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xù)上）

蘇軾兄弟和程顥兄弟，其風(fēng)格和為人處世都不相同。

蘇軾為人豪爽豁達，不拘小節(jié)，風(fēng)趣幽默，結(jié)交廣泛。

蘇轍為人沉穩(wěn)，淳樸無華，論事精確，沖和澹泊。

程顥沉靜有智，潛身修為。

程頤至誠教學(xué)，誨人不倦。

若以對文化的貢獻，四位都是人中龍鳳。然而若以為人處世而言，二蘇似乎要比二程更為接近人情。而二程似乎過于嚴肅，近乎虛偽。

就以蘇軾而言，其反對王安石變法，依然敬之交之。不因政見不同而摒棄其人，二人的交往也堪稱君子之交。贊同司馬光之言，然而卻不曲意阿諛。對司馬光完全廢棄變法，敢于直言反對和抨擊，完全是以民為上。

以至于蘇軾一生頻繁被打壓，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然而無愧于天地良心，堪稱坦蕩君子。蘇轍雖然被其兄的風(fēng)光所遮掩，沉默寡言，少成穩(wěn)重。然而敢于抗?fàn)?，頻繁上疏抗辯，頗有治世之才。奈何不為時所用，埋沒才華。

程顥、程頤兄弟，自幼深受家學(xué)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程顥為進士出身，官職卑微，在世時潛心教育，至誠修身，因而聲譽遠播。程頤則進士落第，從此專心傳播教育思想，因而門人甚眾。不過，從《宋史》可以看出，二程兄弟似乎過于拘泥古禮，不近人情，頗為迂腐。

諸如程顥，在被呂公著推薦為監(jiān)察御史后，宋神宗素知其名，數(shù)次召見。程顥每次都想用至誠感悟皇帝，因而經(jīng)常忘了講解時間。有一次講解到了中午時分，已經(jīng)過了皇帝吃飯時間，以至于被宮人指責(zé)：“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而程頤，則更為古板，近似迂腐。其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認為“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等等。把儒學(xué)和天命神學(xué)相結(jié)合，神化儒家學(xué)說。對后世影響甚大，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用來愚弄百姓的工具。

然而，這種學(xué)說忽視了人的基本訴求，壓抑了人性。以至于造就了很多虛偽的“道學(xué)家”和“理學(xué)家”，嘴上一套，行為上一套，言行不一，余毒至今。

就拿小事來說，程頤遠不如程顥。二人都不信佛，然而行事風(fēng)格截然不同。一次，“明道與伊川同入廟，明道見佛揖而進，伊川則否。門人問之，明道曰：但論年齒，他也比我多幾歲，一揖何妨？”可見程顥見解遠比程頤要高，既然進了寺廟，不妨對佛祖表示尊重。

還有一次，兄弟赴宴，座中有妓。程頤拂衣而去。程顥視而不見，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日，二程言及此事，程頤猶有怒色。程顥笑道：“某當(dāng)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心中卻還有妓?！?/strong>程頤愧服?？梢姸说木辰绮顒e很大。

因而，蘇軾和程頤，兩個人發(fā)生齟齬。雖然源自喪禮和食素之爭，其實，更內(nèi)層的原因是關(guān)于對“君子”認知之爭。

雖然二人都學(xué)識淵博，博學(xué)廣覽。然而程頤則走向極端，認為一切都要遵循古禮，不可更改。僵化拘泥，頗為迂腐。

而蘇軾是性情中人，認為“君子坦蕩蕩”，不能心口不一。在不違反禮法的情況下，可以適當(dāng)做出改變。見解不同，自然產(chǎn)生相互排斥。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蘇軾兄弟都是科舉出身。而程頤則是布衣出身，并且因為得到當(dāng)權(quán)者的寵幸，才得以躍身龍門，自然心中不平。

本來蘇軾并非對布衣有偏見，從其交往來看，布衣陳季常、僧人佛印等，蘇軾都非常敬重。并非因為是布衣或僧尼而嫌棄，反而交往頻繁。主要是性情相投，興趣相近，再一個就是并非虛偽之人。

而反觀蘇軾對待程頤，則認為其雖然是布衣，卻干預(yù)朝政，左右朝廷用人，因而認為程頤是偽君子。正如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strong>意思是對偽君子從來不對付，這是二人交惡的原因所在。

不過二人發(fā)生對立，只不過是言語之爭，或者不相往來，可是對于門人弟子則不同。在黨爭頻繁的宋代，對于某人不敬或者厭棄，那就是對小團體的不敬。

于是，程頤的弟子門人賈易、朱光庭首先攻擊蘇軾。借口蘇軾在策問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則官吏們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勵精”又使官吏們流于苛刻，藉以攻擊蘇軾誣蔑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為是對先王不敬。

這時蜀人呂陶、上官均不肯坐視蘇軾所受排擠，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指責(zé)朱光庭借機替程頤泄私忿，無所偏袒的范純?nèi)?/strong>也覺得朱光庭的奏章太過分，而側(cè)身于朔黨的王巖叟則支持程頤。

洛黨和蜀黨相爭的結(jié)果，蘇軾外放，程頤被罷崇政殿說書，兩敗俱傷。以劉摯﹑梁燾等北方人為首的朔黨控制了政府，成為司馬光保守派的真正繼承者。

隨后朔黨又同呂大防發(fā)生矛盾，權(quán)勢之爭，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機分子如楊畏之流又交斗其間，政治局面更加混亂。最后經(jīng)受不起以章惇為首的變法派打擊，完全垮臺。

到了宋徽宗時期，蔡京上臺。其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因而在派別上自然屬于新黨一派。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圣初又積極附和新法。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上。在宋徽宗支持下，便把元祐、元符間保守派當(dāng)人309人列為奸黨，將姓名刻石頒布天下。這就是著名的“元祐黨籍碑”。

有趣的是，同為保守派的蘇軾兄弟和程頤并不對付，然而都被列入。其中蘇轍曾任宰臣執(zhí)政官被列于文臣序列，而蘇軾雖然去世也被列為曾任待制以上官序列。程頤被列為余官序列，程顥則未被列入。直到后來蔡京倒臺，這個碑石才被詔毀。

不過，我想，如果蘇軾在世，也是誓死不愿和程頤同列吧。

（全文完）

2020/4/24榆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