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高級文人是被分成兩大品種的：一種叫“知識分子”，另一類被稱為“知道分子”，兩批人馬一般還互相瞧不上。知道分子總嫌知識分子迂腐嚴肅假清高，而在知識分子眼里，“你丫就是個嘩眾取寵的營銷號，裝啥文化人哩！”

　　是的，在一般認識里，“知識分子”4字，往往代表著高端、專業(yè)、有學問、有獨立思想的人，比如過去的陳寅恪、胡適、魯迅，如今的劉瑜、陳丹青等等。他們論起身份，一般都是大學教授，豆瓣名字條目下起碼有一兩本8.0以上高分的作品。他們坐擁書城，他們學識淵博，他們家國天下，他們橫眉冷對，他們自詡清流，他們是情懷黨，他們有“民國范兒”，他們最愛扯什么“精神獨立、思想自由”這四字經(jīng)。反正就是脾氣很軸，不接地氣，讀書讀傻的樣子。

　　前些年，南大學生搞了一部話劇《蔣公的面子》，講的不過是抗戰(zhàn)期間有三位教授為了尊嚴，拒絕往赴蔣府宴會，而且還不計得失謝絕合作的“打臉”故事，結(jié)果在海峽兩岸各大高校都火得不成樣子，好些文化大咖到處為之激動鼓呼。何以故，因為大學教授們代入感強烈，覺得這樣的“知識分子”說出了他們的心聲，活成了他們夢想成為的樣子：心懷天下，一身傲骨，匹夫橫議，敢輕富貴笑王侯，堅信“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是第二政府”，腦中滿是諸如“批評成風，流言才不會有空間”這樣的信念。我媽是家庭主婦，當年偶然陪我看完，她的感想只有一條，“這些人是不是有病呀！”

　　對的，這種老百姓的觀感，恰恰反映出了“知識分子”們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他們這些人，無論哪朝哪代，都算得上是體面的上流社會中人了，可就是不自尋煩惱不惹是生非就過不下去似的，就連吃飯如廁時分都愛擺出屈原式的憂國憂民狀，走哪都指指點點牢騷滿腹戟指怒目，像個臭嘴烏鴉一樣整天叫個不停煩不煩呀！

　　這就導致群眾們的意見，也很兩極分化：推崇的恨不得捧他們是“良知重鎮(zhèn)”；討厭的忍不住破口大罵“臭公知”，眼不見心不煩啊，你們能滾國門多遠就拜托滾多遠。

　　而所謂“知道分子”，是“知識分子”做不成，既無法進大學又寫不出“學術(shù)著作”，只好跟著大眾廝混，“淪為”有點文化、有點錢的網(wǎng)絡(luò)大V的意思。

　　這里邊的心事，是非常微妙的：大凡“知道分子”，即便再有名了，可內(nèi)心一樣也向往著成為“知識分子”，人家只是攀不上，或者一不小心淪為“知道分子”的。甚至好些著名“知道分子”，比如許知遠、薛兆豐他們，只是為生活所困，暫時性混“知道分子”圈的。哪知時日一久，“知道分子”做舒服了，又回不去做不成“知識分子”了，所以只能“精神分裂”下去。用李誕的話來說，他們表面看不起別人，內(nèi)心看不起自己，只好靠自嘲泄閥

　　從此，他們似乎活成了兩頭不是人的“蝙蝠”，既是文化人+網(wǎng)紅的混搭款，又哪一塊都是又哪一塊都不純，找不到歸隊的路。他們是什么人，是既高端又低俗，網(wǎng)紅圈覺得你“裝X”敬而遠之，知識分子圈鄙視你“嘩世取寵”不屑一顧。的確，既不像知識分子那般純情執(zhí)著，又不能跟文痞分子一般玩世不恭，是知道分子的特征，也是他們最深的困境。他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比窮酸書生富有，比土豪們有文化，就像第一代“知道分子巨星”易中天曾為之洋洋自得的那樣。

　　總而言之，“知識分子”是一種標榜，誰沾上這個認證都自帶高貴光環(huán)；而“知道分子”呢，從誕生伊始至于今日，都是一個被奚落或是無奈自嘲的名詞?！爸婪肿印边@個名號的起源，得追溯到不遠的19年前：話說2002年的《新周刊》雜志，刊發(fā)了一篇題為《向“知道分子”致敬》的文章，用“知道分子”去給那些“不苦守于書齋、不局限于專業(yè)，關(guān)注時態(tài)、能說善寫，粉絲眾多，流量大戶，同時在資本市場游刃有余的當代社會亞精英群體”定標簽，從此“知道分子”這個名詞才廣為人知。

　　那篇《向“知道分子”致敬》文章，名義上為“致敬”，實際上是一種明褒暗貶的“高級黑”，所制造出來的理所當然是一個貶義詞， 而且是一種略含揶揄的稱呼?！爸婪肿印倍恰爸R分子”，其言下之意，就是一群本來要從事創(chuàng)造性精神文化事業(yè)，卻沒有相應(yīng)的能力， 最后還媚俗地跪倒在資本大爺?shù)呐Ｗ醒澫?，而且充其量只是比別人多“知道”一點常識的“低配版知識分子”而已。

　　用京城貧嘴王朔的話說，“知道分子”是那些沒啥獨立學術(shù)觀點，“抄慣了別人的宏論”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降維版。典型代表就是高曉松、羅振宇、梁文道那些人。他們都是網(wǎng)絡(luò)上的超級達人，表現(xiàn)得似乎什么都知道一點，講話很有意思，姿態(tài)還有點酷，偶爾有俏皮話與精辟句子，口中筆下動輒都是一些不認識的人及他剛看過的書，什么披頭士、凡?高、達利、范思哲、米蘭?昆徳拉爾赫斯、海徳格爾、哈貝馬斯、維特根斯坦、瑪格麗特?杜拉斯、張愛玲、王家衛(wèi)、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等等都是高頻詞，五花八門七葷八素張嘴就來，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泛濫一發(fā)不可收拾，但你要讓他潛心專門寫本研究蘇軾或德里達的專著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分野就出來了：知識分子生產(chǎn)知識、對抗不義，而知道分子服務(wù)大眾，靠所學換取所需，游走在學府與市場、書齋與媒體、講壇與秀場之間， 只為市場而不為任何一個單一的人群服務(wù)。他們最受詬病的，除了媚俗、學識不精之外，還處處發(fā)言，表現(xiàn)似乎無所不知，卻漏洞叢生——網(wǎng)上要“義務(wù)”為高曉松、吳曉波糾錯的人何止成千上萬，那些“指謬”文章都能印半間屋子了。

　　但是呢，“知道分子”這些人，梁文道也好，于丹也罷，他們的貢獻也確實不容磨滅的。至少，他們面向社會大眾，普及了知識分化，而且裹挾著“文化資本”的強大力量， 不斷向這個社會發(fā)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基本上都是正向的能量。比如于阿姨講論語，是經(jīng)常亂彈琴，但就是經(jīng)她這么一嚷，當年《論語》全國各地書店都賣脫銷了，這功德豈?。?/p>

　　當然，“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分野再大，在一些核心問題上，他們一般還是有共識的，是可以二合一的。比如，他們都是“文化人”。比如，他們一般都瞧不起胡總編之類的同類。

　　2021.3.4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