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0年，阿拉伯半島麥加城的古萊士氏哈希姆家族，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真主安拉的使者，開始在阿拉伯半島傳播伊斯蘭教。短短二十余年，這一新興宗教便隨著阿拉伯帝國的擴張，傳遍了西亞、中亞的廣袤土地。而幾乎在同一時間，東方的大唐王朝在李淵父子的手中建立，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包容的時代。

伊斯蘭教與大唐王朝的正式相遇，被史學(xué)界普遍定格在永徽二年，也就是公元651年。這一年的8月，阿拉伯帝國（唐代稱其為“大食”）的第三任哈里發(fā)歐斯曼，派遣使者不遠萬里抵達大唐首都長安，晉見了剛剛登基不久的唐高宗李治。

這次朝見被完整地記錄在《舊唐書》與《冊府元龜》之中，成為中國官方史書對伊斯蘭教最早的正式記載，史學(xué)界也因此將這一年，定為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時間。

在此后的147年里，從倭馬亞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大食國向大唐派遣的官方使節(jié)多達37次，頻繁的官方往來，為伊斯蘭教的持續(xù)傳播打開了暢通的渠道。

而真正讓這一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并非朝堂之上的使節(jié)往來，而是沿著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蜂擁而至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群體。

大量來華的阿拉伯、波斯人因大唐的富庶不愿歸國，最終留居華地不再返回，他們在大唐的土地上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形成了最早的穆斯林社群。

會昌年間，唐武宗在道士趙歸真等人的蠱惑下，大規(guī)模推行滅佛政策，同時也對除道教之外的所有外來宗教展開了禁絕。

“大秦”“穆護”“祅”分別指代三種不同的宗教——大秦是聶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祅是瑣羅亞斯德教（火祆教），而穆護，便是唐代人對伊斯蘭教的稱呼。

“穆護”是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在唐代的簡縮譯寫形式。唐代翻譯外來人名、地名時，素來有簡縮音譯的習(xí)慣，比如將“佛陀”簡稱為“佛”，“僧伽”簡稱為“僧”，“浮圖窣堵波”簡稱為“浮圖”，“阿羅漢”簡稱為“羅漢”。

會昌五年的這場滅教行動，讓伊斯蘭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chuàng)。整個行動從當(dāng)年七月正式啟動，到八月便基本完成，可謂雷厲風(fēng)行。唐武宗先是批準(zhǔn)了中書省的奏請，下令穆護、大秦等教的信眾全部勒還俗，遞歸本貫充作兩稅戶，若是外國人，則送還本處收管。

隨后的敕令中再次明確，除了保留的佛教寺院與僧尼之外，“余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相關(guān)寺院的財貨田產(chǎn)全部沒收入官，寺院的建筑材料被用來修繕公廨驛舍，銅像、鐘磬則被熔毀鑄錢。

唐武宗之所以在滅佛的同時，禁絕穆護、大秦、祅教，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武宗本人極度崇信道教，一心追求長生不老，聽信道士的讒言，認(rèn)為所有外來宗教都是“邪法”，應(yīng)當(dāng)一并革除；

其二，安史之亂后，回紇勢力在中原引發(fā)了多次動亂，唐王朝擔(dān)心與大食等國關(guān)聯(lián)緊密的外來宗教，會成為外國勢力滲透的渠道，影響帝國的統(tǒng)治穩(wěn)定；

其三，穆斯林商人長期把持著大唐的海外貿(mào)易，在一定程度上與唐政府、地方權(quán)貴爭奪商品市場與商業(yè)利益，引發(fā)了朝廷的不滿，最終促成了這場針對外來宗教的禁絕行動。

這場滅教行動，對伊斯蘭教在大唐的傳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大量穆斯林被勒令還俗，禮拜堂被拆毀，田產(chǎn)被沒收，外來的穆斯林被遣送回國，本土的信眾則被編入戶籍，成為朝廷的稅戶。

公元878年，黃巢率領(lǐng)的農(nóng)民起義軍攻破廣州城，在城中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殺戮，據(jù)《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不計罹難的本地百姓，僅城中經(jīng)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有十二萬人死于這場兵亂。黃巢之亂后，大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崩潰，最終在公元907年滅亡，進入了五代十國的亂世。而伊斯蘭教，在經(jīng)歷了大唐兩百余年的跌宕起伏后，在中華大地上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