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客廳”看王笛老師在遠家的活動直播，談他的新書《茶館2》。

他經(jīng)常回成都做分享，過去兩年，光是有杏書店就來了四次。作為讀者和書店主，我都非常感謝他。

這次回來和以往有一些不同。我看到另一張海報，他要在四川大學發(fā)表一個“講席教授”的就職演講——30多年之后，他又回到川大歷史系了。

王笛在川大讀完碩士就留校了，很快成為學術(shù)新星，他是全國最年輕的歷史學副教授之一。如果留在川大，他在90年代就會成為教授。

他選擇辭職，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這毫無疑問是選了一條困難的道路。但是，如果一直留在川大，他也不可能寫出《茶館》《街頭文化》《袍哥》那些杰出的著作。

在霍普金斯大學他跟隨城市史大家羅威廉做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的研究思路。他開始關(guān)注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從宏觀轉(zhuǎn)向微觀。

這讓他對成都的研究別具一格。在成都寫這這個城市的人多了去，但都是一種“內(nèi)部視角”，是在成都看成都，而王笛是一種“世界視角”，在“內(nèi)部”和“他者”之間切換。

他至今不能講標準的普通話，而是一口“川普”。在成都話和英語之間，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17年王笛老師已經(jīng)在澳門大學任教，那時他在騰訊大家有一個關(guān)于成都的專欄，那時候我和他取得了聯(lián)系。后來他每一次回成都，我都會去聽他的講座。

如果說對成都的歷史研究奠定了他作為國內(nèi)一流歷史學家的地位的話，他這些年的公共表達，包括講座和接受媒體采訪以及一些視頻節(jié)目（如十三邀），則讓他成為最受人關(guān)注的“公共史學家”之一。

在這一點上，他對成都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并不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學家”。能研究好一個城市已經(jīng)很難得，而自覺有一種公共表達的責任，面向普通大眾講述學術(shù)成果和普及常識，在當下更是罕見。

我還記得疫情中他回成都的一次講座。在幸福梅林的敦壩，超過140人坐在那里聽他講話，從晚上7:30到10點，王笛以為講座結(jié)束，準備給一些書簽名。主持人靈子告訴他，等會兒是問答環(huán)節(jié)，現(xiàn)在是“中場休息”。

他站起來準備去衛(wèi)生間，“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啦?！蹦翘斓幕顒?，持續(xù)到接近晚上12點。

送他回酒店的車上，他說，在澳門，一個講座和讀書會，來不了多少人。

而成都則完全不同。他熟悉這里的街道，這里有父母、親人、發(fā)小。有一次他來有杏，向我介紹陪同的朋友，“這是我哥哥。”

和自己哥哥一起去書店做講座，這真讓人羨慕。流沙河先生還在世的時候，在一個講座上看著王笛說：“王老二現(xiàn)在了不起”，那種長輩的眼神也讓人動容。

沙河先生是看著他們兄弟長大的，而在這樣的場景中我看到的則是一種叫做傳承的東西——文化，是真實存在的。

每次回成都，在有杏書店講座，王笛都是喝蓋碗茶，他仍然鐘情于“三花”。盡管在成都已經(jīng)有很多高級的茶了。

他是屬于成都的，而成都也屬于他。每次見到王笛老師的時候，我都意識到自己其實是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