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對袁崇煥的期望值是過分高的。

明末對后金兩次戰(zhàn)略決戰(zhàn)，一次己巳之變、一次松錦之戰(zhàn)，都是后金已經窮途末路開始賭國運了。結果己巳來了出陣前逮帥、松錦又來次急令出陣，生生讓后金死中求活。

袁崇煥在己巳之變后第一次面見崇禎，匯報了軍情后，崇禎和朝內一群官員的態(tài)度是啥呢？都表示袁崇煥是在夸大敵情，恐嚇崇禎。沒人認為袁崇煥是在說實話。一個組織內部，員工說實話沒人信，大家做白日夢才能討老板歡心的時候，是啥結局不言而喻了。既然你崇禎護不下一個能臣，那吊死煤山時候就別甩鍋大臣。

因此，無論袁崇煥打到什么程度都不會讓崇禎及一系列朝臣滿意，因為不可能有人做的比袁崇煥更好。

這場仗要是能打贏，五年平遼根本不是難事，這是朝廷袞袞諸公的責任，而不是袁崇煥的。

韃子為什么要入關？是因為小冰河時期，關外已經扛不住了，皇太極這是孤注一擲，成了就能活下去，不成的話，他的勢力起碼大幅度下滑。

韃子入關與袁崇煥半點關系也沒有，這也是袁黑天天掛在嘴邊的“平遼平到北京城”。袁崇煥早提建議加固蒙古那邊的防御力度，是崇禎沒聽，所以袁黑說崇禎絕對信任袁崇煥也是個笑話。

袁黑說袁崇煥拍胸口必不讓越薊州半步，這其實是崇禎的命令。打個比方，就像國足對日本前，足協(xié)官員問能不能打贏日本隊，主教練敢說“打不贏”嗎？要是連自家都沒信心，這仗還怎么打？

還有，袁崇煥的戰(zhàn)術是非常合理的，他在的時候，韃子咬得一嘴血，他下獄后，才是明軍送人頭的開始。

最后，對付韃子騎兵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他們什么都搶不到，餓死他們，然后從后面吊車尾，攆著打。因為韃子帶的不僅是精銳，還有無數(shù)包衣、奴隸和劣等馬，這些人也是要吃飯的。

可惜的是，北京城大老爺太多，他們在城外的皇莊、田園都被禍禍了，所以才會把責任全部推到袁崇煥頭上。

皇太極必然入關的理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位不穩(wěn)，本來是四尊佛的，打朝鮮打蒙古雖然有些戰(zhàn)功，但內部問題仍未解決。已巳之后，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基本都解決了，只剩下皇太極唯我獨尊。

很多袁黑攻擊袁崇煥薊州不能攔截皇太極，簡直不知所謂，后金是十三日早上過石門驛站，到達薊州城外應該是接近中午，然后派二百騎兵誘敵，這時候咋辦？

薊州城不守了？九千兵上去和皇太極五六萬主力梭哈？

唯一策略就是對峙觀察敵人動向，然后就到了晚上，后金史料滿文老檔記載的很清楚，十三日夜，大軍過薊州五里外扎營，夜里帶紅外夜視鏡去和皇太極開戰(zhàn)？至于夜襲就別想了，跟隨皇太極的蒙古仆從軍就有好幾萬，皇太極又不是傻子，大可以把這些蒙古兵放外圍警戒，最后就是十四日一早，皇太極就拔營向西奔北京方向了。

所以總共留給袁崇煥攔截反應時間也就十三日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這個任務難度對于只有九千騎兵的袁崇煥來說，還是全員標配ak好了，最好帶上幾門迫擊炮裝甲車啥的，這樣才比較穩(wěn)。

九千是先頭部隊，前鋒九千打了一半，后續(xù)五千多加入戰(zhàn)斗，所以第一場戰(zhàn)斗，實際有一萬五兵力VS兩萬多八旗，打了一個旗鼓相當。

從一開始讓滿清大軍進關就錯了，袁崇煥本身就是個“幸進”，是崇禎特檢提拔任用的，兵災一進北京地界就肯定要有人背鍋，偌大的經濟ZZ損失誰負責？

皇上不背，宰輔大學士們不背，不就袁崇煥背嗎？誰讓你吹牛？誰讓你扯淡打包票？誰讓你干擅殺一品武官的出格事情？

當官就這樣，要么你能力超群，把事情搞定，那么中間越級犯規(guī)的事情可以“從權”。

要么你事事循規(guī)蹈矩，無懈可擊，別人想栽鍋也無漏洞可循。讓八旗軍入關并不是袁崇煥的責任。

察哈爾林丹汗的本部起先一直在長城赤峰一帶，如果不是他搞不過努爾哈赤被迫西遷的話，八旗除了山海關，基本沒機會入關的，也就是說，天啟年間，毛文龍一直在說的后金繞道而西都是扯淡。在這個過程中，蒙古本部一直在想與明朝達成同盟，而且態(tài)度十分積極。早在崇禎元年正月，林丹汗派他的副手貴英恰入關談判，但是被錦衣衛(wèi)燒死在新平堡，致使明蒙談判幾乎徹底破裂。領頭闖禍的就是那個后來說袁崇煥“自招遣散援軍”的張道浚。

當時的延綏巡撫岳和聲，御史李柄等人也一直主張要跟蒙古聯(lián)盟，奈何人微言輕，不受朝廷重視，直到袁崇煥到京，第一時間就推薦王象乾出山制定蒙古款局，但這個方向仍然不是袁崇煥該管，也是有心無力。

袁崇煥死于對后金軍事集團不搶劫就活不下去的也有本質認識不清，政權交接之際尤其要搶。袁上任后對后金采取傳統(tǒng)士大夫那一套，咱先友好，擱置爭議。在這個前提下堡壘得到修整，戰(zhàn)線小幅推進，一切向好的方向發(fā)展。后金忽然向西征發(fā)，袁不可能不考慮，畢竟錦州前線“哨三百里”，即便皇太極當面說我要搶北京，袁也未必會信，大概率還是察哈爾。

但皇太極做到了真到北京城下，袁慌了神，第一責任人肯定是袁無疑，袁開始自救，動員軍隊南下，但怎么能把東虜趕回去呢，作戰(zhàn)沒有把握，帶幾個喇嘛能勸勸回去，不然又能怎么辦呢？“潛攜喇嘛”是為了什么？察哈爾西遷袁早就提議撫蒙，還推薦了83歲的王象乾出山。朝廷想省錢，最后改統(tǒng)更張為“以夷制夷”，暴發(fā)了歸化大戰(zhàn)，林丹汗慘勝。北京城下都打了兩仗了，怎么還能喇嘛勸回去，你這想什么呢？又哪來的依據(jù)這么說？

堅請入城是仿滿桂例，哪來的心虛一說？因此我們看到基本在表演式作戰(zhàn)。形勢越發(fā)糜爛，袁感到大難臨頭，不行我得進城給皇帝說清楚，我雖然掛薊遼督師銜但干的主要是遼東巡撫的活，“堅請入城”。這無疑是極大的心虛，至此有死無生矣。袁崇煥作為明帝國頂級官僚，吹牛五年復遼，只要沒這一檔子事，五年以后估計也沒人提了，但很不幸遇見了“百年未有大變局”，輸個底兒掉。那么體現(xiàn)國家意志的堡壘推進戰(zhàn)術有用嗎？

事實證明只要花了錢還是有用的，畢竟直到崇禎上吊，滿清也沒過山海關。

核心觀點，無論換誰來，要避免被崇禎處決都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問題的核心已不完全在于軍事指揮，而在于政治和信任。 崇禎皇帝多疑、剛愎自用，且對武將擁有“藩籬”卻讓敵軍兵臨城下這件事本身就抱有極大的憤怒和不信任。袁崇煥的悲劇，是這種君權與邊將矛盾在極端情況下的總爆發(fā)。

袁崇煥最大的問題在于不善于處理與中央朝廷的關系。他缺乏政治智慧，未能將自己的戰(zhàn)略意圖（如“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yǎng)遼人”、“守為正著，戰(zhàn)為奇著，和為旁著”）清晰地、持續(xù)地向崇禎和朝臣進行溝通。

最后活活被剮死，也是該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