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孝先這個人，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在民國軍政舞臺上的角色，那就是“惡犬”——更準確地說，他曾是蔣介石手中一把非常鋒利的家刀。

他的一生從奉化小鎮(zhèn)的教書匠開始，到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再到北平城里令人聞風喪膽的“憲兵三兇”之首，最后猝然死于驪山腳下的槍聲，滿打滿算不過三十六年。

蔣孝先與蔣介石的關(guān)系，要從蔣家的輩分談起。

蔣孝先的父親蔣錫侯是蔣介石的堂兄，按家譜論，蔣孝先是蔣介石的堂侄，也就是族侄，他應(yīng)該稱呼蔣介石為“堂叔”或者“族叔”。

在民國，輩分這東西說白了就是一張投名狀——只要姓蔣、沾親，就有了在蔣家王朝里占位子的資格。

1924年，二十五歲的蔣孝先聽說族叔公蔣介石在廣州當了黃埔軍校校長，立刻扔掉教鞭投奔黃埔，順利考入一期第一隊。畢業(yè)后被蔣介石有意栽培，先是擔任教導(dǎo)第一團排長，參加?xùn)|征陳炯明因惠州之役作戰(zhàn)勇敢升任連長，北伐攻打汀泗橋立下戰(zhàn)功又后升任營長，可以說，他是一路踩著戰(zhàn)場上的臺階往上爬，雖說戰(zhàn)場上也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但在那個講究裙帶關(guān)系的時代，姓蔣才是他最大的本錢。

然而，蔣孝先真正“名震天下”，不是他在北伐戰(zhàn)場上的功勞，而是他在北平當憲兵團長期間的所作所為，以至于當時人們咬牙切齒地給他封了一個“憲兵三兇”之首的惡名。

1933年長城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人在華北步步緊逼，國人抗日情緒高漲。

蔣孝先奉命率憲兵第三團進駐北平，兼任北平憲兵司令部副司令。名義上憲兵是維持軍隊紀律、負責治安的兵種，但在蔣孝先手里，憲三團徹底變成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政策下最鋒利的屠刀。

他沒有帶著部隊往長城前線開，而是窩在北平城里，每天干的勾當就是抓抗日分子、捉進步學(xué)生、鎮(zhèn)壓一切敢于喊出抗日口號的聲音。

蔣介石曾在電話里給他下了死命令：“對不聽勸阻的暴徒，一律格殺勿論！”這話蔣孝先牢牢記在心里，執(zhí)行起來毫不含糊。

在當年，除了蔣孝先穩(wěn)坐“三兇”的頭把交椅，北平城里還有另外兩兇。

其中一兇名叫丁昌，湖南長沙人，黃埔四期畢業(yè)，是個受過德國警察學(xué)校和日本憲兵雙重訓(xùn)練的“技術(shù)型人才”。

丁昌在憲三團里當一營副營長，此人干了一件開創(chuàng)性的事：他和營長韓文煥從憲兵連里挑出一批文化水平較高的上等兵，施以特務(wù)訓(xùn)練，讓他們穿著便衣、化裝成工人和學(xué)生混進進步團體。

這幫便衣憲兵偽裝成進步愛國分子，一頭扎進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反帝大同盟、互濟會等組織內(nèi)部，打探消息、摸清脈絡(luò)，然后里應(yīng)外合一鍋端。

1933年到1934年間，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等組織被他們連根拔起，數(shù)百人被捕入獄，北平地下黨的工作幾乎癱瘓。

蔣孝先是臺面上拿槍的劊子手，丁昌就是幕后穿便衣的獵犬，兩人一明一暗，把北平變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大牢籠。

至于另一“兇”蔣國濤，也是奉化溪口人，黃埔一期畢業(yè)，雖然在北平的具體劣跡不如前兩人那么“耀眼”，但他后來也進了委員長侍從室，干的同樣是特務(wù)勾當。

這三個人，兩個姓蔣、一個姓丁，一個懂技術(shù)、兩個有靠山，湊在一起把憲兵第三團活生生搞成了一個半公開的殺人機器。

正是在蔣孝先的指揮和丁昌的特務(wù)配合下，憲三團在平津地區(qū)的暴行幾乎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

馮玉祥在回憶錄中有一筆寫得極其具體：蔣孝先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聽見誰在東北抗過日就抓，聽見誰在察哈爾抗過日馬上也抓，被抓去活埋的、被拋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

馮玉祥還寫道，當時北平城外有幾口干井，死尸堆得滿滿的，憲兵特務(wù)坐著大卡車在大街上到處亂抓人，搞得老百姓都不知道這是什么黑暗世界。

“左聯(lián)”等進步文化組織也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大批革命同志在搜捕中被捕殺。

1934年秋冬，為了徹底摧毀北平的共產(chǎn)黨組織，國民黨幾乎出動了河北省黨部、北平警察局、憲兵三團等全部軍警憲特力量，將北京特科成員幾乎一網(wǎng)打盡，李光偉等七人被押解到南京。

這些不是數(shù)字，是一個個被活埋的人、一口口堆滿尸體的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