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懂得感恩”

張宇墨的故事有兩個版本。

一個像高職學校招生手冊介紹的那樣：大三由學校安排優(yōu)質企業(yè)實習，表現(xiàn)優(yōu)異者畢業(yè)后即可留用，月薪不低于8千元。

現(xiàn)實的版本是，張宇墨被安排到青島一家機械廠實習，具體工作是組裝汽車軸承，實習工資2千左右。

張宇墨不想干，班主任告訴他，“退出實習等同于考試不合格，拿不到畢業(yè)證”。

如果不是張宇墨親身經歷，他的父母不會相信職校招生手冊對未來的描繪，而放棄對于“大學”二字的信任。

最初，他們甚至覺得兒子吃不了苦，說謊，慢慢地，他們不得不接受兒子身上的另一個標簽：廉價勞動力。

根據上海外服（集團）有限公司車墩片區(qū)負責人徐宇的說法，江浙滬周邊的職校學生（包括中職、高職）不少都要強制經歷名為“頂崗實習”的過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直接說就是進廠，“工廠對外社招的時薪差不多是20-25元，學生工的話是10-15元”。

一個不再是秘密的事實是，職校、中介，企業(yè)或多或少，都因為種種復雜的原因，將學生當成了一種獲利工具。一位來自武漢工商大學的學生家長，用“團購”一詞向時代周報記者形容實習學生和他們的關系。

時至今日，21歲的高職學生張宇墨，仍舊沒從青島回到杭州的學校里。

他想著，忍一忍，總能能等到結束的那天，不過他也知道，所謂結束，不過另一個開始。

除了忍別無選擇

張宇墨在學校習慣了隱忍。

剛入學，學長就叮囑他以后實習要避坑。那時候因為疫情，學校在實習安排上會由近及遠提供幾個選項。比如，物流專業(yè)可以選擇到杭州周邊的快遞站點，電商專業(yè)也可以到余杭，最遠的也不過是南京。

學長告訴他，遠的不要選，累是其次，主要是帶教老師不會全程跟住，有些廠里的老員工會欺負那些孤獨的新手。

到了張宇墨這屆，實習政策又變了。今年暑假前，他所在的機械學院要求定點實習，學生沒有選擇權。

他和5個室友被送到青島，他發(fā)現(xiàn)廠區(qū)的宿舍有獨衛(wèi)，晚上外出也不受限。未來在他腦海里慢慢有了具象，他甚至找好了周邊幾個吃宵夜店，盤算著某個收工的夜晚和室友們鼓腹而游。

這成了幻想。

首先是時間。每天早8點到晚上9點，中間只有70分鐘的午餐時間和90分鐘的晚餐時間，工作時長13小時且無加班費。

其次是工作類型。

張宇墨的強項是機械繪圖與設計開發(fā)。結果被安排在分揀的崗位，一開始因為動作慢，他領教了產線組長罵人的本領。

這是身體上的，至于情感上，進廠之后，他和同學們就“失散”了，為了避免拉幫結派，工廠會把新入職的員工打散重組。所以他這條生產線上的30多人，有10個來素不相識的學生。

不過同齡人在一起，漸漸有了共同話題，話題從吐槽黑心老板，壓榨學生開始。

徐宇把張宇墨們當做一個例子，他說職校來的實習生大多做的都是制造業(yè)生產線上的工作，有些比較好的學校可能會安排到互聯(lián)網、電商之類的企業(yè)進行實習，但大多也是客服，或者是倉儲的崗位。

要說實習能讓他們學到什么，徐宇持懷疑態(tài)度。

“更多的，還是給企業(yè)帶來了一些高性價比的勞動力?！彼硎?，當下許多企業(yè)銷售難，利潤又被市場壓縮，反推上來，只能想辦法在員工身上補回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資或使用實習生。

有學者認為人力成本是低價的基礎之一，而低價則是價格戰(zhàn)的有利條件。

4年前，來自安徽信息工程學院（現(xiàn)更名為：安徽工程大學）的王子洋剛好大三，他被分配到某飛南京分公司實習1年，薪資1500元/月。工作內容是每天10小時的圖片篩查，“看到一張圖，標注出圖上每個元素的名稱，比如圖上有香蕉，那就寫香蕉，電腦才可以在下一次準確識別。

“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時間是怎么過來的，每天看得兩眼呆滯，但到手的工資都不夠吃飯的”，再提及往事，王子洋心里五味雜陳，“是在社會里的渺小感，毫無反擊之力”。

社會第一課

很多人認為人生的“第一課”是進入社會以后體會“新秩序”，因為來自未成年的保護不再、理想主義不再，所遇的一切都是無情的現(xiàn)實，這或許是成長的代價。

但對這些職校的孩子來說，這一課可能就在學校里，給孩子“上課”的老師有時候也情非得已。

研究生畢業(yè)后，晁亮在2017年入職了福建一家私立大專的金融學院?！斑€來不及實現(xiàn)教育理想，就被校方的操作震撼了?！?/p>

按教學安排，金融專業(yè)生會在大三下學期自主或統(tǒng)一聯(lián)系金融機構參加實習。但學校卻會統(tǒng)一安排大三上學期去工廠流水線、超市收銀員這樣的崗位實習，而且由校方安排大巴接送，日薪80元，不去不能畢業(yè)。

“好奇”的晁亮很快知道了這一動機的真相：學校和企業(yè)簽約的實際價格約200元，給學生80元，剩下的120元以“管理費”為由被學校收取。

晁亮說，整個學校40個專業(yè)的學生，大三學生都在外實習，雖然不安排校內上課，但學費按每年2萬元計算，加上“管理費”，實習生的群體，肯定能讓學校獲利不少。

晁亮覺得這樣不對，聯(lián)合了專業(yè)的負責人和學校抵制強制實習。

結果只保住了她帶的第一屆學生，之后她離開了這所學校，也徹底離開了教育行業(yè)。

實際上，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就發(fā)布過《職業(yè)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對于頂崗實習的暗箱操作和容易引發(fā)的爭議，都有明確規(guī)定。

如《規(guī)定》中明確，“實習崗位應與學生所學專業(yè)對口或相近”?！皩W生經本人申請，職業(yè)學校同意，可以自行選擇頂崗實習單位”?！安坏猛ㄟ^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職業(yè)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頂崗實習報酬提成、管理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實習費用”。

如今看來，39條規(guī)定覆蓋了各個方面，但難以落實在具體實踐的方方面面。

除了對應《規(guī)定》的第29條：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的考核結果應當記入實習學生學業(yè)成績，實習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畢業(yè)。

這也正是學生口中“強制”的核心：不實習不準畢業(yè)。

在這種敘事下，企業(yè)、職校、學生原本三角的結構開始失衡。作為最弱勢的一方，學生希望尋求學校的支持，但因為種種原因，學校和企業(yè)站在了一起。

因為加班沒有津貼，張宇墨和組長有過爭論。他曾看到組長的休息室里有份名單，上面詳細記錄著實習工人的每日的加班時長。

“xxx，加班時長2小時，補貼金額一欄寫著：30（元）”。

但學生并沒有加班費。組長只會在備注欄上標注實習生遲到的時長，每遲到5分鐘罰款10元。

張宇墨把這些事情如實傳達給了學校，卻被老師以“學校找實習單位不容易”“外面現(xiàn)在的工作難找，要懂得感恩”擋了回來。

在武漢就讀大專的學生劉訊也有類似的經歷，被學校安排至上海一家MCN機構實習后，她發(fā)現(xiàn)要與自己簽合同的是一所勞務中介機構，與學校描述不符，幾乎是“上世紀的職業(yè)介紹所”。

出于對學校的信任，劉訊聯(lián)系了學校的輔導員，希望能自主尋找新的單位。沒曾想輔導員回了一句：“你都已經去了，至少要體驗下，這家公司跟學校合作很久了?！?/p>

劉訊拿著手機愣了20分鐘，輔導員發(fā)來了一條語氣更嚴肅的消息：“請自行與公司解釋清楚你的情況，并安心在上海實習6個月?！?/p>

被澆了一盆冷水的劉訊回到宿舍，發(fā)現(xiàn)其他同學都已經簽下了合同。從眾的心理開始左右她的判斷。

最后，劉訊和許多同學的想法都是——早點干完，早點走。有高職的實習生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這是個不得已的選擇，除了接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但作為老師，對所謂的“強制”也有自己的解讀，在寧波某縣職高工作的老師張雪軍向時代周報記者斷言，“其他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江浙滬肯定不會有這種強制實習的事情?！?/p>

“為什么要去校企合作的單位，因為會更有保障一些。如果是學生自己找的小廠，學校不好管，學生又都是未成年人，可能會有風險。但拿回扣什么的肯定是沒有的。”

不過，張雪軍也坦言實習的教育作用有限，“比如機械專業(yè)不會教你繪圖，大多數都是流水線工作。畢竟學生實習也就三四個月，專業(yè)崗教會要一兩個月，干一會兒又走了，那肯定不太現(xiàn)實?！?/p>

張雪軍開始反問，“這算強制嗎？”

廉價勞動力

作為用人單位，浙江溫州一家外貿企業(yè)的老板王騰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受限于國內制造業(yè)不斷打價格戰(zhàn)，上游企業(yè)借此擠壓下游供應鏈的利潤，也就是當下人們所熟知的“內卷”。

他算過一筆賬，以他公司10人的團隊來看，如果采用社招員工，算上社保、住宿等費用，一名普通員工的成本大約為6000元左右，公司的一年用工成本約為72萬。但如果單量不多，用“實習生”的情況下，僅用工成本上便能節(jié)約近40萬元。

最近兩年，王騰接到的訂單價格比以往降了30%。他說，目前的想法就是“死撐”，為了能等到形勢好轉，他將目光投向了這些實習生。

他說，高職、中專的院校應屆生為了拿到畢業(yè)證，需要在企業(yè)實習三個月至半年不等。近兩年，勞務中介也會在學生實習周期內安排到多個工廠實習，以此來滿足不同工廠的臨時用工需求。

同時，企業(yè)使用實習生也能擺脫法律上的約束。

北京師范大學職業(yè)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趙志群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因實習生未與企業(yè)簽訂勞動合同，因此一般不受勞動法的保護，企業(yè)可以隨時更換實習生而無需支付補償金。

他說，一方面職校學生以實習的名義進入工廠，企業(yè)不需要像社會招工那樣簽訂勞動合同并購買社會保險，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職校老師會進駐工廠，利用自己的權威協(xié)助管理，學生如果有違背紀律的反抗行為，可能招致扣發(fā)畢業(yè)證的處罰。這兩方面因素導致在過去十年，職業(yè)教育的學生工問題未能得到有效地治理。

更為重要的是，從十幾年起，多地政府部門便先后發(fā)出過文件，提倡職校要支持企業(yè)。

比如，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下文省內各地的職業(yè)學校，要求各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后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中國政協(xié)》2010年 作者：吳江）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yè)技能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到如今，動員文件改成了“校企共建”。

在互聯(lián)網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河南職業(yè)技術學院與比亞迪集團簽訂產業(yè)學院共建協(xié)議”“長沙職業(yè)技術學院-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產業(yè)學院簽約儀式順利舉行”的新聞。

還有新聞標題寫著“阜陽理工學校召開比亞迪實習暨安全工作動員會”，并在文中指出“實習是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相結合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現(xiàn)任國際智能運載科技協(xié)會秘書長的張翔此前有多年職校工作的經歷，也曾就職于被打假人王海曝光的江西省新能源科技職業(yè)學院。他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部分職校強制實習的情況是屬實的。

“不同的學校，和企業(yè)談的結果是不一樣的，企業(yè)給學校的用工價格也不一樣。”他以市場經濟為例，用了一個詞，“商品”。

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德技能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創(chuàng)始人許輝曾撰文《中國職業(yè)教育走到岔路口》中表示，過去中國憑借“世界工廠”模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奇跡。但也忽略了低價、低技能帶來的惡性循環(huán)狀態(tài)，這種戰(zhàn)略選擇雖然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收益，可長期來看，員工無法提升技能水平，企業(yè)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也不能相應提高。

因此，從技能的角度看，中國產業(yè)升級本質上是要從“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轉變。用更直白的話說是，需要走出低價，以及內卷的惡性競爭，不再讓人提到中國，便聯(lián)系到“低價”二字。

于是，在幾方利益糾葛下，張宇墨、劉訊等人的命運，被隱藏在巨大的潮水之中。

似乎經歷了什么，又似乎沒有

張宇墨也對實習有過期待，覺得可以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想象著從實習、留用，一步步走上正軌，但現(xiàn)實就是現(xiàn)實。

今年11月，南方的一個高職學生因為實習困境，留下遺書，里面說，“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張宇墨看完了全文，心想在命運的修羅場里，自己或許是幸運的，因為他至少能在圍剿下等待出逃。

無力感開始蔓延。李佳在寧波市一間中職學校帶學生，她形容職高的實訓課就是和學生聊天。

“理論上應該是帶著學生研究專業(yè)，但學生的心思不在這上面，我也帶不動?！彼f，一個班里40幾個學生，除了少數的10人，大多畢業(yè)后只能去做“擰螺絲”的普通工人。

李佳的學校里還有一門專業(yè)叫電子商務，課上需要講攝影，但學生沒有相機，她只好帶著一本商品拍攝的書對著講，偶爾帶自己的相機來讓學生看看。

至于實習，她說這樣的學生做的也都是簡單的客服工作。

劉訊在結束了上海的實習后說，自己明白了一些東西，并且隱約地感覺到怪異。她覺得這一切都好迷幻，像半夜喝醉酒躺在地上看這不停亂閃的霓虹燈，似乎經歷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沒有。

對于實習經歷，她想早點忘記，但也許會留下，在未來遇到更大困境的時候，提醒自己是如何度過絕望的。

她回到學校，開始大四的生活，和上海再無關聯(lián)。但公司和學校的合作依然堅如磐石。她和張宇墨一樣，在未來的時間里，也會對下屆的學弟、學妹們說：“實習很坑的，能不去就不去吧?！?/p>

提醒的話也只能說到這了。

（文中職校生為化名）

文：傅一波/王晨婷

編輯：黎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