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軍史之最

鄭林華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chuàng)建人之一，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由于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擔任總理職務，人們對他的了解往往是他作為政治家、外交家的巨大貢獻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民的好總理”的崇高風范，而對于他作為軍事家的事跡往往知之不多，因此，筆者搜集了他對我軍各項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以求窺見這位偉大軍事家之一斑。

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

中共成立初期，雖然有不少領導人贊同暴力革命，但在理論和實際操作上，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準備都是不足的。1921年建黨后的幾年里，絕大多數黨員并不懂得武裝斗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

然而，周恩來比同時期的其他領導人更早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早在大革命前的旅歐時期，他就高度重視軍事問題，在他領導的中共旅歐支部中專門設立了軍事部，這在當時的黨中央和其他地方黨組織中是絕無僅有的。他非常重視培養(yǎng)軍事干部，曾有計劃地選派黨團員到蘇聯學習軍事。他一針見血地強調：“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p>

1924年至1927年，中共逐步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1924年10月，中共廣東區(qū)委成立軍事委員會（亦稱軍事部），起初由張伯簡負責，11月由周恩來任部長。這是中共最早建立的軍事工作部門。

1924年周恩來奉命從歐洲回國（這是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的周恩來）

周恩來自1924年11月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一直從事軍事工作。1926年12月，周恩來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中共中央與上海區(qū)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舉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并成立特別軍委（同時也是上海區(qū)委的軍委），以周恩來為特別軍委書記。1927年5月中共五大閉幕后至7月，周恩來擔任中央軍事（軍人）部部長、中央軍委主任，隨后擔任南昌起義的具體領導工作，中央軍事部的部務工作由王一飛負責。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仍由周恩來負責中央軍事部工作。1929年8月24日，中央軍委主任楊殷被捕犧牲。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兼任軍事部部長和軍事委員會主任。自此直到1930年12月，都由周恩來擔任中央軍事部部長。

1930年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軍事部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合并，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中央政治局。最初由關向應任書記，8月由周恩來接任（任職至1931年12月）。1932年6月，蘇區(qū)中央局決定周恩來負責并指導關于革命戰(zhàn)爭的一切動員事宜。10月，又決定周恩來負戰(zhàn)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又先后擔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從1927年到1933年9月底共產國際顧問李德到達蘇區(qū)這近7年的時間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早期軍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

領導組建第一支由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

1924年10月，周恩來擔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又稱兩廣區(qū)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雖然他擔任廣東區(qū)委委員長總共才三個月，但領導廣東區(qū)委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組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當時孫中山剛剛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周恩來在黨內首先提出，應該利用當時廣州市內比較混亂的局勢，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當時的情境下，這一設想需要征得孫中山的同意才行。周恩來面見孫中山，提出建立一支革命武裝，經費和武器由中共方面自籌。孫中山當即同意，并給了一個“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的番號。

為建立鐵甲車隊，周恩來從黃埔第一期的共產黨員畢業(yè)生中挑選了徐成章（任隊長）、周士第（任副隊長，后接任隊長）、趙自選（任軍事教官）三人作為軍事指揮員，從中共兩廣區(qū)委調了兩名政工干部廖乾吾（任黨代表）、曹汝謙（任政治教官），以這五名共產黨員作為骨干。周恩來又從孫中山衛(wèi)隊調了莫奇標、高超，從別處調了黃華然、周子昆、戈尚治等，并招收了100多名戰(zhàn)士，這些戰(zhàn)士主要是廣東區(qū)委從來自廣州、海南、東江等地的農民和工人中挑選的革命青年。1924年11月，“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正式成立，編制上直屬大元帥府，轄3個排，共142人。這是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25年后，當中國革命勝利時，鐵甲車隊最初五名黨員干部只有周士第（開國上將）一人幸存，另外四人全部犧牲，為此周恩來叮囑周士第要把這段歷史寫出來。

1925年7月1日，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改為國民政府鐵甲車隊。11月，廣東區(qū)委以鐵甲車隊為骨干，招收黃埔軍校部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學員和新兵，擴充成為一個正規(guī)化的陸軍團，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4軍12師34團。全團共2000余人，由共產黨員葉挺擔任團長。1926年2月前后其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獨立團，又稱葉挺獨立團。獨立團設立黨支部，以實現中共對獨立團的領導。黨支部不屬第4軍政治部管，而是屬中共兩廣區(qū)委、軍委直接領導，向周恩來請示、匯報工作。這是一支完全由中共獨立掌握、裝備接近當時國際水平的正規(guī)化部隊，其干部的任免、調動都由中共決定，不受國民黨約束，其干部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葉挺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支可以直接掌握的正規(guī)化軍隊，也是第一支設立黨支部的部隊。

領導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

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與汪精衛(wèi)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為了挽救革命，7月下旬，中共決定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在前敵委員會領導下，經過緊張的準備工作，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fā)。由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的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2萬余人，在周恩來等人指揮下，經過4個多小時的戰(zhàn)斗，殲滅國民黨反動軍隊3000余人，占領了南昌城。起義勝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發(fā)布了宣言，提出了革命政綱。南昌起義使國民黨反動派大為驚恐，蔣介石、汪精衛(wèi)急忙調集軍隊，對南昌實施包圍。8月3日，起義部隊按計劃撤出南昌，取道贛南，進軍廣東，準備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并占領出?？冢〉脟H援助，然后重新北伐。雖然行軍途中打了不少勝仗，攻占過不少城市，但由于缺乏經驗，勞師遠征，沒有與當時江西西北部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起義部隊在南下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區(qū)遭到優(yōu)勢敵人的圍攻，部隊損失慘重。保留下來的武裝力量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qū)，與當地農軍會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zhàn)湘南，并于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1927年，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周恩來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實現了中共獨立領導土地革命的歷史性轉變，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方向這一重大問題。南昌起義是最早實行黨的總方針的一次偉大壯舉。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失敗了，但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

南昌起義建立的3個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早建立的軍。當時起義部隊統(tǒng)一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9、11、20軍，第9軍軍長韋杵（國民黨員，未參加起義，列名以示爭?。?，副軍長朱德，黨代表朱克靖；第11軍軍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第20軍軍長賀龍，黨代表廖乾吾（南下途中到任）。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最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面對白色恐怖，中共黨人毫不畏懼，艱難探索中國武裝斗爭的道路。周恩來就是其中優(yōu)秀的和主要的代表者之一。六大以后，周恩來作為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中央軍委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土地革命戰(zhàn)爭最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他在革命斗爭實踐與理論方面的探索，對全黨全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義。

1927年5月，周恩來到武漢后，在中共中央負責軍事工作。6月，他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沒有被陳獨秀采納。7月，中共中央改組后，周恩來成為中央臨時常委會成員，他竭盡全力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政治斗爭轉到軍事斗爭方面來，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使中共做好應付突發(fā)事變和進行武裝斗爭的準備，擬定切實計劃，準備發(fā)動湘、鄂、贛、粵秋收起義，開展土地革命。南昌起義之后，周恩來回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崗位，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指導創(chuàng)建工農紅軍，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斗爭。他及時把各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斗爭經驗轉發(fā)給各根據地的紅軍，指導他們堅持農村的游擊戰(zhàn)爭，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形勢處于低潮時，保存革命力量，堅持武裝斗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明確提出“鄉(xiāng)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在總結大革命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教訓，以及各地工農紅軍創(chuàng)立過程中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初步總結歸納出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以及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迅速推廣到全國紅軍中。在周恩來主持下，全國紅軍建立了統(tǒng)一的序列，到1930年3月，紅軍已有第1軍至第13軍共13個軍，全國紅軍組建了軍團，統(tǒng)一了編制，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黨的工作制度，以及士兵委員會制度。這些為紅軍實現從游擊戰(zhàn)為主向運動戰(zhàn)為主的軍事戰(zhàn)略轉變，順利進行反“圍剿”戰(zhàn)爭，做了組織上的準備，從而使紅軍進入了一個大發(fā)展的時期。

主持制定和頒布第一批人民軍隊建設條例

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設積極給予指導，并多次向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提供建議。中共中央也多次予以討論實施。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對紅軍的任務、策略與戰(zhàn)術、編制與組織系統(tǒng)、政治部及政治工作、政治委員制度、士兵委員會以及紅軍中黨的工作等，作出了決議案。

中央軍委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由周恩來負責主持制定了紅軍的相關條例制度。8月，劉伯承從蘇聯回國后到了上海，被中央委任為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同年秋，葉劍英也從莫斯科回國到了上海，周恩來安排他與先期回國的劉伯承、傅鐘、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譯蘇聯紅軍的步兵戰(zhàn)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這些成為我軍第一個步兵戰(zhàn)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

10月下旬，中共中央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制草案》《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和《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條令草案》。這是人民軍隊誕生后中共中央制定和頒布的第一批關于軍隊建設的條例。這些條例是在參照蘇聯國家和軍隊的有關條例、條令，并吸收北伐戰(zhàn)爭時期的一些經驗，總結中國工農紅軍相關經驗的基礎上制訂的。條例中確定的某些編制或設置，在建軍方面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有些規(guī)定一直沿襲至今。例如，在政治工作暫行條例中，規(guī)定部隊政治主官：連稱為政治指導員，獨立營以上稱政治委員；團政治機關稱為政治處，全軍最高政治機關稱為總政治部。雖然條例中有些地方不適當地照搬蘇軍的規(guī)定，不完全符合中國工農紅軍的實際情況，但這些條例的頒布，使紅軍在編制、紀律、政治工作等方面有了統(tǒng)一的依據，標志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開始以條例、條令治軍，使人民軍隊向正規(guī)化建設邁進。

第一次把瓦解敵軍工作正式寫進中共中央決議

瓦解敵軍的工作，一直是中共組織兵運工作的主要任務。周恩來一直很重視這項工作。早在東征時期，他就有計劃地安排一批廣西籍戰(zhàn)士組成宣傳隊，專門從事瓦解廣西軍閥的工作。南昌起義后，他到上海黨中央工作，高度重視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工作。他指示中央軍委在上海秘密組辦多期兵運訓練班，訓練投誠或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派回國民黨軍隊開展兵運工作。他把袁漢澄、王超、李肅等派往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工作，后來促成了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舉行暴動，創(chuàng)建了紅5軍團。在紅軍反“圍剿”戰(zhàn)爭日益擴大的情況下，瓦解敵軍的工作日益重要。周恩來在給紅軍的指示信中多次提出要非常注意爭取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和下級軍官。1931年2月，由他起草的《給中國紅軍及各級黨部訓令》中，不僅要求把瓦解敵軍工作作為一項秘密工作，而且作為紅軍的一項基本任務，強調“要用紅軍的全部人員與政治機關去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用傳單、標語以及開聯歡會等等的政治宣傳，去奪取他的士兵群眾，并在我們俘虜的士兵中進行適當的工作。派遣紅軍專門工作人員到敵人軍隊中去，組織兵變與煽動倒戈，偵探，擾亂與破壞敵人的后方等等。所有這些方法，紅軍應盡量的使用。”為進一步加強瓦解敵軍工作，周恩來還起草了《對于目前兵運工作的決議》，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決議指出，兵運工作對于粉碎國民黨軍對蘇區(qū)和紅軍的“圍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黨以及一切革命組織必須在敵軍中進行破壞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奪取兵士群眾到革命方面來。這是周恩來把瓦解敵軍工作第一次正式寫進中共中央決議中，瓦解敵軍后來發(fā)展成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

黨內和紅軍中最早的反間諜專家、密碼專家

周恩來在上海周公館

作為中共中央的軍事領導人，周恩來高度重視情報工作。周恩來在1928年春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鮑君甫），是陳立夫的親信、國民黨中央的駐滬特派員。他提供的大量情報，對防止黨的機關被破壞、營救戰(zhàn)友和清除內奸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更迅速地傳遞信息和情報，周恩來在1928年5月開始著手組建無線電通訊工作，他派毛齊華到蘇聯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并從軍委抽調李強和張沈川在滬西極司非而路福康里九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研究無線電技術，1929年10月試制成第一套收發(fā)報機，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在上海建立了黨的第一個秘密無線電臺。1930年1月，建立了上海與香港黨組織之間的電訊聯絡。1931年9月，上海中共中央與中央革命根據地之間正式開通了無線電通訊。周恩來還要求李強、張沈川等人組織培訓班，為黨和紅軍培養(yǎng)了一批無線電通訊技術骨干，并先后將這些骨干派到各地紅軍中去，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蘇區(qū)；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被派到鄂豫皖蘇區(qū)；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蘇區(qū)。他們和紅軍的電訊人員一起，建立了紅軍中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中央與各地紅軍以及各地紅軍相互間的無線電通信網。為了保證無線電通信的安全，周恩來十分重視機要工作。機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碼，周恩來親自編制了中共和紅軍的第一本密碼——“豪密”，這是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周恩來堪稱中共和紅軍中最早的反間諜專家、密碼專家。

合作創(chuàng)造我軍大兵團伏擊殲滅戰(zhàn)的寶貴經驗

1932年底，蔣介石集結50萬兵力，分成左、中、右三路，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四次“圍剿”。陳誠指揮蔣介石嫡系部隊擔任主攻。此前，由于中央蘇區(qū)“左”傾領導人直接干預戰(zhàn)事，毛澤東遭到錯誤批判，被迫離開紅軍，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由周恩來兼任。

紅軍長征結束后的周恩來

周恩來和朱德親臨前線指揮作戰(zhàn)，他們主張集中優(yōu)勢兵力，在運動中創(chuàng)造戰(zhàn)機，發(fā)現并抓住敵人的弱點，各個擊破，加以殲滅。但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要求紅一方面軍強攻敵人重兵防守的南豐城，企圖先發(fā)制人，粉碎敵人的“圍剿”。面對這一錯誤的作戰(zhàn)計劃，周恩來和朱德多次提出不同意見，卻一再遭到拒絕。1933年2月12日，紅軍強攻南豐城，激戰(zhàn)一夜，仍無法攻入城中。陳誠獲悉紅軍圍攻南豐后，立即電令陶峙岳據城固守，同時急令駐南城的許克祥第24師馳援，令中路軍各縱隊迅速向南挺進，特別要求羅卓英率第1縱隊第11、第52、第59師迅速向宜黃地區(qū)集中，企圖合圍紅軍于南豐城下。22日，周恩來、朱德發(fā)覺南城國民黨軍增援，認為如果繼續(xù)強攻南豐城，紅軍必吃大虧，于是當機立斷，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以迷惑敵人，主力秘密轉移準備打援。隨后以運動戰(zhàn)將陳誠三個縱隊分隔在兩個相距比較遠的地區(qū)，為紅軍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26日，國民黨軍向黃陂推行，進入紅軍的伏擊圈。經過28日和3月1日兩次激戰(zhàn)，國民黨第52師、第59師幾乎被全殲，兩個師的師長李明、陳時驥被俘。

為避免重蹈黃陂之戰(zhàn)的覆轍，陳誠改變作戰(zhàn)方式，將原先三路“分進合擊”改為一路“中間突破”，將中路軍原來的3個縱隊縮編為前后兩個縱隊，并調整部署：以第2縱隊為前縱隊，第1縱隊余部和第3縱隊第5、第9師為后縱隊，共6個師的兵力，梯次輪番向廣昌地區(qū)搜索前進，急于尋找紅軍主力決戰(zhàn)。朱德、周恩來命令紅11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qū)，擺出要保衛(wèi)廣昌的姿態(tài)，吸引敵軍前縱隊加快南進，以拉大國民黨軍前后兩個縱隊的距離；同時率紅軍主力秘密北移，準備側擊敵軍力量較弱的后縱隊。3月20日，敵第9師進至紅軍設伏的草臺崗、徐莊一線，21日，紅軍圍殲該敵。

黃陂、草臺崗兩戰(zhàn)是第四次反“圍剿”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zhàn)斗，殲敵近3個師2.8萬人，其中包括陳誠的最精銳的主力部隊，繳槍一萬余支。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基本上被打破。周恩來與朱德首次創(chuàng)造了我軍大兵團伏擊殲滅戰(zhàn)的寶貴經驗。他們根據敵情變化而靈活用兵，用佯攻或偽裝主力轉移來迷惑并調動敵人，將大兵團兵力秘密集結起來，選擇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敵軍一部發(fā)動猛烈攻擊，迅速擊破或消滅其一翼。這種大兵團伏擊殲滅戰(zhàn)的勝利，在紅軍歷史上還不曾有過。

我軍最早的軍事指揮小組重要成員

長征前期“三人團”成員：（左起）李德、博古、周恩來

1934年4月廣昌失守之后，中央紅軍已不可能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為籌劃戰(zhàn)略轉移事宜，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從此直到遵義會議以前，“三人團”處理一切事務，是當時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核心。由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嚴重受損，廣大指戰(zhàn)員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大為不滿。為了糾正博古“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1935年1月，紅軍長征到達貴州遵義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在行軍途中，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于軍情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全軍的行軍、作戰(zhàn)指揮工作。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這個軍事指揮小組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參與籌劃我軍抗戰(zhàn)后的第一次大捷

七七事變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于1937年8月下旬完成改編并開赴山西作戰(zhàn)。9月，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隸屬閻錫山的第二戰(zhàn)區(qū)序列。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9月7日同彭德懷、徐向前趕往代縣太和嶺口行營指揮部與閻錫山等會商相關問題，并幫助閻錫山制定了第二戰(zhàn)區(qū)作戰(zhàn)計劃。21日，周恩來又與朱德再次前往太和嶺口與閻錫山會商了八路軍入晉后的活動地區(qū)、作戰(zhàn)原則、指揮關系、補充計劃，以及平型關、雁門關的防御等問題，并研究平型關戰(zhàn)役計劃。雙方商定在平型關配合作戰(zhàn)，由八路軍115師插入敵后，側擊平型關日軍，晉軍第71師以正面從團城口出擊，殲敵于平型關前。

此時，日軍沿平綏路西進占領大同后，分兵兩路向雁門關、平型關一線進攻，企圖進逼太原。22日，日軍開始向平型關等各主要陣地發(fā)動進攻，第二戰(zhàn)區(qū)守軍頑強抵抗，戰(zhàn)斗十分慘烈，雙方傷亡慘重，日軍連攻三天卻無進展，急電第5師團師團長坂垣征四郎派兵增援。為了阻止日軍突破平型關防線，閻錫山命傅作義率兩個旅增援，并致電朱德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zhàn)。

為了配合友軍作戰(zhàn)，阻擋日軍的攻勢，在周恩來和朱德同閻錫山會商后的第二天，9月23日，八路軍總部指示第120師從西面馳援雁門關；115師從東面配合友軍作戰(zhàn)，對從靈丘增援平型關的日軍實施攻擊。八路軍115師在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指揮下，奉命開抵平型關地區(qū)集結待機。24日，周恩來電告洛甫、毛澤東：日軍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襲擊平型關，另一部占左云。八路軍115師在廣靈、靈丘以南平型關一帶待機，宋時輪支隊出東北游擊。周恩來發(fā)出這份電報的第二天，平型關戰(zhàn)斗便打響了。115師主力從9月24日晚上起徹夜冒雨設伏在平型關東北由靈丘通往平型關的公路右側高地。25日清晨，從靈丘向平型關進攻的日軍第21旅團一部和輜重車輛及后衛(wèi)部隊陸續(xù)進入我軍伏擊圈內，115師立刻展開猛烈攻擊，共殲滅日軍1000多人，擊毀全部輜重車輛。平型關戰(zhàn)斗是華北戰(zhàn)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我軍抗戰(zhàn)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打擊了日軍的侵略氣焰。身處第一線、作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對平型關戰(zhàn)役的策劃和發(fā)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主持制作最早的一面八一軍旗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

1949年初，毛澤東根據全國勝利即將到來的新形勢，指示解放軍總部提出制作我軍軍旗、軍徽的方案。中央軍委副主席、代理總參謀長周恩來親自主持這一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總部通知各野戰(zhàn)軍選送了許多軍旗設計圖樣。在研究設計過程中，毛澤東親自聽取匯報，并指示：軍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舉行南昌起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歷史節(jié)日；要有五角星，象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周恩來也強調，設計必須體現毛澤東的思想，并指示：軍旗要以革命的顏色、廣大人民群眾的傳統(tǒng)喜慶顏色紅色作為主體。他還細致地交代：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黃色，旗桿要有紅黃二色旋紋，頂部要裝一個紅纓槍的矛頭，飾著紅穗，象征人民軍隊的由來?？偛扛鶕珴蓶|和周恩來的指示，經過多次研究，確定了軍旗方案，在1949年初夏制作了第一面八一軍旗。周恩來親自將軍旗送到毛澤東住所，并匯報了制作過程，毛澤東表示滿意。1949年5月27日，周恩來批示，同意6月15日公布中央軍委關于頒布軍旗的命令。命令中說：軍旗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以來，經過長期奮斗，正以其燦爛的星光普照全國”。從此，“八一”軍旗誕生了。

來源：黨史博彩

作者：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