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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智旭權 主編|楊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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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67對話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

近日，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接受網易財經智庫《C位觀察》專訪時，就地緣政治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美元信用變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中國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策略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管濤指出，地緣政治沖突主要通過實體經濟和信心兩個渠道影響人民幣匯率。實體經濟渠道方面，地緣政治沖突可能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而影響中國對外貿易，同時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可能引發(fā)資本流向安全資產，新興市場面臨資金流出壓力。信心渠道方面，地緣政治事件可能對市場信心帶來沖擊，影響投資者對本地資產的看法和預期，但具體影響方向取決于市場對不同經濟體韌性的判斷。

針對美元避險屬性突出與信用削弱并存的現象，管濤表示需具體分析。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fā)起軍事行動后，美元出現反彈，一方面是其傳統(tǒng)避險資產角色發(fā)揮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國作為油氣凈出口國，受中東局勢動蕩的影響遠小于對中東原油進口依賴度較高的歐洲、亞洲經濟體，匯率作為相對價格，此消彼長下推動美元走強。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管濤表示，長期來看，美國的關稅、外交等政策導致美元信用裂痕擴大，其國際貨幣地位受到沖擊，2022年一季度至2025年三季度，全球黃金外匯儲備中黃金份額上升11個多百分點，美元份額下降8個多百分點，且非美主要儲備貨幣份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顯示市場對美元的不信任并未轉化為對其他貨幣的認可，短期內尚無貨幣能挑戰(zhàn)美元地位。這一格局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機遇，目前人民幣已是前三大國際支付和跨境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外匯交易貨幣、第七大外匯儲備貨幣，未來需通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

回顧過去人民幣匯率的承壓階段，管濤指出，每個階段的地緣政治事件都扮演了不同角色，但關鍵因素在于人民幣自身的狀態(tài)和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例如，2014年至2016年的人民幣貶值壓力主要源于中美貨幣政策分化，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通過助推了美元加速升值，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壓力；而2018年至2019年則主要受中美經貿摩擦影響，我國一度遭遇股市匯市雙雙下跌。2022年的人民幣貶值則主要與中美經濟周期和貨幣政策分化有關，2月底俄烏沖突并未對人民幣形成負面影響，反而一度走出 “美元強人民幣更強” 的行情，直到3月份美聯儲逐步開啟加息縮表，人民幣匯率才開始震蕩下行。整體來看，與中國直接相關的地緣政治事件對人民幣匯率影響更大，且影響程度還取決于人民幣當時的市場狀態(tài)。

管濤認為，美伊沖突推高全球航運成本，雖會帶來輸入性通脹，但通過該渠道對人民幣匯率的間接施壓有限。一方面，中國能源安全保障體系更完善，能源儲備充裕、來源多樣化，新能源替代比例也比較高，受油價上漲的影響相對較??；另一方面，輸入性通脹是全球經濟體共同面臨的問題，匯率作為相對價格，中國所受影響的相對程度才是關鍵，且適度的輸入性通脹反而有助于中國推動物價合理回升。再一方面，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突破萬億美元，這一基本面成為對沖地緣政治引發(fā)的資本項目流出壓力的重要護城河，中國外匯市場由貨物貿易主導，貿易順差支撐下，人民幣匯率形成了較強的韌性。

對于2026年美聯儲利率政策，管濤表示，中東局勢動蕩推高美國通脹中樞，市場已基本排除美聯儲加息可能，因加息無法解決供給側引發(fā)的成本推動型通脹，但通脹上行會封殺降息空間，年初市場預期的兩三次降息或縮減至不到一次，不排除全年不降息的可能。而人民幣匯率方面，短期暫無破6進5的可能性，其走勢由中美經濟恢復相對強度、中國外經貿環(huán)境演變、美元利率匯率走勢等多重因素決定，匯率測不準是必然，雙向波動是常態(tài)。

在匯率調控方面，央行兼顧匯率彈性與穩(wěn)定，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防止匯率偏離基本面的超調。2026年2月27日央行將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至0，正是為了應對當時人民幣加速升值背后的順周期羊群效應，該舉措降低了企業(yè)遠期購匯套保成本，有助于改善外匯供求關系。目前中國外匯儲備連續(xù)16個月在3.2萬億美元以上，2026年2月達3.43萬億美元，遠超進口和短期外債覆蓋需求，成為穩(wěn)定人民幣匯率的 “壓艙石”，央行雖已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tài)干預，但極端情況下仍有充足的干預能力。

管濤指出，當前宏微觀審慎監(jiān)管工具能夠有效平滑資本流動，應對外部風險沖擊，但政策實施中需加強監(jiān)測、做好預案，不斷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同時調動市場機構主觀能動性，落實風險自擔。對于市場風險，2026年需重點警惕中東局勢持續(xù)升級引發(fā)的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動蕩風險，以及中美在經貿、科技領域競爭加劇帶來的地緣經濟對抗風險，而中國國內房地產、地方債化解等問題也仍是需要關注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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