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毛主席專門囑托葉劍英，讓他去廣東找一個人，并指示這個人無論過去犯了什么錯誤，一定要給他安排工作。

這個人是誰？為何會引起毛主席這般重視？

蔣介石“鐵通計劃”，紅軍處于生死存亡之際

在1934年，國民黨計劃開始展開“堡壘政策”，將戰(zhàn)略轉為在江西蘇區(qū)四周建立密集的碉堡網絡，這些碉堡堅固如鐵，既是防御工事，也是攻擊前哨。

這種布局旨在將紅軍逐步壓縮在越來越狹小的地帶，直至徹底消滅，到了1934年9月，中央蘇區(qū)的控制范圍已被壓縮至僅余七八個縣城。

就在這時，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了秘密軍事會議，準備開展“堡壘政策”的最后一布——“鐵通計“。他要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和200門大炮，準備對紅軍主力進行最后的決戰(zhàn)。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和國民黨各個將領都信心十足，除了一個人。

他就是莫雄，他對紅軍有著深厚的同情，內心始終無法接受用這樣殘酷的方式去消滅這些為理想而戰(zhàn)的人們。他在會后的日子里，心情越發(fā)沉重，不斷在思索著是否有什么方式能夠改變這種局勢，或許是提供信息，或許是其他什么能讓紅軍避免這場滅頂之災的辦法。

其實莫雄這時的身份還達不到參加重要軍事會議的資格，但他卻參加了，這是因為什么呢？

莫雄于蔣介石的特殊關系

二人的特殊關系要追溯到北伐時期，當時蔣介石正率領著北伐軍興師討伐軍閥吳佩孚。就在蔣介石留守大本營之際，突然被當?shù)亍巴练恕比f余人包圍。在這時，莫雄率領一個旅冒險救出了蔣介石，從此兩人結下了非凡的交情。

但莫雄后來因為不認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而被賦閑，時間來到了1930年底，莫雄在上海偶然與舊部劉啞佛重逢。劉啞佛不僅是莫雄在粵軍時期的部下，更是魯迅先生《記念劉和珍君》中劉和珍的哥哥，同時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上海重逢后，劉啞佛向莫雄表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并逐步將他引入中共的視野。通過劉啞佛的介紹，莫雄結識了其他中共地下黨員，學習了很多進步思想。

這一切經歷，讓莫雄在廬山會議中，雖然外表上慷慨激昂，但內心對于紅軍的命運充滿了焦慮和同情，他對蔣介石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

在國民黨內部，莫雄雖多次公開和暗中反對蔣介石的政策，但由于其廣泛的人脈和深厚的江湖情義，總能在關鍵時刻得到朋友的支持和保護，因此沒有遭受太大的政治打擊，只是在官場和軍界中經歷了幾番波折。

1933年底中央特科認識到莫雄的潛在價值，決定派他前往江西，融入當?shù)氐摹敖斯病避婈犞泄ぷ鳌Ｄ圻@時找到了他的軍中好友薛岳，薛岳給莫雄在南昌辦事處掛名，提供了一個形式上的職位，實際上卻是給了莫雄一個觀察和行動的平臺。

不久之后，莫雄又在一個人的推薦下當了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職位。肩負“剿共”大業(yè)。

當然，除了好友推薦和救了蔣介石一命外，莫雄還在一件事中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

剿滅鹽幫，莫雄立大功

1930年，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為了確保鹽稅收入，他在海州，也就是今天得到連云港建立了一支直屬于財政部的緝私警察部隊。

宋子文

莫雄則當上了稅警第三團團長，但是不久，就發(fā)生了讓整個國民政府內部震動的“王賡間諜事件”。

王賡，作為民國時期少數(shù)在西點軍校深造的杰出人才之一，受到了宋子文的青睞，被任命為稅警總團團長。

然而之后的事卻出人意料，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他卻被日軍捕獲。事件的起因有多個版本流傳，一種說法是，王賡原本打算去找他的西點同學，不料走錯了地方，誤將一個日軍軍事機關當成了已搬遷的美國領事館。

另一種說法是，他本想去日租界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尋找前妻陸小曼，不知該地已變?yōu)槿哲婈憫?zhàn)隊司令部，結果被日軍抓獲。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宋子文安排的密談，但王賡卻搞錯了地點。

陸小曼

無論真相如何，王賡在被日軍抓獲后，通過租界國際調停當局的交涉，花了三天時間才被釋放。這一事件引發(fā)了廣泛的輿論嘩然，普遍認為王賡可能泄露了重要的軍事情報。

這種看法得到了十九路軍的領導層支持，他們堅信王賡向日本人出賣了軍事情報，并將他押解至南京軍事法庭進行審判。

王賡被逮捕的消息像震撼波般在稅警總團內部傳開，整個團體陷入了臨時的混亂和無領導狀態(tài)。

在這種困境中，宋子文深知無法長時間讓稅警總團群龍無首，尤其是在淞滬抗戰(zhàn)如火如荼進行之際，于是任命莫雄為新的稅警總團長。

莫雄上任之初，面臨著重重挑戰(zhàn)，但他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領導迅速穩(wěn)定了團體的士氣。在他的指揮下，稅警總團屢次在戰(zhàn)場上展現(xiàn)出英勇的作戰(zhàn)能力，有效牽制了日軍的多次進攻，為抗戰(zhàn)的進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莫雄

盡管如此，由于整體戰(zhàn)局的不利，稅警總團在“淞滬協(xié)定”簽署后不得不撤退至淞江、青浦地區(qū)進行重整，之后更是退守到海州地帶。

海州地區(qū)，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四大產鹽區(qū)之一，以其豐富的“淮鹽”鹽田而聞名。然而，鹽業(yè)的繁榮也帶來了長期而深刻的走私問題。

自民國以來，當?shù)氐柠}梟不僅裝備精良，常常超過中央軍的標準，還通過賄賂當?shù)毓倮?，公然武裝保護他們的非法鹽業(yè)貿易。他們的行動大膽，經常在重武器護衛(wèi)下，使得輕裝販鹽船只輕松越過檢查，嚴重破壞了淮徐地區(qū)的鹽稅和鹽政管理。

這些鹽梟的膽子大到了極點，甚至不惜使用重型機槍對抗國民黨駐扎在海州的獨立第六師。

莫雄到了這里后，對海州地區(qū)猖獗的鹽匪問題感到極為頭痛。這些鹽匪不僅武裝精良，而且與地方官員有著深厚的勾結關系，形成了一個難以撼動的非法鹽貿易網絡。

認識到這一嚴峻挑戰(zhàn)，莫雄深知單靠稅警總團的常規(guī)力量難以根治這一頑疾，便向宋子文匯報了剿滅鹽梟的迫切性，并得到了宋的全力支持。

在準備階段，莫雄不僅集中了稅警總團內部的精英力量，還召集了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和軍械處等8個部門的領導，共同策劃剿匪行動。這一籌備工作持續(xù)了近三個月時間，在此期間，莫雄親自挑選了40余名素質過硬的營連級軍官擔任偵察員，對鹽匪的動向進行了深入的偵查。

經過密集的偵察和信息收集，莫雄得知鹽匪總數(shù)達到了2萬余人，且擁有眾多設施完備的碉堡，火力裝備亦十分齊全。

他選定了防御設施異常堅固的一個匪巢作為首要打擊目標。為了確保行動的隱秘性和成功率，莫雄還秘密聯(lián)絡了蔣介石，詳述了海州鹽匪的嚴重威脅，并表達了自己全力剿匪的決心，對此，蔣介石表達了支持。

1932年9月，所有籌備工作就緒后，剿匪開始了，他指揮部隊高效地搗毀了淮徐地區(qū)所有鹽梟的據(jù)點，并俘虜了眾多涉及非法鹽貿易的人物，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縣長和公安局長等重要官員。

莫雄對于如何處理這些被捕者持有堅決的立場。他主張對這80余名犯罪分子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以徹底整肅鹽政和恢復法紀的尊嚴。

在莫雄準備執(zhí)行死刑的時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孫科和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相繼發(fā)來電報，要求對幾名主要頭目刀下留人，顯然是受到了某些政治和社會壓力。此外，一些被捕匪首的家屬試圖通過賄賂，提供數(shù)萬元大洋以求保釋。

面對這種情況，莫雄表現(xiàn)出了他的機智和決斷。他巧妙地回電稱，當收到電報時，刑罰已經全部執(zhí)行完畢，從而避開了直接的政治沖突。

莫雄隨后迅速下令在當?shù)貓?zhí)行了這些罪犯的死刑，不久之后，海州的市民們甚至在當?shù)亓⒈o念莫雄的這次行動，碑文稱頌他為民除害，體現(xiàn)了民間對他的深厚敬意和感激。

莫雄的這一成就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被任命為贛北第四行署專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是莫雄能參與蔣介石在廬山舉行的牯嶺軍事會議原因。

莫雄讓蔣介石的鐵通變成了漏桶

莫雄深知其中的利害，在會議結束后，連夜帶著全套的“鐵桶計劃”下山，趕回自己的司令部。

已是深夜，莫雄一抵達司令部，立即召集了包括項于年在內的幾個地下黨開會。

大家看了這份情報的重要性后，便決定將情報迅速傳遞到黨中央。考慮到緊迫性和安全性，最終決定由項與年親自負責情報的運送。這主要是因為項與年不僅會說客家話，便于在客家地區(qū)掩護自己。

大家連夜將情報的要點用密寫藥水記錄在四本學生字典上。整個夜晚他們不斷工作，直到黎明才完成密寫，隨后便要開始送情報了。

項與年出發(fā)那天，裝扮成教書先生，帶著裝有絕密情報的字典安全通過了多個檢查點。然而，在接近泰和縣的山區(qū)時，情況比預期更為復雜。該地區(qū)敵軍密集，所有進出蘇區(qū)的道路均設有嚴密的封鎖，任何可疑之人都會被立即逮捕。

為了避免被捕，項與年不得不選擇在山林中隱匿，用干糧和野果充饑，繼續(xù)他的秘密旅程。

當項與年帶著至關重要的“鐵桶計劃”情報進入泰和縣山區(qū)時，他發(fā)現(xiàn)局勢遠比預期嚴峻。每個村莊都有國民黨的“進剿”部隊駐守，嚴密封鎖了進出蘇區(qū)的所有道路，一旦發(fā)現(xiàn)可疑人物即刻逮捕。等到了興國時，項與年已經知道，盡管他盡力偽裝，但自己這時還是無法正常通過這些嚴密的哨卡。他被迫再次退回山中，尋找突破的機會。

這時國民黨的“鐵桶”封鎖正在一步步收緊，任何延誤都可能導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在絕望中，項與年決定采取一個極端的行動來避開敵人的懷疑——他撿起一塊石頭，猛擊自己的面部，造成重傷，面部血肉模糊，四顆門牙掉落。

次日，帶著嚴重腫脹的面部和混亂的長發(fā)，項與年完全變成了一個無法辨認的形象，像一個蓬頭垢面的叫花子。這副模樣使得沿途的國民黨哨兵都不愿意靠近他，紛紛捂鼻驅趕。這種極端的偽裝讓項與年成功地穿過了敵人的封鎖線，經過數(shù)天的跋涉，終于安全到達瑞金。

隨后這份情報到了周恩來手中，基于這份情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做出了戰(zhàn)略性的調整決策，決定啟動戰(zhàn)略轉移。

于是，在1934年10月10日，紅軍趁著蔣介石的鐵通計劃還沒完成時開始長征了。

莫雄的勇敢行為對紅軍的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果“鐵桶計劃”的情報沒有及時送達中央紅軍的手中，長征的開展和紅軍的突圍都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蔣介石精心設計的“鐵桶”計劃，雖然嚴密，終究是因為內部泄露而變成了“漏桶”。

毛澤東后來說到：“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這句話，后來成為長征史上的名言，彰顯了情報工作在戰(zhàn)爭中的重要性。

莫雄的這一行為，讓他被關到了軍法處

莫雄深知自己此舉涉及重大風險，幾乎是押上了自己的性命。在他后來的回憶錄中，他感慨萬分，慶幸情報傳遞的過程中項與年等人操作得非常完美，幸而蔣介石沒有查到莫雄頭上。

然而，紅軍長征開始近半年后的1935年春，莫雄接到蔣介石突如其來的一紙電令，要求他立即乘飛機前往貴陽，這讓莫雄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心中充滿不安。

到達貴陽后，莫雄發(fā)現(xiàn)蔣介石并不知情其間的秘密活動，調他到貴陽只是為了給他一個新的職務——畢節(jié)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

這個新職位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提拔”，莫雄手下的力量也從原來的部隊升級為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師。這次“提拔”在莫雄心中激起了復雜的情緒，他雖然表面上接受了新的職責，但內心深知自己真正的使命和忠誠所在。

畢節(jié)，位于貴州省西北部，藏身于烏蒙山腹地，是川、滇、黔三省的交界處，自古以來便被視為西南通往湖廣的重要通道，戰(zhàn)略位置極其關鍵。

莫雄到了畢節(jié)后，得知這一帶滯留了數(shù)千名紅軍傷病員時，他與畢節(jié)專署里的中共地下黨員，如盧志英、劉啞佛等人進行了多次商討，最終決定采取一種較為隱蔽和靈活的策略來處理這一問題。

他們決定利用第六十三師師長陳光中的弱點，陳光中以愛好享樂著稱，對酒色特別沉迷。莫雄便每隔幾天安排打獵、釣魚和酒宴，用這種方式來分散陳光中的注意力和剿共的決心。

這種策略為紅軍傷病員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盧志英等人迅速通過秘密交通線通知紅軍傷病員及時轉移，邊區(qū)游擊縱隊也抓住機會在畢節(jié)一帶進行了補充和休整。莫雄的這種看似“無所作為”的策略，實際上在革命歷史的關鍵時刻為保護和發(fā)展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1936年初，當紅軍的賀龍和蕭克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假裝進攻貴陽以吸引國民黨主力撤防至貴陽附近時，莫雄已在畢節(jié)地區(qū)悄無聲息地發(fā)揮著他的戰(zhàn)略才智。

莫雄早在1935年底已經將一二一師調離，令畢節(jié)地區(qū)的軍事力量大為減弱，隨后莫雄又將剩下的部隊以保護行政專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安全為名，全部撤離畢節(jié)城。

這一策略有效地消減了城內的軍事存在，從而為紅軍的順利進入和接管畢節(jié)提供了無障礙的道路。此外，莫雄的這些舉措還為深入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迎接紅軍入城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通過這些巧妙的部署和策略運用，莫雄不僅確保了紅軍的安全，也對畢節(jié)及周邊地區(qū)的政治變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紅二、六軍團能夠兵不血刃地占領畢節(jié)，這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莫雄智慧與策略的勝利，他在保護紅軍及推動地區(qū)革命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莫雄在畢節(jié)的行動對國民黨中央的軍事布局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棄守”畢節(jié)的行為雖被一些人視為戰(zhàn)略撤退，但在蔣介石眼中，這無疑是一種背棄和畏戰(zhàn)的表現(xiàn)。因此，蔣介石怒火中燒，立即下令將莫雄逮捕并關押于南京軍法處。

然而，就在這一危機時刻，南方政治局勢的突變意外地成了莫雄的保護傘?；浵档年悵暮凸鹣档睦钭谌事?lián)手發(fā)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這一重大政治事件迫使蔣介石必須重新審視與粵系的關系。

李宗仁

莫雄，作為廣東人且出身于粵軍，擁有深厚的粵系人脈，這成了他獲釋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敏感時期，蔣介石不得不慎重處理莫雄的問題，以免激化與粵系的矛盾。

這時他的老友張發(fā)奎和陳誠又出面為他作保，他們向蔣介石提議利用莫雄在廣東的廣泛影響力，派他回兩廣進行策反工作，蔣介石對二人的這一建議表示同意了。

但在莫雄準備前往廣東之前，兩廣事變已經平息。莫雄因此避免了牢獄之災，而蔣介石在事變后也無法再對他追究，只是決定將他從軍界撤出，改任行政督察專員，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的政治隔離。

隨后日本全面侵華開始了，在抗日戰(zhàn)爭中“通共”行為不再是國民黨反動派公開追究的重點，但在隨后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莫雄依然被視為潛在的“共黨同路人”，最終在1949年上了國民黨保密局的黑名單，隨后莫雄跑到了香港。

新中國成立后，莫雄從廣州收到了數(shù)封邀請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封來自葉劍英的親筆信。葉劍英他與莫雄有著深遠的友誼，這段友誼可追溯至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當時葉劍英擔任粵軍第二師的參謀長，而莫雄則是同一師的旅長。

在葉劍英的親切邀請下，莫雄滿懷期待地返回廣州，重返這片曾經戰(zhàn)斗過的土地。重逢時，葉劍英向莫雄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毛澤東主席在他南下之前特意囑咐他，到廣東后必須找到莫雄，將其視為黨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不論他過去有何過失，都要為他安排適當?shù)墓ぷ鳌?/p>

然而，1951年在英德進行土改期間出了意外。當?shù)剞r民，對莫雄的過去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曾是國民黨的高官。在土改工作組的支持下，他們上書省委，要求將莫雄押解回鄉(xiāng)進行批斗，甚至提議執(zhí)行槍決。

葉劍英對此情況感到震驚，立即下令槍下留人，并安排了必要的保護措施，確保了莫雄的安全。這一連串的事件不僅證明了莫雄與老朋友之間深厚的信任和情誼，也顯示了在政治風波中，人際關系的重要性。

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這篇文章不僅在廣東引起了廣泛關注，更是在數(shù)千公里之外的遼寧引起了梁明德的興趣。

梁明德，時任遼寧省監(jiān)察廳副廳長，他曾是一個勇敢的地下黨員，化名項與年，就是上文我們說到冒著極大風險從敵人手中敲掉自己的門牙以傳遞情報的人。

當梁明德在報紙上看到“莫雄”這兩個字時，他立即聯(lián)系了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詢問這是否是他昔日的戰(zhàn)友——當年在粵軍中的莫雄。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激動不已，立刻向自己的老上級李克農報告，告知這位在戰(zhàn)爭中曾為共產黨送出關鍵情報的老友仍然健在。

得知這一消息后，李克農也非常高興，因為他一直記得莫雄這位特殊的朋友。李克農隨即指示梁明德前往廣州，邀請莫雄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莫雄欣然同意，并在北京與舊友重聚，共同回憶過去的艱苦歲月。

此外，葉劍英元帥，莫雄的另一位老朋友，也在北京為兩位英雄設宴，慶祝他們的再次相聚，并熱情贊揚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宴會上，莫雄的人生軌跡、他的英勇和犧牲為自由和正義所做的努力被廣泛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