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公元79年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爆發(fā)，火山灰將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神奇的城市——“龐貝”瞬間掩埋了。此后，這座被“凝凍”繁華的龐貝古城一直無人知道，直到1700年后才被意大利農(nóng)民無意中發(fā)現(xiàn)。

龐貝古城神奇又詭異，似乎能穿越多個時空，比如龐貝壁畫上有中國宋朝才有的白耳黃雞，還有光影分布、透視原理、大小比例以及空間立體感堪比19世紀的油畫，以及燒制溫度需要達到1300°以上的精致地磚，乃至超過17世紀歐洲的整體生活水平等等，讓人費解又疑惑。

其中，龐貝古城壁畫上還有一個場景與本文相關，就是壁畫上的讀書場景，比如上圖，還有小孩讀書圖等。根據(jù)這一古羅馬壁畫，以及其他資料，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文學博士卡特琳娜·薩雷絲，撰寫的《古羅馬人的閱讀》一書，講述了一個超級愛學習、愛讀書的古羅馬民族。

問題在于：如果不看中國歷史，單單只讀西方敘事，那么“古羅馬人的閱讀”與亞歷山大圖書館、與古羅馬圖書館等互相結(jié)合，似乎古羅馬人真的已經(jīng)形成了龐大的讀書需求、作家寫作、出版銷售、讀者買書的閉環(huán)，但中國歷史卻推翻西方敘事，這就讓人不由的懷疑西方歷史含金量。

古羅馬的讀書產(chǎn)業(yè)

按照以前印象，古羅馬人彪悍，戰(zhàn)斗力強，四處擴張侵略，但其實還有一種形象，就是非常熱愛讀書，最典型的是“圖書館敘事”。

古羅馬擁有很多圖書館，比如“整個帝國時代，圖書館成為私人和帝國富裕的標志”。早在公元前1世紀，羅馬富有人家建有私人圖書館已經(jīng)成為社會風尚之一，比如當時學者瓦羅就有私人圖書館?？傊?，按照西方對古羅馬的描述，古羅馬幾乎沒有文盲，到處都是書籍。

問題在于：相當于中國漢朝時的古羅馬，能否有如此之高的識字率，能否有如此之多的圖書，能否如此文武雙全，這個問題暫且不談，但既然書籍唾手可得，圖書館林立，那么就涉及到很多問題，比如圖書來源問題，那么古羅馬圖書從何而來呢？對此，上述《古羅馬人的閱讀》一書給出了回答。

書中寫道：“說起羅馬的圖書業(yè)要上溯到公元前1世紀。書商與發(fā)行商一起承擔圖書的印刷與銷售工作。書商雇傭數(shù)量不等的奴隸負責翻印圖書。發(fā)行商把當時受歡迎的作家的作品擺在書店里”。

據(jù)說，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諷刺詩人馬提亞爾說：愷撒廣場的正對面有一家書店，店門上寫著這兒所有的詩人的作品。

與之類似的還有，古羅馬歷史作家蘇維托尼烏斯創(chuàng)作的《羅馬十二帝王傳》中：多處可見“校對”、“出版”，還有“他的書一出版，就開始受到人們的稱贊，并迅速一搶而光。”

也就是說，古羅馬已經(jīng)形成了：古羅馬人全民熱愛讀書的市場——各種類型的作家瘋狂寫作——書商大規(guī)模出版印刷銷售——古羅馬人日常買書消費的產(chǎn)業(yè)鏈。如此，一個既有野蠻武力、又有文明思想的古羅馬人形象就躍然紙上。

這樣的古羅馬，別說碾壓中國漢朝了，甚至可以碾壓中國的明清民國。但可不可信呢？

中國歷史擊穿謊言

按照《古羅馬人的閱讀》來看，古羅馬擁有無數(shù)圖書館，擁有龐大的圖書產(chǎn)業(yè)鏈，原因在于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印刷！

如果不能大規(guī)模印刷，那么只能手抄，這就支撐不起無數(shù)圖書館，和龐大的圖書產(chǎn)業(yè)鏈，也不可能形成龐大的圖書消費市場。

但問題是：古羅馬人掌握印刷術了嗎？當然不可能，世界上最早的印刷術出現(xiàn)在中國，即中國漢靈帝時才出現(xiàn)印刷術，當時還拓印，直接的技術思路應該源于印章。之后，從拓印演化出唐朝雕版印刷，再演化出宋朝活字印刷，由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鏈非常清晰。

有人會說，拓印沒什么神奇的，古羅馬人未必不可能掌握拓印。其實，這是不懂拓印，真正的拓印需要幾個條件：

首先，為何中國在東漢晚期才出現(xiàn)拓印？原因很簡單，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他活躍于公元61年/63年－121年間，漢靈帝是公元156年—189年間，蔡倫造紙術的工藝需要普及，東漢晚期紙張變多后才有拓印出現(xiàn)。沒有紙張，如何拓?。垦蚱ぜ埬芡赜?，還是干而脆的莎草席（不應稱之為莎草紙，本應為莎草席）能拓印？

其次，印刷術第二個必要的配套技術，就是油墨。油墨與印刷術兩者不匹配，印跡就不清，墨膜會脫落，影響印刷質(zhì)量。中國夏商周時已有松煙墨，當然真正大發(fā)展的是在漢朝和宋朝。因此，漢靈帝時出現(xiàn)拓印不是偶然，這是具備了紙張與油墨基礎。但古羅馬用的天然墨水，不利印刷。

第三，漢靈帝時因為讀書人要復制石碑上的文字（正寫的文字）而出現(xiàn)拓印，即將一張紙微微打濕，蓋在石碑上，然后用棒槌輕打，使紙陷入碑面文字凹下處，待紙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紙上輕輕拍打，紙面上就會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樣的字跡。古羅馬用莎草紙怎么拓印，技術演化鏈何在——就是從漢靈帝時的這種拓印轉(zhuǎn)變?yōu)楦咝赜〉淖C據(jù)？

其實，即便掌握拓印，也無法支撐古羅馬圖書敘事神話，因為拓印本身就很慢，除非古羅馬掌握真正的雕版印刷等，但可能嗎？證據(jù)呢？

因此，綜合中國印刷的技術基礎和演化情況來看，所謂古羅馬印刷圖書的敘事，純屬西方編造的歷史，不值一談。既然沒有印刷，不能快速復制，光靠手抄，那么古羅馬圖書市場的敘事，還有可信度嗎？記載古羅馬印刷圖書的相關書籍，還有多少可信度，需不需質(zhì)疑與辨?zhèn)?？當然，在中國之外的非西國家，會不會相信“古羅馬的圖書敘事”，會不會形成所謂“國際共識”呢？

最后，其實問題不在于西方怎么說，畢竟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宗教，而宗教不是靠講故事吸引信徒的嗎，因此西方人擅長編故事不稀奇，問題在于我們怎么看，對這種可信度極低的書籍怎么看、怎么選擇？

可惜的是，不少中國專家教授不僅自己相信，還推薦給了中國人。比如，對上述的《古羅馬人的閱讀》一書，中國專家一本正經(jīng)的推薦：公元1世紀羅馬的閱讀文化，分析作家的社會地位、書籍傳播途徑及公共圖書館對閱讀活動的推動作用，填補了羅馬閱讀史研究的空白，“著作系統(tǒng)地分析了古羅馬作家、書籍和讀者之間的關系、著作發(fā)行的方式以及讀者群的知識結(jié)構(gòu)”與“羅馬城里存在著許多與讀書相關的機構(gòu)，書籍作為消遣品在古羅馬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參考資料：《龔鵬程：古羅馬人愛讀書》、《古羅馬人的閱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