀了他們于2016年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從數字鴻溝到紅利差異——互聯網資本的視角》一文后，我將自己的經驗思考與他們提出的“紅利差異”概念聯系起來。結合既有研究歸納的多種分析路徑，我嘗試從技術與組織不同的互構維度出發(fā)，對基層智慧司法實踐中的多元紅利差異進行類型化總結，并以此將原本的經驗解釋提煉成了一個更具“理論色彩”的分析框架（如圖2所示）。

為了避免閉門造車，我先后將文章投稿于第十二屆“法律與社會”高端論壇、2024年“中國社會學年會·技術社會學論壇”、第二十一屆組織社會學實證研究工作坊以及第十三屆社會理論工作坊等學術會議，并幸運地得到了尤陳俊、張樹沁、石磊、李英飛、孟慶延等老師的修改建議。針對文章的分析框架，許多老師都指出該框架涵蓋的分析維度過于繁雜，若充分展開討論，其實際內容并不是一篇期刊論文能夠承載的。這其中，孟慶延老師的批評尤為一針見血，他指出“研究缺少具體的理論對話點，因此對核心解釋的機制性歸納才如此籠統，以至于分析框架大而不當”，并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建議我“貪心一些”，把文章的分析框架、各維度的互動分別拆成不同的文章進行寫作，但首先還是需要把研究對話點思考清楚。

于是乎，在重新閱讀了技術互構論相關研究之后，我既有研究揭示了許多技術應用于組織之后的紅利差異現象，并將研究討論聚焦于于這些“紅利差異”現象為何產生，卻缺少對這些“紅利差異”現象后續(xù)影響的進一步追問。換言之，紅利差異對組織日常實踐的影響如何，以及這種影響的作用機制是什么實際尚有一定研究空白，而我的研究困惑和經驗觀察卻恰好可以對此作出部分補充。

由此，技術應用后的組織變遷成為了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在黃家亮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順利完成了以此為題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撰寫，并于2024年10月初成功通過了開題答辯。在答辯過程中，趙延東、朱斌和洪偉三位老師提出了諸多富有建設性意義的修改建議。至月底，我對文章進行了又一輪的修訂，對內容大幅精簡的同時，將紅利差異的實踐影響初步歸納為了一種組織分化機制（如圖3所示）。在黃家亮老師的鼓勵下，我決定將論文投稿至《社會學研究》雜志。即便未能被錄用，能獲得寶貴的修改意見也是極好的。

投稿后，我專注于博士論文的寫作，進一步發(fā)現了許多研究資料的缺失，并于2025年4月重返安縣法院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補充調研，對過去幾年里的變化進行了追蹤，并初步驗證了部分研究結論。得益于這輪資料補充，當五月初收到了向靜林老師發(fā)來的審稿意見后，我能夠較好地回應審稿專家們的質疑。

當然，即便在心理上早已有所準備，但面對數千字的犀利意見，我依舊感到心頭一沉。然而，在仔細閱讀后，我驚喜地發(fā)現，兩位審稿專家在提出質疑的同時，也為我提供了許多潛在的思路指導。尤其是他們要求我進一步厘清從紅利差異到組織分化這一過程的具體機制，這無疑推動了我對文章核心分析框架的進一步提煉。此外，兩位專家還對文中部分用詞和表達提出了質疑，指出“組織分化”、“組織失敗”、“優(yōu)勢部門（或劣勢部門）”等概念表述不僅內涵模糊、容易引發(fā)歧義，而且可能與現實情況不符，并建議我進一步優(yōu)化表達或增加證據。基于此，結合4月的補充調研，我對解釋機制進行了更深入的提煉，核心框架也隨之形成（如圖4所示）。

7月，在成都年會后不久便收到重評意見和審稿會意見，仍舊是密密麻麻的數頁批評，且只給了一周不到的修改時限。所幸，在向靜林老師的鼓勵和指點下，我迅速抓住了修改的重點：通過對概念表述的修正進一步增強分析和解釋的精準性，并跳出基層智慧司法的經驗，從一般性的組織原理出發(fā)對分析框架及其效力進行歸納。由此，我徹底拋棄原有的組織分化、組織失敗等概念，轉而從組織內部協作和運行秩序的角度出發(fā)，將紅利差異的影響歸納為組織失序風險，并將效率分化作為中間機制（如圖5所示）。

此后，在責任編輯黃添祺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文章順利通過了三校環(huán)節(jié)，得以發(fā)表。眾多作者的手記中，這一環(huán)節(jié)往往給他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而親身經歷之后，我才真正領悟其背后的深意。說來慚愧，導師黃家亮老師曾多次以“文字過于晦澀”、“表達語焉不詳”等委婉之辭，指出我的基礎寫作問題。因此，每一輪編校過程中，黃添祺老師都需要與我進行數日的細致溝通，對每一個細節(jié)、每一處證據、每一個標點都進行反復確認。不難想象，這背后需要付出多少的心力與汗水，不僅讓我感嘆編輯老師們高超的職業(yè)素養(yǎng)，更令我由衷感激他們的包容與耐心。

四、 未盡討論：技術與組織的良性互動可能

文章雖然在師友們的幫助下得以發(fā)表，但實際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澄清，部分議題也因篇幅所限未能充分展開討論。例如，不少師友指出，安縣法院的案例和現象似乎并不具備普遍性。畢竟，相較于北上廣深等發(fā)達地區(qū)的基層法院，安縣法院的案件量實際上并不算多，且在技術應用和人員素質方面也遠不及這些地區(qū)。因此，其所面臨的難題，或許在這些地區(qū)并不存在。然而，事實卻是，正因為這些地區(qū)的法院案件量更大，執(zhí)行領域不僅面臨嚴峻的“案多人少”問題，審理部門同樣早已不堪重負。為緩解審理壓力，法院只能從立案環(huán)節(jié)入手，通過先行調解等制度手段來延緩立案，這反而使得“立案難”問題在這些法院更為突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執(zhí)行難”問題在這些法院就完全不存在，相反，由于“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尖銳，這類法院的“執(zhí)行難”問題只會更加嚴重。同樣，隨著近年來立案量的持續(xù)增長，安縣法院的審理部門也開始面臨工作飽和問題，審理領域的“涉訴信訪”問題也逐漸回升，但這并不意味著執(zhí)行階段的效率問題能因此得到解決。

當然，從“紅利差異消減—效率分化消弭—失序風險消除”的思路出發(fā)，我們應當繼續(xù)思考如何通過有效的組織機制來實現技術與組織的良性互動。正如筆者在安縣法院最后一次調研時觀察的那樣：通過內部的機構改革和制度優(yōu)化，組織完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內部協作失序的問題。一方面，通過對紅利分配制度的邏輯優(yōu)化，不僅能夠維持現有的賦能基礎，還能降低技術應用的負面影響。隨著《信訪工作條例》的出臺，纏訪、鬧訪、越級訪等策略行為失去了制度合法性，基層法院得以采取一系列打擊措施，“以訪促執(zhí)”策略的有效性因此大幅降低。同時，隨著質效考核制度的革新，指標設計進一步優(yōu)化，基層法院在追求績效與提高司法滿意度之間的一致性不斷增強，績效主義開始顯現出更多的積極效應。另一方面，通過組織機制調整和內部資源優(yōu)化，為劣勢部門轉移更多優(yōu)質資源、實施定向補強，也能夠有效消弭分化。例如，為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安縣法院由院領導牽頭組建專班，深入研究執(zhí)行流程的優(yōu)化機制，并大幅調整執(zhí)行團隊的人員結構，將辦案能力不足的業(yè)務人員調離一線崗位，補充年輕、能干的業(yè)務精英進入執(zhí)行隊伍，同時利用勞務派遣、大學生見習崗等方式靈活擴充執(zhí)行團隊規(guī)模。這些舉措雖未能徹底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卻切實改善了安縣法院的執(zhí)行狀況，如2024年實際執(zhí)結案件數量大幅提升，案件終本率也有所改善。當然，這種努力是否具有長期有效性，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