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財稅史，網(wǎng)上有個頗為盛行的觀點，“閹黨開征商稅，而和東南士紳富商沆瀣一氣的東林各種罷止商稅”。那么這個商稅到底是什么稅，它又是如何征收以及各時期分別征收了多少呢？

明朝朝廷和地方（州、府、布政司）的財政收入，按類型大致可分為，田稅、屯田、差（徭）役、鹽礦茶、關稅（鈔關和海關）、其它雜稅（含加派）等六大項。從廣義上說，除了田稅、屯田、徭役，其余可統(tǒng)稱為“商稅”。

對于名目繁多的雜項，明廷又將其分為“住稅”和“過稅”兩類。前者是針對貨物生產(chǎn)銷售環(huán)節(jié)的稅種，如塌房稅、門攤稅、牙稅、契稅、酒稅、典鋪酌分等等。后者是在貨物運輸環(huán)節(jié)征收的稅目，如門稅、過壩稅、過閘稅、工關稅（竹木炭抽分）等等。

由于“鹽礦茶”是朝廷管控經(jīng)營（不僅是為了獲取直接稅費收益）項目，加上“過稅”和朝廷的鈔關、市舶司（海關）征稅重疊度高，所以明清兩朝的“商稅”更偏向于一個狹義的概念，對入市交易貨物所課之稅，即“住稅 + 關稅”。

塌房稅：明初時由于“商”受朝廷打壓，商戶不僅資產(chǎn)低，也普遍不敢進行商業(yè)投資。為滿足民眾的消費需求，明廷在各大城市建造專用房屋以供商民存放貨物，因此而收的錢便叫“塌房稅”。明廷逐漸放松對商民的管制后，這項稅收就越來越少了。

門攤稅：針對具體商戶征收的固定稅。它最初設立的目的，并不是增加朝廷收入，而是疏通鈔法（明初不允許民間使用金銀銅錢交易）即“增稅回籠”。雖然這個臨時稅種一直未被廢除，但寶鈔崩盤后，這項稅收對于明廷也就寥寥了。

牙稅：為“牙行、牙商”制定的稅種。牙商本為民間貿(mào)易的中間人，主要為買賣雙方提供鑒定貨品質(zhì)量、擔保貿(mào)易等中介服務。但牙稅并不是單純的中介服務稅。

商稅是個說起來簡單，實征非常困難的稅種。其征收不僅需要龐大的人力投入，還需要非常專業(yè)的會計管理能力，不然如何去核算商戶流水以及實際營銷額呢？但這兩項基礎要求明廷都不具備。

于是明廷采用了一個簡單辦法，扶持牙行，強制要求各地商戶按經(jīng)營類別加入牙行。牙行先向各商戶征收“牙行換帖銀”，匯總后再上繳朝廷，即“牙稅”。簡單來說，明廷委托牙行代征“營業(yè)稅”，某種程度上也將營業(yè)稅變成了定額稅或者包給了牙行。

對于朝廷來說征收變簡單了，但也因“定額”主動放棄了商品市場繁榮帶來的稅收紅利。這也是一些學者稱某某地商稅長期只征幾十兩的原因或出處。

酒稅：顧名思義附加在“酒”上的稅，它也是明朝商稅最大的敗筆。

即便到了國際貿(mào)易大興的近代，酒稅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也是不容忽視的稅基之一（比如日不落帝國）。就算是明廷預見不了未來，宋朝的實例也擺在眼前，兩宋酒稅收入僅次于田稅。

但明初朝廷就推行禁酒政策，后雖未成功但也一直偏于打壓此行業(yè)（類似礦業(yè)）。這么主動放棄酒業(yè)，酒稅收入自然也微乎其微了。

契稅：對于牲畜、房產(chǎn)、田產(chǎn)等大額交易所征的稅。

典鋪酌分：針對典當行業(yè)開設的稅種。

門稅：各大城市的貨物入城錢（類門票）。

過壩稅：朝廷在水路要道設卡，對過往運貨船只征稅。

工關稅：各交通要道設關，針對竹子、木材、薪炭等課稅（常由工部征收）。

過閘稅：也叫船稅。針對運河船只征收的稅種，其目的是用來造漕船、維護運河（常由工部征收）。

關稅的演變比較復雜。

明季在內(nèi)地一共開設過十四處稅關（不同時期均有停廢，平均下來可視為常設九處），起初是按比例抽取過往商戶的貨物為稅。宣德四年為挽救已崩盤的寶鈔，明廷允許商戶過關時以鈔抵稅，此后各地稅關也被稱為“鈔關”。很快明廷也不想收已淪為廢紙的寶鈔而改折銀征稅，鈔關也一躍成為商稅大戶。

受禁海和朝貢政策的影響，明初不僅沒有海關稅一說，朝廷還高價收買貢使們夾帶的“私貨”。隆慶朝部分解除海禁后，朝廷在海關設“引商之法”，分三種途徑征收“關稅”。一是船引（入港許可證）費；二是依據(jù)船只大小的水餉；三是對貨主征收的陸?zhàn)A。

不僅全是定額稅，也無一直接涉及最有征稅價值的貨物（也有缺乏會計能力、人才，難以核算貨值的原因）。所以海關稅的稅基本身就遠沒有當下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大，其實際征收也從未超過內(nèi)地鈔關。

最后簡單介紹下萬歷、天啟、崇禎三朝的商稅收入。（以下數(shù)據(jù)來源于《萬歷會計錄》《度支奏議》等，由于筆者個人查閱量的限制，只能提供鈔關、鹽課的詳細數(shù)據(jù)）

1. 鈔關

萬歷六年，折銀合計40.2萬兩；萬歷四十八年，折銀合計34.5萬兩。

天啟元年，折銀合計41萬兩；天啟五年，折銀合計54.5萬兩；

崇禎三年，折銀合計66.7萬兩；崇禎十三年，折銀合計80萬兩；

2. 鹽課

萬歷朝六鹽運司（兩淮、長蘆、山東、兩浙、福建、廣東）定額總計106.8萬兩；

天啟元年，六司加派后總計148.8萬兩；天啟五年，加派后總計161.5萬兩；

崇禎四年，六司加派后總計200.8萬兩，崇禎五年，再次加派后226.8萬兩；

3. 雜項

萬歷六年，雜項折銀合計32.9萬兩；

天啟二年，實征雜項合計65.4萬兩；

（注：天啟三年全國雜項含加派預算加大到229萬兩，但其后數(shù)年實征情況并不理想，受黨爭的干擾以及閹黨官員不斷奏請減免某地商稅，故實征額未突破百萬）；

崇禎二年在天啟朝征收基準下，朝廷又加派牙稅7萬兩，魚稅、橋稅、沙埕稅、香稅、橋稅等雜稅總計近30萬兩；

崇禎三年，明廷匯總并整理了萬歷、天啟兩朝的雜項（含加派），將雜項總征推高到161萬兩（相對前朝大幅度提高，主要是攤派遼餉）；

崇禎十年，又加征牙稅67.5萬兩（即雜項總征228.5萬兩）；

4. 海關稅

萬歷朝，福建海關征收原額2.34萬兩；廣東海關征收原額2.2萬兩；

綜上不難看出，明廷一直在穩(wěn)定征收商稅，而且魏公公死后征收變得更厲害了。所以明廷商稅的問題不是不征收，而是征收的稅不夠花。也不是征收不到，而是稅制本身太過于原始落后（基本都是定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