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許多人見廟就拜，但心底深處卻從不信鬼神。

之所以會上香叩拜，更多的是因為“來都來了”。

這讓不少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敬畏，很可怕。

直到英國IDEAS高級客座研究員、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在劍橋大學演講時給出權威解釋。

西方人這才恍然，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而是他們的信仰從來都不是拜神。

馬丁·雅克

一、災難面前：西方人祈求神的庇護，中國人堅信人定勝天

在西方的普世觀念里，災難是神明的警告，渺小的人類根本就無法抵抗。

所以西方的文明習慣于逃避和轉移。

大洪水來臨時的諾亞方舟，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人則完全不同，抗爭是刻在骨子里的傳承。

天破個大洞，女媧會煉石補天。

海擋住去路，精衛(wèi)會銜石填海。

太陽多引起干旱，后羿會彎弓射日。

洪水肆虐天下，大禹會率民治水。

祖先很早就給所有的炎黃子孫做了榜樣，災難面前，無需消極等待，人定可以勝天。

如果說西方的信仰是和神明的一種等價交換的話，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對祖先的尊崇和追趕。

信奉神明的西方人認為人皆有罪，通過祈禱能獲得救贖。

因此，遇到困難，他們總愛去教堂祈禱，渴望神明給予指引。

尊崇祖先的中國人遇事不會先找借口，相信困難肯定會有，但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這種差異源于中西方信仰的主體完全不一樣。

西方人信奉的神明是虛無縹緲的，只記錄在《圣經》中，需要有專門的人指引才能靠近，世人都是神的仆人。

中國人從不捏造神，只會把有血有肉，真實拼搏過，為后代指明了方向的祖先奉上神壇。

這些身邊的神明不高高在上，燦若繁星的典籍中有他們的身影，古老相傳的家譜中有他們的名字。

這既是文化的傳承和延續(xù)，也是中國人信仰的寄托。

文明曾經數次斷代，歷史大多只有百多年的西方國家，是無法想象華夏五千年歷史有多么的厚重。

有厚重的文明打底，中國人的信仰無需假借外物，也無需搞繁多的儀式流程。

父輩的言傳身教，就會讓深藏于記憶中的信仰種子自動覺醒。

這種信仰平時不顯山不露水，只有遇到真正困難時，才會挺身而出。

二、中國的“神”不是虛幻的偶像，而是人民自己

新中國成立以前，血吸蟲病曾遍布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幾個省、區(qū)、市，血吸蟲病患者有1100余萬，受威脅人口達1億。

病情嚴重的地區(qū)，連片的村子絕戶不是什么新鮮事。

1950年4月，新中國衛(wèi)生部向華東區(qū)、中南區(qū)下發(fā)了《關于對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組織人員深入農村開展血吸蟲病調查”。

一場轟轟烈烈的防疫攻堅就此戰(zhàn)拉開了序幕。

毛主席專門作出指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

蘇德隆、陳心陶、毛守白等專家冒著感染的風險，深入病情最嚴重的地區(qū)，一邊治病，一邊指導滅蟲。

群眾被全部動員起來，男女老少齊上陣，開新溝、填舊渠、土埋火燒、藥粉噴灑，將攜帶病菌的釘螺清理一空。

這場和自然界頑疾開戰(zhàn)的人民戰(zhàn)爭初見成效后，毛主席欣喜不已，專門寫了兩首古詩《送瘟神》。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全民送瘟神的同時，一場前所未有的旱災席卷大江南北，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被迫進入三年困難時期。

蘇聯(lián)方面也趁火打劫，撕毀協(xié)議，撤走援助專家。

新中國的核武器研發(fā)陷入了沒資料，沒設備，沒后勤保障的困境。

外國人幸災樂禍的放話：給中國二十年，也不一定能搞出原子彈。

錢三強、錢驥、鄧稼先、程開甲、朱光亞等中國科學家偏偏不信邪，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紛紛站了出來。

他們告別妻子家人，深入大漠戈壁，為新中國燃燒自己。

為了趕進度，鄧稼先顧不上穿防護服，硬頂著輻射收集失敗的核彈碎片，致使自己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病逝前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張照片上，嘴角還有未擦干凈的血跡。

為了保住實驗數據，郭永懷在飛機失事時將公文包緊緊抱在懷里，任由自己的生命被大火吞噬。

他們最知道怎么去應對危險，但卻一直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

“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山河。”這就是中國人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1998年，百年難遇的全流域特大洪水席卷全國29個�。▍^(qū)、市），受災面積3.18億畝，成災面積1.96億畝，受災人口2.23億人。

荊江告急！武漢告急！九江告急！

危難關頭，中央領導人帶著水利專家親臨抗洪一線，30余萬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緊急出動，800多萬干部群眾冒雨上堤。

3個月的時間里，人民子弟們筑起了一道血肉長城，和老百姓一起扛過了11次洪峰的沖擊。

為此，300多名解放軍和武警戰(zhàn)士犧牲，1400多名干部群眾和非一線救援人員獻出寶貴的生命。

這種不怕犧牲，迎難而上的勇氣，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fā)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4600多萬人受災。

噩耗傳來后，武警某師參謀長王毅帶領的200名官兵連夜出發(fā)，徒步強行軍90多公里，歷時31小時，穿越塌方、斷橋、泥石流等險境，沖進汶川。

打破了汶川與外界隔絕33小時的信息孤島，傳遞出第一手災情。

5月14日11時47分，在無氣象資料、無地面標識、無指揮引導的“三無”條件下，李振波率領的15名空降兵從4999米高空盲跳，開創(chuàng)了中國空軍非戰(zhàn)爭軍事行動先河。

之后的幾天時間里，解放軍20多個兵種16萬余人奔赴災區(qū)，全國各地幾百支救援隊伍，無視距離迅速向汶川集結。

這種我不認識你，但我愿意傾其所有來救你的執(zhí)著，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這種愿意和國家共進退，把祖國的榮辱放在第一位的擔當，就是華夏文明賦予中國人的最高信仰。

三、炎黃子孫不跪著求神，只站著做人

不同的標準能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好多種。

但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馬丁雅克卻堅持認為：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外國之分。

其他國家是政治地理學名詞，是領土、人民、制度的綜合體。

有上下五千年歷史，屹立世界巔峰二千年的中國不一樣，它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從未斷代的文明教會中國人要腳踏實地，把握當下，信神不如求己。

這種回歸現(xiàn)實的信仰不但適合我們自己，放之四海也皆準。

因為這不是傳教士們渲染出來的口號，而是五千年歷史錘煉出的真知，是屬于人民自己的力量。

就算是最虔誠的信徒，也不會得到上帝的回應。

但這種實實在在的力量，卻可以被每一個人掌握于自己的手中。

曾經第三世界的非洲國家無比渴望西方的幫助，跟著他們一起信上帝，虔誠的祈禱。

結果卻沒有得到任何的回報。

中國人看不過去了，站出來告訴非洲兄弟：雙手是用來勞動創(chuàng)造的，不是用來在胸口畫十字的。

明白了這個最本質的道理后，非洲兄弟悟了，真正的幫助原來不需要太多的花哨。

實干才能興邦，空談只會誤國。

把希望寄托在縹緲虛無的上帝身上，跪著去祈禱求神，就算得到了心靈的慰藉，也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行動起來，用智慧和汗水去改變生活，這才是最正確的生存法則。

西方不缺少聰明人，他們早就研究過開放包容的華夏文化，明白其中的價值所在。

但他們就是做不到。

因為已經習慣了遇事去祈禱求神的人，根本不會想著與天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