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仁德、開明，若其繼位，能否像日本天皇一樣萬世一系？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要先向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釋迦摩尼是佛祖至尊、孔子是儒道至圣，自古便是如此，從來沒有人去搶他們的名諱，因為根本挨不到邊。

大家深受我國封建皇帝和日本近現(xiàn)代軍國主義觀念影響，總覺得日本天皇也應該是威風八面、大權在握的國家元首。

其實這個印象是錯的，日本天皇在日本兩千余年的封建歷史中，只有極少數(shù)時間擁有實權。

大多數(shù)時間里，日本天皇就像神廟里供奉的神位，只是一個象征罷了。

大家與其不存在任何利益上的往來，因此更沒必要去找他的不痛快。

1.王朝的圓周率

與上述情況相對的，封建王朝的興滅，是對天下有莫大影響的，即便沙丘之變沒有發(fā)生，嬴政順利傳位給自己的大兒子扶蘇。

扶蘇能做的也就是在自己活著的這段時間里保住秦朝，讓秦朝不至于二世而亡，延續(xù)百年。

自封建時代開始，沒有哪一個王朝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圓周率，即使有數(shù)十年的強盛、安居樂業(yè)的政治環(huán)境，也會因為繼承人而改變。

如果遇到開明的繼承人，那么王朝的傳承就會延續(xù)下去；如果遇到荒淫無道的繼承人，王朝的命運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就拿明朝來說，明太祖起于草莽，父母皆因苛捐雜稅而死，因此老朱對于貪官深惡痛疾，老朱在位時期，規(guī)定了整個封建王朝最嚴格的法律——大誥（對于官員來說）。

在老朱的殘酷奴役下，許多官員甚至萌生了棄官回家的想法，即便如此也是奢望。

因為在老朱眼里，你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棄官回家也是罪。

為了防止權力外泄，老朱還罷黜了丞相，真正做到了大權獨斷。

而這種情形只存在了一朝，靖難之役奪得皇位的朱棣也好，宅心仁厚的明仁宗也罷，還有仁宣之治的朱瞻基，他們都是明朝的好皇帝，卻沒有老朱那樣生猛的工作精神。

因此他們都用內(nèi)閣來幫助自己處理政務，而內(nèi)閣成為了又一個丞相。

之后強盛的大明便開始走了下坡路，大明戰(zhàn)神明英宗土木堡之變致使四十萬大明忠臣埋骨他鄉(xiāng)。

之后的皇帝更是一個比一個奇葩，貪玩的明武宗、煉丹的嘉靖、不上朝的神宗、木匠天才的熹宗，一步步把大明拖入深淵。

到了崇禎，即使圣人出，努力了十七年，也沒能挽救大明。

如果扶蘇繼位，他當然是一代雄主，可封建王朝的圓周率早已定好:王朝遇明主則天下強，遇昏君則天下亡。

一代雄主，兩代雄主都可以出現(xiàn)，但不可能代代都是雄主，明朝早晚還是有滅亡的時候。

2.“神圣”的日本天皇，在中國沒有生存的土壤。

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說白了也就是個吉祥物，根本沒什么實際權力，只是國家的“象征”。

經(jīng)歷“大化改新”后，日本進入了封建時代。

而從公元645年的改革到公元875年，天皇一直就是“吉祥物”，藤原良房攝政后，幕府時代更是大行其道。

此時，天皇早已經(jīng)為歷史的過去，要不是日本掌權派一直在營造“天皇神圣，不可侵犯”這個概念，估計天皇早就沒人認識了。

也正因為這個觀念，最終救了天皇一命，因為天皇“神圣”，所以不會有攝政大臣會冒險把天皇從神壇上拉下來。

而這種情況，在我國顯然并不存在。

我國最早的“君權神授”，是漢代的董仲舒提出的，扶蘇當時顯然還沒有這個概念。

漢代之前，所有的王室都是皇帝之后，沒有人更高貴。

PS:夏禹是黃帝玄孫，顓頊之后。

商湯也是黃帝玄孫，帝嚳之子契的后人。

周文王姬昌與商湯出于同源，是帝嚳之子后稷的后人。

秦國的祖先是商朝大將飛廉，飛廉同樣是顓頊的后人。

因此當年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真是喊出了光大貧苦老百姓的心聲。

3.分配不均才是王朝興滅的“元兇”

我國之所以進入封建社會，就是因為新興的地主階級力量超過了沒落的舊貴族。

而成為君主的國王為了更好的掌握權力，也必須削弱舊貴族的政治權利。

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必經(jīng)之路。

隨著農(nóng)民地位的提高，他們和地主之間的差距也逐漸縮小，一些農(nóng)民可以通過機遇成為地主，一些地主也可能因為游手好閑敗光家產(chǎn)，成為農(nóng)民。

王朝開始之初，統(tǒng)治者會根據(jù)人口劃分土地，耕者有其田，休養(yǎng)生息、輕徭薄賦，這是王朝興盛的根本。

到了王朝末期，土地兼并，王朝身上的“寄生蟲”越來越多，致使利益均衡被打破。

這些“寄生蟲”們貪婪地吞噬著底層百姓的利益，致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最終爆發(fā)下一次農(nóng)民起義，推翻王朝。

也就是說，每一次朝代更替，說白了都是利益分配不均導致的，當貪婪戰(zhàn)勝了理智，弱勢群體沒有了生存條件，王朝的更替也就成了必然。

秦朝是一個耀眼的王朝，因為他結束了之前數(shù)百年留下的傳承，創(chuàng)立了獨屬于中央的完備立法。

統(tǒng)一六國后，秦朝也將自己的思想和報復推向了全中國。

雖然歷史并沒有描述秦滅六國后重新分配土地，但按照商鞅新法規(guī)定，“獎勵耕戰(zhàn)”是全國存在的。

但秦朝犯了和列寧一樣的錯誤:

“土地是我們的，面包是你們的；奶牛是我們的，牛奶卻還是你們的”。

秦朝確實給了農(nóng)民土地，卻并沒有給他們耕作的機會。

因為秦始皇統(tǒng)一后，他一直在大興土木、對外用兵，一刻都沒有消停過。

這當然違背了農(nóng)業(yè)社會的基本生存規(guī)律（三年勞作積攢一年口糧，三個豐年必有一個災年），也讓老百姓沒有了維持生活的基本口糧。

這也就變相地導致了“分配不均”的產(chǎn)生。

統(tǒng)治者因為欲望，過度侵占百姓的生存空間，壓榨國家資源，導致民不聊生，百姓也只能起來反抗。

4.扶蘇未必是大秦的“拯救者”

扶蘇是一個孝子賢孫，也是一個寬厚仁德的人，但未必是一個好的繼承人。

趙高一道假的詔書就可以讓他拔劍自刎，試問這樣的人怎么能有成大事的志氣，又怎么能成為力挽狂然的繼承人？

秦始皇病逝的時候，扶蘇已年近三十，可就是這么一個三十余歲的皇長子，仍然不能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又怎么支撐得起天下？

后來的戾太子劉據(jù)，性格優(yōu)柔寡斷，做了十幾年太子，也是讓漢武帝極其不滿，認為其與自己不像。

但至少作為繼承人來講，劉據(jù)甩扶蘇好幾條街。當李廣利、江充步步緊逼、不斷陷害的時候，劉據(jù)并沒有選擇屈服，而是手持皇后印璽和太子手令，擁兵自保，雖然最終兵敗身死，但至少殺了江充，給自己出了口惡氣。

扶蘇當年手握四十萬蒙家軍，局面比劉據(jù)好得多，卻心甘情愿自盡，從這里就能看出他什么志氣。

不過扶蘇是個懷柔的人，他肯定會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但這個政策與商鞅“獎勵耕戰(zhàn)”相違背，秦國與六國也有差異，因此更是困難重重。

縮小關中與六國差異，使老百姓真正實現(xiàn)“安居樂業(yè)”是扶蘇必須解決的問題。

畢竟二世元年天下人就已經(jīng)起兵反秦了，這不能算到胡亥頭上吧。

胡亥之流雖然是一群“屎殼郎”，可要想禍害天下，也需要一段時間。

而他繼承大統(tǒng)還不到一年就已經(jīng)天下大亂，說明始皇帝的政策從一開始就不得人心。

始皇帝在位時，天下早就有了分離的心思，只是礙于他的威嚴，大家不敢明說罷了。

而始皇帝死后，威懾他們的東西不在了，天下也就不再姓秦了。

當然，扶蘇手里還有威震天下的名將蒙恬，輔佐的名臣馮去疾等，穩(wěn)定天下自然不是問題。

但要做到“天下歸心”，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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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昭 審核：夢愚編輯

文獻參考：《二十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戰(zhàn)國策》《左傳》《春秋》《呂氏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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