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學時都知道，紅軍長征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失利才開始的?？蛇@事背后，遠不止“打輸了轉移”這么簡單，還有不少關鍵細節(jié)一直被很多人忽略。今天咱們就好好說說這件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失利，留下少部分紅軍留守蘇區(qū)，八萬六千主力部隊放棄根據地向西轉移，這就是我們熟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很多人只知道輸了才走，卻沒深究，為啥贏了前四次反圍剿，偏偏第五次輸了？輸了就一定要轉移嗎？

時間拉回1933年9月，蔣介石準備了半年，調集一百萬軍隊親自擔任總司令，還出動二百多架飛機，向各地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其中近五十萬人專門用來對付中央蘇區(qū)。那時候中央蘇區(qū)紅軍主力發(fā)展到八萬六千人，算上中央警衛(wèi)師、少共國際師這些武裝，總兵力達到十二萬人左右。不管是人數還是裝備，和國民黨軍比都差距懸殊，別說坦克飛機，連重武器都十分缺乏。

真正出問題的核心還是指揮層，那時候毛主席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負責人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了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李德讀過正規(guī)軍校，也打過仗，但他學的都是正規(guī)陣地戰(zhàn)那一套，完全不適合力量薄弱的紅軍。之前毛主席帶著紅軍打贏四次反圍剿，核心思路就是集中優(yōu)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根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這套打法剛好適合當時的紅軍。

李德硬要逼著紅軍跟裝備精良、人數占優(yōu)的國民黨打陣地戰(zhàn)，剛好撞到了蔣介石的槍口上。蔣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改用堡壘主義戰(zhàn)略，就是要跟紅軍拼持久戰(zhàn)。最典型的就是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wèi)戰(zhàn)，紅軍為了守住蘇區(qū)北大門廣昌，硬扛國民黨十一個師的進攻，還要面對敵人的重炮和飛機轟炸。紅軍血戰(zhàn)十八天后傷亡慘重，為了保存實力被迫撤出，廣昌就此失守。

那時候紅軍其實碰到過一個絕好的破局機會，只是沒把握住，這件事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把它跟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跟長征聯系起來。這件事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福建事變。1933年11月，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愛國將領和人士，帶領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fā)動福建事變，公開宣布抗日反蔣，這本來就是紅軍打破圍剿的絕佳機會。

可惜當時紅軍內部沒能形成統(tǒng)一意見，最終沒有和第十九路軍聯合作戰(zhàn)，白白錯過了這次天賜良機。蔣介石很快調集二十萬陸海空兵力鎮(zhèn)壓，第十九路軍力戰(zhàn)不敵，福州陷落之后，泉州、漳州也先后丟了，十九路軍的編制都被撤銷，福建事變徹底失敗。去掉了這個后顧之憂，蔣介石就能集中全部力量壓向蘇區(qū)，形勢一下子變得更壞。

廣昌失利之后，蘇區(qū)根據地急劇縮小，到1934年9月，中央蘇區(qū)只剩下瑞金、興國、于都、寧都、會昌這幾個縣，原來連成一片的根據地被國民黨分割得支離破碎。這時候李德才不得不承認，紅軍已經沒法在蘇區(qū)打破敵人的圍剿，他提出讓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qū)，還上報給了共產國際，之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轉移的所有事宜。說白了，轉移就是因為在江西已經站不住腳了。

遵義會議早就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就是錯誤地用單純防御代替了決戰(zhàn)防御，用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代替了運動戰(zhàn)。軍事指揮出錯是一方面，蘇區(qū)內部資源枯竭，也是不得不走的另一個關鍵原因。1933年的時候，中央蘇區(qū)的人力物力就已經摸到了最高臨界點，整個蘇區(qū)才三百萬人口，養(yǎng)活的脫產和非脫產人員加起來就超過三十萬。平均每八個老百姓就要養(yǎng)一個吃公家飯的，這個負擔真的重到扛不住。

連年圍剿連年征兵，大量青壯年離開農田去參軍，蘇區(qū)的糧食生產和經濟運轉，早就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當時維系蘇區(qū)運轉還有一樣不能少的戰(zhàn)略資源，那就是鎢，不管造裝備還是換物資都離不開它。紅軍靠出口鎢砂換來了大量槍支彈藥、藥品和糧食，撐著整個根據地運轉，蔣介石早就盯著這塊肥肉了。

蔣介石跟德國協商好之后，拿到了德械師的援助，就鐵了心要把紅軍趕出江西，這樣鎢礦就能落到他手里，還能低價賣給德國人換好處。國民黨圍剿的時候專門重點搶奪鎢砂礦區(qū)，占不了的就直接炸毀，到最后紅軍能采能賣的鎢砂越來越少，連維持蘇區(qū)運轉的經費都湊不出來了。真就是沒錢了，沒糧了，沒人了，不走不行。

前四次圍剿蔣介石用的都是大軍齊頭并進合圍的老套路，這個套路其實跟明朝薩爾滸之戰(zhàn)明軍的打法一模一樣，本身就給了對手逐個擊破的機會，所以四次都輸了。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改了打法，聽了謀士楊永泰的建議，推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這一招給蘇區(qū)帶來的打擊真的很大。

軍事上國民黨聘請了德國軍事顧問團，推行堡壘主義，每天只往前推進兩三公里，每推一段就修一座碉堡，步步蠶食，一點點壓縮蘇區(qū)的生存空間。經濟上對整個中央蘇區(qū)實行堅壁清野，村村都設保甲，把物資封鎖得嚴嚴實實，紅軍的游擊戰(zhàn)略根本發(fā)揮不開。食鹽運不進來很多戰(zhàn)士得夜盲癥，缺藥只能看著受傷的戰(zhàn)士犧牲，缺布好多戰(zhàn)士衣服破了沒法換，只能穿草鞋甚至光腳打仗。

在外邊鐵壁合圍、內部資源枯竭的雙重擠壓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幾乎是沒法逆轉的，長征自然也就是被逼出來的。其實紅軍最開始壓根沒打算走那么遠到陜北，本來計劃是西進湘西，跟賀龍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湖南重新建立革命根據地。

結果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在湘江遭到了近三十萬國民黨軍的瘋狂圍堵。血戰(zhàn)五晝夜之后，中央紅軍從出發(fā)時的八萬六千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擔任全軍后衛(wèi)的紅三十四師，幾乎全員犧牲，打光了整支部隊。湘江之戰(zhàn)后紅軍實力銳減，根本沒法在湖南立足，只能繼續(xù)西進，轉道云貴之后，又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最后跟陜北的紅軍會合，才終于停下了腳步。

這一走，就走出了我們熟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場偉大的轉移被毛主席稱為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它向全中國宣告，我黨和紅軍還在，革命的火種從來沒有熄滅。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紅軍長征歷史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