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內蒙赤峰敖漢旗，考古發(fā)現(xiàn)興隆洼遺址，后來又在相距不遠之處發(fā)現(xiàn)興隆溝遺址，它們都被稱為“興隆溝文化”。

在這些遺址中，考古挖出幾千粒炭化粟黍，經過黍粒同位素測定、遺址科學斷代等綜合判斷，證實它們距今絕對年代為7670—7610年前，且中外其他黍與之基因同源。

據(jù)此，證實黍起源于中國，而非西方所說的西亞。由于古今人類社會之中，無論文明如何璀璨，科技如何發(fā)達，都逃不過最基本的“吃飯”問題，因此中國黍被馴化成熟后，兼之黍適合干冷地區(qū)，于是黍就向西傳播，故而中國以西很多遺址之中都有黍。

問題在于：隨著越深入的研究中國黍，研究中國以西各大上古遺址中的黍，卻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就是越研究中國“黍”、西方歷史就越被質疑，乃至西方歷史敘事有被顛覆的可能，那么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方斷代重大錯誤

由于中國以西很多遺址中都有“黍”，于是過去西方學者都對這些“黍”有過斷代，但新世紀后中外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諸多重大錯誤。

首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王巍曾指出：中國曾利用DNA技術研究西亞黍、歐洲黍，與中國黍基因同源，但“原來號稱有6000多年歷史的西亞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因為原來估計的年代就差別很大”。

至于歐洲匈牙利的黍，原先認為具有5000年歷史，但嚴格檢測之后只有3500年的歷史，都被高估了1500年以上。

其次，今年《中國科學》發(fā)表了《公元前第二千紀以來東歐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論文，對羅馬尼亞的巴亞-因穆基遺址和多布若瓦茨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黍進行了碳十四檢測，結論是“雖然黍粟遺存常出土于歐洲5000BC年以前的遺址地層中，但其測年結果均晚于1600BC”。也就是說，羅馬里亞黍的年代被高估3400余年。

第三，2020年西方學者論文《新AMS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追蹤了黍種植的傳入與傳播及史前歐洲農業(yè)變革 》指出：在號稱“公元前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地層”，檢測到的歐洲黍年代距今不超過4000年。

與之類似的論文還有不少，都是在號稱更古老的遺址中，檢測到的黍卻很“年輕”，普遍比號稱的遺址年代年輕數(shù)千年。

顯然，西方在黍的斷代問題上存在重大錯誤，將黍的年代普遍高估了數(shù)千年。其中，以前西方一本正經的論文考證出“黍源于6000年前的西亞”，為何他們寫論文、下結論時，沒有嚴謹?shù)淖鲆蛔隹茖W測年呢？

斷代錯誤背后思考

按照正常思路，既然該土層中的黍斷代錯誤，那么過去對該土層的斷代理應存在問題。也就是說，以前認為該土層為距今6000年，但檢測出黍只有4000年，那么該土層應該只有4000年，這樣才符合正常邏輯。

但問題是：如果以科學檢測的黍的年代為土層年代，那么西方歷史敘事顯然就會出大問題，整個年代框架就要重新構建，西亞歐洲等遺址的斷代要普遍下調2000年左右，比如蘇美爾文明史就要下調1500多年，就是始于3500年前了，那么能這樣嗎？如果不這樣，該如何解釋呢？

對于“黍”斷代的錯誤問題，如今西方給出的答案是“晚期混入”，就是蟲子打洞，讓晚期的黍粒通過“蟲洞”混入到了早期土層。總之，以前對遺址的斷代沒有問題，黍的斷代錯誤是特殊情況造成的，黍的斷代錯誤不影響遺址斷代。

比如，上文《公元前第二千紀以來東歐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土層中還出土了一些小麥，西方檢測結論是公元前4336—4224年，與過去主觀臆斷的年代基本一致，唯獨里面的黍年代都不超過公元前1442年。

一切看起來都很“科學”，都是“科學結論”，但其中諸多巧合依然讓人費解：為何西亞和歐洲的蟲子總是如此“調皮”，總是讓黍混到更古老的土層中？到底是蟲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甚至，匈牙利黍和西亞黍為何不約而同的混入到1500年前的土層中？

最后，雖然黍的斷代錯誤問題，如今看似已有“科學解釋”，但這種解釋顯然還有些蒼白，原因很多，筆者簡單談兩個與之相關的：

首先，以黍的年代為遺址土層年代，將西方對蘇美爾、古埃及的年代下調，那么雖然它們的歷史將不再悠久、不再神奇，但卻將更符合生產力原則，很多缺乏演化鏈的、突然出現(xiàn)的“原創(chuàng)”發(fā)明也就有了外部傳入的解釋，總之下調年代的確讓人對其祛魅，但卻會變得更為真實可信一些。

其次，以黍的年代為遺址土層年代，西方無法承受這樣的斷代結果，因為這將直接摧毀西方構建的歷史框架體系，西方中心主義構建的歷史優(yōu)越性也就會轟然倒塌，所以西方可以丟棄黍的斷代、承認其斷代錯誤，但不能否定遺址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