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關(guān)陷落后郭子儀、李光弼知道他們在河北取得優(yōu)勢已沒有意義，因為長安的失陷是板上釘釘?shù)氖?，只能先退回太原保存實力做后續(xù)的斗爭。

唐玄宗和楊國忠逃亡四川，由于事前準備不足物資攜帶不夠，到了馬嵬坡，將士們饑餓難耐，滋生了很大怨氣，最終群情激憤激起兵變，他們先將楊國忠殺死并肢解，隨后楊國忠的兒子楊暄，他的妹妹韓國夫人和秦國夫人也被殺死。

將士們擔心日后被報復就來到皇帝驛站之外請求皇帝處死楊貴妃，唐玄宗和他身邊的人都明白朝廷之事其實和貴妃無關(guān)，但是身邊的人都勸唐玄宗，這種時候不是考慮誰有罪誰無罪的時候，應優(yōu)先保證自己的生存安全。思考幾許后唐玄宗命高力士將楊貴妃帶去佛堂，將她勒死。

楊貴妃死后，她的尸體抬到士兵面前，士兵要確認楊貴妃死亡才會繼續(xù)效忠皇帝，自始至終楊貴妃的意見都并不重要。這讓我想起了《斷頭王后》里的一句話：她是最不善于把握命運的人，只能聽憑命運擺布。楊貴妃從兒媳變成寵妃，再到變成亡魂，這是她的命運，她雖尊貴卻無法對自己的命運發(fā)表意見。

之后唐玄宗按照既定路線南下四川，留下太子安撫苦苦挽留唐玄宗的父老鄉(xiāng)親，后來唐玄宗等不到太子才知道太子決定留在北方了，這意味著唐玄宗從此脫離了政治中心，太子擔任起了平叛的重任，并隨后在北方將領(lǐng)的擁護下登基稱帝，唐玄宗成了太上皇。

太子為何選擇留在北方呢？

從歷史經(jīng)驗看，一旦南渡就不可能再回到北方了，魏晉南北朝時衣冠南渡的皇室貴胄、士族門閥最終都安于南方，無法北歸。究其原因北方的地理相對完整而南方地理相對破碎，北方的軍事協(xié)同性比南方高，且北方地勢高于南方，這就增加了北伐的難度。

自古以來得中原者得天下，得關(guān)中者也能得天下，四川地理封閉適合偏安一隅，是避禍的理想之地，三國時諸葛亮曾從四川六次北伐都宣告失敗，而劉禪并無特別才能卻能堅持三十六年。如果皇帝太子等人都去了四川則意味著放棄中原和關(guān)中，更意味著與安祿山叛軍列土分疆，大唐即便能繼續(xù)存在也只能作為一個小朝廷茍延殘喘。

唐玄宗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利害，即使他一時不明白他身邊的人也明白也會提醒他，但玄宗依然選擇了去四川?？峙逻@時候玄宗想的更多的還是自己的安危，玄宗皇帝已經(jīng)垂垂老矣，早就不復年輕時的朝氣蓬勃。

隨著關(guān)中和河北的丟失整個大唐在北方就只有山西和陜甘及遙遠的西域，山西還是兵家必之爭之地，相比于北方南方反而安全的多，四川盆地四面都是崇山峻嶺，易守難攻且經(jīng)濟發(fā)達，是一個不錯的養(yǎng)老之地，玄宗皇帝可以在四川安度晚年。

但是太子不同，他正處于年富力強之時，從正常的代際交替來看，太子比皇帝活的時間更久，玄宗去世后，太子接手的就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想來太子是不愿做一個亡國之君的，那就只能和安祿山周旋到底，縱觀整個大唐能夠抗衡安祿山的有識之士基本都在北方。而且安祿山的勢力尚未延伸到南方，在北方更方便領(lǐng)導平叛大事。

不管怎樣，當玄宗抵達成都之時，太子已經(jīng)掌握了實際的權(quán)力，玄宗皇帝雖未死，但大唐已經(jīng)進入了后唐玄宗時代。

從日后大唐的平叛來看，安祿山犯了三個致命的錯誤，第一個便是讓唐玄宗逃跑了，其實本來唐玄宗是逃不了的，安祿山的軍隊攻陷潼關(guān)后本可以一鼓作氣殺到長安，因為玄宗還沒有下決心逃跑，從潼關(guān)到長安騎兵只需要2-3天，完全可以擒獲還沒來得及逃跑的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員和大臣，如此大唐國祚就得提前終止了。

但是安祿山在得知占領(lǐng)潼關(guān)后不知何故，下令軍隊停止前進，等待他的主力軍，等了十天后叛軍才進入長安，隨后安祿山的叛軍在長安進行了大洗劫，又耽誤了一段時間，最終玄宗安然無恙的逃走了。唐玄宗的逃跑使得以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等有識之士可以繼續(xù)抵抗安祿山，否則大唐不存在了抵抗的意義在哪里，唐玄宗也可以以皇帝名義組織軍隊繼續(xù)平叛，安祿山雖然稱帝了但名不正言不順，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個偽政權(quán)。

其次便是未能拿下山西，前文說到山西是河北的屏障，安祿山的統(tǒng)治中心恰恰在河北，山西雖然地理破碎也不是什么產(chǎn)糧區(qū)，但地緣優(yōu)勢可以使它南下可以進入關(guān)中，東進可以威脅河北、幽州、乃至范陽，山西一直掌握在唐軍手里，就相當于在安祿山背后懸掛了一柄利刃，安祿山必須花費大量的兵力和精力應對山西的威脅，無法抽出主力南下。因此必須拿下山西，歷史的安排總是出人意料，正當叛軍猛攻太原時，安祿山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果報應，他是被自己兒子安慶緒殺死的，這一突發(fā)事件，導致圍攻太原的叛軍亂了陣腳，史思明及其軍隊被調(diào)回，最終太原保衛(wèi)戰(zhàn)唐軍勝了。

再次就是安祿山叛軍進入長安后沒有乘勝追擊，繼續(xù)向西進攻，沒有斬斷唐朝的南北聯(lián)系?；蛟S在安祿山看來唐朝大勢已去，玄宗退到了四川從此只能做一個偏安的小政權(quán)了，安祿山已經(jīng)定都洛陽，長安的重要性下降了。這里需要說明下唐朝的主要軍事力量不在內(nèi)地而在北方邊疆，主要是西北和東北部，東北主要是安祿山，西北就比較多了像高仙芝、哥舒翰、封常清、郭子儀等，安祿山未掃蕩西部，就給西部終于大唐的武裝留下了空間，這些軍事力量最終成了剿滅安祿山叛軍的核心力量。西部的空間在后來建立了從南方到北面朔方軍事和物資通道，而且也為唐肅宗請求北方游牧政權(quán)協(xié)助平叛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太原保衛(wèi)戰(zhàn)勝利后，并將叛軍壓縮到低地，唐肅宗來到了關(guān)中平原西部的鳳翔，著手謀劃收復長安和洛陽。但對于采取何種策略，唐軍內(nèi)部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第一種聲音以李沁為代表，他在早期陪伴過太子，后來被奸臣排擠出了官場，太子即位后急缺可信的輔佐人才，于是將李沁緊急召到了靈武，兩人之前就有了解，兩方很快進入了合作狀態(tài)。深得皇帝信任的他權(quán)力也大了，軍務和四方的奏報都要先送給他，等他判斷輕重緩急后再呈送皇帝，甚至他還掌管禁門的鑰匙。

李沁向唐肅宗獻策：我軍占據(jù)山西對河北、兩京都有地理上的優(yōu)勢，河北是范陽的咽喉，河東是長安的咽喉，只要控制了這兩個地方，就能拿捏叛軍。應當讓李光弼從太原出井陘攻擊河北，郭子儀攻占河東，不過此時不要急于收復兩京，也不要攻擊黃河以南，留出長安—洛陽—范陽之間的通道，讓郭李兩軍從兩頭頻繁出擊，讓叛軍來回奔波，等叛軍完全疲憊就一舉出擊端掉叛軍的老巢范陽，然后一舉收復兩京，蕩平叛軍。

另一種聲音則是，唐軍經(jīng)過整頓后實力已非常強大了，借助山西高地，完全可以迅速收復兩京，振奮士氣，鼓舞全國人民。至于叛軍被趕出兩京后的動向就是后面要考慮的了。

第一種方案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從政治上看，肅宗必須暫時放棄收復兩京，直至徹底打敗叛軍才能收復兩京。第二種方案雖短時間能提振士氣，但唐軍大部分都是西北兵，并不是適合留在長安、洛陽，最終會撤離，唐軍主力撤退后，叛軍勢必卷土重來，形成長期的拉鋸戰(zhàn)，平叛何時結(jié)束就不得而知了。

肅宗和他父親一樣，沒有選擇正確的方案，而是急功近利的選擇了第二種，政治的考量壓到了軍事的戰(zhàn)略。

接下來郭子儀和河東內(nèi)應相互配合占領(lǐng)了河東，正當唐軍以河東為跳板準備進攻長安時，叛軍先發(fā)制人，打敗唐軍，兵鋒直指肅宗所在地鳳翔。為牽制叛軍，阻止叛軍進攻鳳翔，郭子儀派兒子郭旰、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從河東出發(fā)，大軍渡過黃河后順利的占領(lǐng)了潼關(guān)。隨后引發(fā)了洛陽激烈的反應，大量叛軍馳援潼關(guān)，最終潼關(guān)再次失守李韶光和王祚戰(zhàn)死。

兩次戰(zhàn)敗意味著肅宗收復長安的計劃破產(chǎn)，長安的叛軍意圖乘勝奪取河東，長安的守將安守忠率兩萬騎兵攻擊河東，被郭子儀大敗。失落的肅宗再一次燃起收復長安的希望，于是授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再次著手收復長安。但是由于低估了敵人，郭子儀的軍隊遇到了叛軍的精銳，被包圍了，唐軍大敗而歸，郭子儀的手下不少被俘物資也丟失殆盡，至此肅宗意圖收復長安的計劃已完全破產(chǎn)。

不過此時唐軍占據(jù)山西和河東兩塊戰(zhàn)略要地，已經(jīng)穩(wěn)住了陣腳，與叛軍形成了均勢，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叛軍由于在北方和西北方難以取得突破，便將目標轉(zhuǎn)向南方，此時睢陽成為了天下矚目的焦點，最艱難的睢陽保衛(wèi)戰(zhàn)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