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僅向與其具有相對特定關系的個人借款，后因企業(yè)經(jīng)營不善導致虧損無法償還借款的，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是人民法院案例庫的入庫案例“陳某紅非法吸收存款案”確立的重要原則。該案例解決了非法集資案件“口口相傳”的邊界問題，對非法集資審判實踐有重要意義。

一、陳某紅案基本事實及判決

法院經(jīng)審理查明：2014年開始，被告人陳某紅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采取“口口相傳”的方式，向尹某榮、申某忠、張某、周某彤、翁某健等12名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經(jīng)統(tǒng)計其吸收存款約370萬元。至案發(fā)前，尚有約170萬元本金未歸還（非法經(jīng)營事實、合同詐騙事實略）。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qū)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以（2019）粵0112刑初86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陳某紅犯非法經(jīng)營罪和合同詐騙罪，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二、“口口相傳”與非法集資公開性和社會性的關聯(lián)

根據(jù)《刑法》第176條及《解釋》第1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成立需“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1.非法性：未經(jīng)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借用合法經(jīng)營形式吸收資金；

2.公開性：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3.利誘性：承諾還本付息或給付回報；

4.社會性：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非法集資案件中，有些并非采取“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的方式向社會公開宣傳，而是人傳人，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達到或者未達到公開性、社會性的標準。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都要求“同時符合”以上四個要件。如果“口口相傳”未達到公開性或者社會性，那么當事人就不構成非吸或者集資詐騙。

由此可見，“口口相傳”是否構成“公開宣傳”，以及受眾是否屬于“不特定對象”，是判斷罪與非罪的關鍵。

三、“口口相傳”的司法認定

參考案例的突出貢獻在于，對非法集資案件中的爭議問題“口口相傳”作了限縮性的解釋。參考案例之前，對于什么是“口口相傳”，存在明顯的模糊性，也由此導致有些不應入罪的案件被判入罪。同時，也存在反向排除案例，對“口口相傳”的認定較為慎重，因此判決不構成犯罪。參見《北京刑事律師：民間金融、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非法性”》。參考案例入庫后，對“口口相傳”的邊界作了厘清。

“陳某紅非法吸收存款案”的判決理由認為，本案不構成非吸，是因為存在以下三種情況：

1. 傳播范圍具有封閉性：借款對象包括夫妻關系、同事關系、商鋪租戶等特定群體，雖然是“口口相傳”，但“口口相傳”僅集中在夫妻之間形成的特定關系中，且人數(shù)相對較少，借款對象范圍較小，且傳播僅限于親友圈層，未通過公開媒介擴散；

2. 對象具有特定性：12名出借人均與陳某紅存在固定社會關系（如親屬、同事、商業(yè)合作伙伴），并非隨機選擇的不特定公眾；

3. 部分借款具備民事屬性：如申某某與陳某紅簽訂借款協(xié)議并公證，賀某通過第三方平臺借貸，表現(xiàn)出較為典型的民間借貸舉債的特點，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應屬于民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而不應由刑法予以調整。

基于以上，法院援引《解釋》指出，公開宣傳需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實現(xiàn)。本案中，陳某紅的“口口相傳”僅通過特定關系網(wǎng)絡傳播，未借助任何公開媒介，亦未主動要求出借人擴散信息。法院進一步強調，若“口口相傳”僅發(fā)生于親友或特定群體內部，即便存在一定傳播性，仍因缺乏“面向社會公眾”的開放性，不滿足公開性要件。

當事人也因此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

四、刑事律師如何辯護？

入庫案例在非法集資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基本理清了“口口相傳”的邊界，解決了“口口相傳”認定的部分普遍爭議問題，為刑事律師的辯護提供了素材和論理依據(jù)，對律師來說具有相當高的正面價值。

非法集資案件中，刑事律師可從3個方面對是否符合《解釋》規(guī)定的“口口相傳”：

（一）傳播途徑是否具有開放性

《解釋》規(guī)定的公開宣傳，是指依托于公開媒介（如網(wǎng)絡平臺、短信群發(fā)）或主動鼓勵信息擴散。而有些案件的“口口相傳”，雖然也是人傳人，從字面意思理解是“口口相傳”，但是若傳播僅限于親友、同事等封閉圈子，且無擴散意圖，則不構成公開性。這種情況下，應不認定為非法集資的“口口相傳”。

（二）對象是否具有不特定性

在考察是否符合“口口相傳”時，應認定行為人與借款對象的基礎關系。這個關系有多個種類，但是對于特定關系群體：如親屬、同事、長期商業(yè)伙伴，因關系固定，應認定為特定對象，也不符合非法集資的“社會性”特征。

（三）融資行為的民事屬性

這一點在先前的司法實踐中普遍未被充分考慮到。有的案件中，某公司獲得香港上市公司基石投資1個億額度。公司法人鄰居知道后，跟投1000萬，簽訂了合作投資協(xié)議，明明寫的是合作投資、代持的關系，投資的對象是基石投資的額度，二者關系是“投資人”將錢委托給受托人，一起投資的。所有的事都是實實在在的。這種案件更應認為是民事案件，具有明顯的民事屬性，應排除刑事違法性。

五、結語

陳某紅案的裁判要旨表明，對“口口相傳”的認定需回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本質——是否具備面向社會公眾的開放性與不特定性。司法機關應避免將民間借貸、民間金融與非法集資犯罪簡單等同，而應通過傳播途徑、對象范圍、資金管理等要素進行審查。

根據(jù)人民法院案例庫運作規(guī)程，各級法院審理案件時，應當檢索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入庫類似案例作出裁判。參考案例入庫后，刑事律師可以提供案例庫案例，作為說理的證據(jù)、參考，支持辯方的辯護觀點。

陳某紅案對厘清非法集資案件中“口口相傳”的邊界有重要意義，對于民營企業(yè)家的保護、對刑事律師維護當事人利益也提供了重要素材，因此是一個重要案例。（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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