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8日上午，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一起令人扼腕的案件正式開庭審理。31歲的岳陽男子朱某，在地下車庫被發(fā)小徐某用自制槍支殺害。

朱某的姐姐在庭外含淚講述，弟弟曾兩次將性格自閉的徐某帶入自己的服裝公司工作，希望能拉他一把。然而，這份善意換來的不是感恩，而是抵在額頭上的槍口。
案件回顧：善良為何遭遇致命的背叛？
2025年6月26日下午，31歲的朱某從家中乘電梯至地下車庫負一樓，在距離停車位置不到50米處遭到徐某伏擊。徐某使用網購配件自制的可擊發(fā)槍形發(fā)射器，抵著朱某額頭開槍，倒后又補了一槍。朱某被送醫(yī)后搶救無效死亡。作案后，徐某潛逃至常德，當夜即被警方抓獲。
起訴書顯示，徐某的作案動機令人難以置信——尋找女友無果后遷怒于朱某，進而萌生殺人念頭。案發(fā)前，徐某曾向朱某發(fā)送威脅短信，揚言將其殺害，還砸壞朱某公司玻璃和家門。2025年4月起，徐某多次在朱某所住小區(qū)地下車庫蹲點踩點，整整兩個月后才付諸行動。
朱某與徐某是同村發(fā)小，從小一起長大。徐某幼年因玩鞭炮被炸斷數(shù)根手指，變得自閉，常年不愿外出。朱某出于善意，兩次將徐某帶到自己的服裝公司上班，希望幫他融入社會。遺憾的是，徐某因工作表現(xiàn)不佳被送回老家，由此對朱某心生怨恨。
法律追問：本案究竟該定幾個罪？
在關注這起案件時，有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法律問題值得各位關注：徐某的行為究竟觸犯了哪些罪名？
第一個層面：非法制造槍支罪
徐某使用的作案工具是“網購配件自制可擊發(fā)的槍形發(fā)射器”。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能夠發(fā)射彈丸、足以致人傷亡的裝置均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槍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非法制造以火藥為動力發(fā)射槍彈的非軍用槍支一支以上的，即構成非法制造槍支罪。依據(jù)《刑法》，非法制造槍支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司法實踐中，通過網絡購買射釘槍等工具進行改裝的“DIY持槍”行為，已經有多起被認定為非法制造槍支罪的判例。例如，海南文昌一名17歲少年網購射釘槍改裝后被查獲，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湖北鐘祥一名男子網購配件組裝槍支，同樣被以非法制造槍支罪提起公訴。法律對槍支的管控紅線非常清晰，不論出于何種目的，未經許可制造、持有槍支都構成犯罪。
第二個層面：故意殺人罪
本案中，徐某在明知行為會導致死亡后果的情況下，預先蹲點踩點長達兩個月，最終用自制槍支抵住朱某額頭開槍，倒下后又補一槍，主觀故意極其明確，行為手段極其殘忍?！缎谭ā返诙偃l規(guī)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個層面：這兩個罪是什么關系？
本案的一個關鍵法律問題是：非法制造槍支罪與故意殺人罪，應當數(shù)罪并罰還是擇一重罪處罰？這涉及到刑法中“牽連犯”的理論爭議。所謂牽連犯，是指行為人為了實現(xiàn)一個犯罪目的，其手段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本案中，徐某非法制造槍支是為了實施故意殺人，前后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根據(jù)刑法理論通說，對于牽連犯原則上采取“從一重處斷”，即擇一重罪從重處罰。本案中，故意殺人罪的法定期重于非法制造槍支罪，法院可能以故意殺人罪一罪定罪，同時將非法制造槍支作為從重處罰情節(jié)予以考量。
但也存在另一種裁判思路。兩行為分別侵害了不同的法益——槍支管理制度和他人生命權。兩個案件在“自制槍支實施殺人”這一核心特征上高度相似！
第四個層面：量刑考量
在量刑方面，法院將綜合考量以下因素：一是犯罪手段的殘忍程度——預謀兩個月、使用自制槍支、近距離開槍、倒下后補槍，手段極其惡劣；二是犯罪動機——“恩將仇報”在司法實踐中通常不被認定為情節(jié)較輕，反而因違背基本倫理道德而被視為加重情節(jié)；三是犯罪后果——導致被害人死亡，且被害人為家庭頂梁柱，留下年幼兒子和年邁父母；四是是否存在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情節(jié)。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明確指出，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朱某不僅沒有過錯，反而是徐某的恩人；徐某的殺人動機并非“矛盾激化”，而是基于無端的遷怒和扭曲的仇恨。這種“以怨報德”的極端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通常會被認定為“主觀惡性極深”，量刑時可能傾向于從重處罰。
反思與啟示：此案給我們的警示
每一起極端案件背后，都隱藏著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這起案件至少給我們帶來三重警示：
第一，對“精神健康盲區(qū)”的警醒。 徐某從小因意外導致身體殘缺，性格變得自閉。在他逐漸走向犯罪的過程中，是否曾有人察覺過他的心理異常？他發(fā)送威脅短信、打砸公司玻璃時，是否引起了足夠的重視？在司法實踐中，不少重大惡性案件的犯罪人都有長期被忽視的心理問題。推動心理健康服務的普及，讓每個人在心理困境中都能找到出口，是社會治理的重要課題。
第二，對“善良風險”的理性認知。 朱某幫助發(fā)小的初衷令人敬佩，但這一悲劇也提醒我們：在幫扶他人時，需要保持一定的邊界意識和風險意識。當發(fā)現(xiàn)被幫扶對象表現(xiàn)出異常行為時——比如本案中徐某發(fā)送威脅短信、砸壞財物——應當及時采取法律手段保護自己，而非僅靠善意化解。善良需要鋒芒，邊界感是自我保護的重要防線。
第三，對“法律認知”的提升。 本案涉及非法制造槍支、故意殺人等多個罪名，通過這起案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何非法制造、持有槍支的行為，哪怕初衷并非用于犯罪，都會受到法律的嚴懲。槍支不是玩具，法律的底線不容觸碰。
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尚未當庭宣判。朱某的家屬在兒子遇害后“幾乎一夜白頭”，每晚僅能睡兩三個小時。朱某79歲的奶奶說，孫子遇害后自己“天天在家哭”。朱某留下的兩個年幼兒子——案發(fā)時一個8歲、一個3歲——已經隨母親搬離了案發(fā)小區(qū)。法律的裁決或許無法撫平這個家庭的傷痛，但公正的判決，是對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對善良最好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