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直接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情況下，案件有符合推定明知的條件時，司法機關也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形推定行為人主觀上系明知。為有效打擊毒品犯罪，防止行為人到案后否認明知而逃避刑事處罰，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列舉了九種可以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具體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1）執(zhí)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點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攜帶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3）執(zhí)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者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4）體內或者貼身隱秘處藏匿毒品的；（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不等值報酬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6）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7）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從中查獲毒品的；（8）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9）以虛假身份或者地址辦理托運手續(xù)，在其托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10）有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對于辯護律師而言，在毒品類案件中，破除這種“主觀明知”的推定是辯護成功的關鍵。核心方法論在于為被告人的行為提供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從而動搖檢方對“明知”的推定。這一方法論，在重慶市渝中區(qū)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1日作出的（2023）渝0103刑初838號判決中得到了生動體現。該案例在2025年3月4日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發(fā)布，是2025年第一個發(fā)布在該網站的毒品類無罪案例。
在該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呂某甲犯販賣毒品罪。指控依據是，呂某甲在微信上與金某乙聯系，購買并準備向其提供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劑，且在被捕時，警方在其駕駛的車輛中查獲了毒品 。然而，呂某甲始終辯稱自己沒有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只是想和金某乙及其朋友一起吸食，并明確告訴金某乙自己不收錢 。
辯護律師的策略正是圍繞“尋找合理化解釋”展開，成功地為呂某甲的行為提供了不同于“販賣”的解釋，并最終被法院采納 。
1. 動機的合理性解釋
辯護方提出，呂某甲具有正當職業(yè)和收入來源，經營一家金屬制品加工廠，處于正常經營狀態(tài)，因此沒有販賣毒品的現實動機 。相反，呂某甲的行為是為了“約炮”（發(fā)生性關系），想通過提供毒品來邀請金某乙及其朋友一起吸食 。
法院通過審查微信聊天記錄，確認了呂某甲的這一辯解。記錄顯示，呂某甲多次表示“不賣這個東西”“請客沒什么”，并提出“大家一起耍就行了” 。這些對話與呂某甲的“約炮”動機形成了印證，推翻了其為了牟利而販賣毒品的主觀推定 。
2. 行為的合理性解釋
公訴方將呂某甲購買毒品、并準備向金某乙提供等行為作為其販賣毒品主觀故意的證據 。但辯護律師則為這些行為提供了非販賣的解釋 。
例如，盡管金某乙在聊天中提到了“1000元的毒品怎么配”以及要支付1300元毒資，但呂某甲并未明確表示同意販賣，反而表示“油錢都得200”或“1000元怎么配”等，意在回應金某乙的提問，而非主動提出販賣 。法院也注意到，關于毒品數量和價款的支付，均是由金某乙提出，而非呂某甲主動提出 。
3. 破除證據的合理化解釋
辯護律師還對公訴機關的證據提出了質疑，指出金某乙的證言存在疑點，不能作為定案的唯一依據 。金某乙之所以舉報呂某甲，是為了幫助朋友獲取立功線索 。這種個人動機使得其證言的客觀性存疑，不能排除其為了達成目的而做出不真實陳述的可能性 。此外，金某乙關于呂某甲此前有販賣毒品經歷的證言也缺乏其他證據佐證 。法院最終認為，在案證據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無法得出呂某甲具有販賣毒品主觀故意的唯一結論 。
最終，法院采納了辯護律師的觀點，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呂某甲犯販賣毒品罪的證據尚不夠確實、充分，未能達到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證明標準，因此判決呂某甲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