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北京，法源寺內(nèi)丁香盛放。視覺中國供圖

　　從居庸關(guān)的“山桃接力杏花”到北海的“蕩起雙槳”，從陶然亭的海棠到法源寺的丁香，4月的北京鋪滿春色。春天之于北京，不僅是花草樹木與鳥獸魚蟲的萌動，更有一種刻在城市基因里的春游傳統(tǒng)：從金代帝王的春水捺缽，到明代士人的高梁橋游春，從清代文人的陶然亭雅集，到民國市民的中央公園踏青——春游從來不只是“出門看春”，而是北京文化傳承與融合的隱秘脈絡(luò)。

　　早在遼代，北京作為陪都，便已有了春獵之風(fēng)。至金代定都于此，女真人的“春水捺缽”真正奠定了都城春游格局。春水捺缽源自游牧傳統(tǒng)，非僅游獵之娛，而是兼具軍事演練、祭祀祈福與朝政理政的國家禮制。

　　金代帝王率百官駐蹕萬寧宮、建春宮、玉泉山、香山，白日校場騎射、水邊宴飲賦詩，夜晚批閱奏章，將游牧民族的游獵習(xí)俗與中原王朝的郊祀禮制融合，奠定北京春游“家國同春”的基調(diào)。翰林修撰趙秉文的《扈從行》“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綠”，便生動記錄了彼時的盛況。

　　元代皇家春游承襲金制又具特色，御苑春色為皇室獨享。元大都的柳林行宮與南海子是重要活動場所，每年農(nóng)歷三月，元帝會前往柳林春獵。南海子有兩處標志性設(shè)施：一是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下令筑造的晾鷹臺，供皇帝觀獵、海東青休憩；二是幄殿，為皇室休息宴飲之所，融合蒙古氈帳機動性與漢地宮殿規(guī)制�！坝位食恰笔窃始掖河蔚奶厣顒�，至元七年（1270），帝師八思巴向元世祖忽必烈進言，設(shè)白傘蓋護國安邦，忽必烈采納后，定每年農(nóng)歷二月十五日（花朝節(jié)）舉行游皇城儀式，融合漢地歲時習(xí)俗，成為春季盛事。

4月8日，北京市陶然亭公園，20余種、500余盆海棠精品盆景，配合30余種、3000余株地栽海棠，讓游客在一步一景中體驗春日游園氛圍。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孔斯琪/攝

　　明代北京春游，以高梁橋為一大勝地。《帝京景物略》記載，清明前后，西直門外十余里官道游人如織，官宦乘車簪花、文人騎驢攜酒、百姓結(jié)伴踏青，夾岸垂柳、酒肆茶棚相映成趣。此外，如柳浪莊、滿井、金魚池等地，皆是游春的好去處，野餐、秋千、賞泉成為民間春日標配。

　　明代春游又與皇家“籍田禮”呼應(yīng)。仲春時節(jié)，皇帝赴先農(nóng)壇親耕，以“三推禮”祈求風(fēng)調(diào)雨順，開啟全年農(nóng)時。帝王親耕的儀式感，帶動全城游春熱潮，掃墓祭祖與踏青宴飲融為一體，“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成為明代北京春游的獨特圖景。文人雅士則偏愛西山清幽，以文會友、賦詩作畫，文徵明、袁宏道等名家留下大量詠春詩文，將自然春色升華為文學(xué)藝術(shù)，讓春游成為文人精神寄托的載體。

　　清代北京春游，在承襲明代民俗的基礎(chǔ)上，更添風(fēng)華。清代康熙年間，孔尚任等文人創(chuàng)作的《燕九竹枝詞》90首，以鮮活筆觸記錄了燕九節(jié)（當(dāng)時流行于北京的道教節(jié)日——編者注）的盛景，展現(xiàn)了京城“全民春游”的地域景色。百姓們在白云觀前的空地上，或摸石猴，或看雜耍，或買小吃，不分民族，不分貴賤。乾隆帝御定“燕京八景”，其中“瓊島春陰”立碑北海，既頌春色之美，更寄寓重農(nóng)恤民的理念。

　　清末民初是北京春游的關(guān)鍵轉(zhuǎn)型期，隨著西方公園理念傳入，皇家禁苑、壇廟逐步向公眾開放。1914年，社稷壇改建為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成為北京第一座近代公園，徹底改變了春游的空間格局。昔日僅供皇權(quán)享用的園林，變成市民休閑、社交的公共場所，茶座、游藝、展覽等新式活動融入春游，讓傳統(tǒng)踏春有了現(xiàn)代都市氣息。

　　陶然亭是這一轉(zhuǎn)型的縮影。它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內(nèi)創(chuàng)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命名。最初，陶然亭只是官僚文人的雅集之所——據(jù)《藤陰雜記》記載，康熙四十七年（1708），陶然亭曾舉辦“五老齒會”，轟動京城；道光年間，又有“江亭展禊”，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多人仿《蘭亭序》圖文記錄此次盛事。

4月6日，北京，元大都遺址公園海棠花溪5000余株海棠競相綻放，吸引游人前來觀賞。視覺中國供圖

　　士人的宴游雅集，也引得平民百姓關(guān)注。陶然亭逐漸從“官僚文人的雅集之所”變成“市民的公共空間”�！堆嗑╇s記》中說，春暖花開時節(jié)，士大夫在陶然亭飲酒賦詩，繼以書畫，游人環(huán)坐四周，看他們作畫。忽然，還有人走出來，拿出事先備好的宣紙上前求畫。

　　法源寺春日的丁香詩會也聞名京城。清代以來，紀曉嵐、龔自珍等文人雅士常于此尋春覽勝、吟詠題詩，留下諸多傳世篇章。1924年，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徐志摩同其漫步古寺、流連花間，讓古都千年春韻跨越國界，也為北京春游的文化記憶添上中外交融的獨特一筆。

　　北京的春游之所以延續(xù)千年，不僅是因為春色的饋贈，更因為它承載著北京文化的內(nèi)在基因：它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融合，是多民族的共生。

　　春游塑造了北京的文化記憶。張恨水的《北平的春天》描繪了北平春日的煙火與詩意——文人淘古籍、平民買風(fēng)車、孩童嘗小吃，花場、花會、胡同、服飾和民俗，構(gòu)成了北京“逛春”的標志性場景。

　　1948年，沈從文曾帶著家人暫住頤和園，將眼中的春景、心中的感悟融入文字，寫下了《春游頤和園》一文，勾勒出頤和園的春游景致與游覽意趣。這些文字，不僅是文學(xué)作品，亦是人們對春游的集體記憶——它像一條看不見的線，連接著北京的過去與現(xiàn)在。

　　對現(xiàn)代人來說，春游依然是一種生活方式，既懷有“出門看春”的興致，又是對歷史的致敬、對文化的傳承。

　　今年的北京春天，北海的“瓊島春陰”碑前，依然有游人駐足拍照；陶然亭的海棠花溪，依然有市民閑談賞春；中山公園的社稷壇前，依然有孩子奔跑、嬉戲。這些看似平凡的場景，背后是北京文化的永恒回響——它像春風(fēng)一樣，吹過北京的每一條胡同、每一座公園，吹進每一個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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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