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墻。

一塊“劉德華”銘文磚，將南京古城墻送上了熱搜。此劉德華，非彼劉德華——他是明初江西上高縣的普通工匠，南京城墻磚的燒制者。

南京古城墻，世界上最長的城市城墻，也刻著醴陵人的名字?！赌暇┏菈Υu文》一書收錄了七塊有“醴陵”字樣的城磚，其中一塊寫著：“長沙府醴陵縣提調(diào)官典史陳福司吏冷榮；□作匠王華，人戶黃□□；洪武七年八月□日造”。

陳福、冷榮、王華，他們是誰？距醴陵近千公里的六朝古都，為何會與湘東小城產(chǎn)生如此密度的聯(lián)結(jié)？

銘文上“洪武七年（1374年）”的字樣，清晰標(biāo)注了這塊磚的出生年代。六百多年前，醴陵憑借什么樣的技藝，成為明代“官窯”所在地？

一個答案在歷史的深處浮現(xiàn)：這座城市的發(fā)展史，是一部彪悍的“引智史”。醴陵的每一個躍升，每一次勃發(fā)，從來不僅是資源的優(yōu)越，更是“人才紅利”的定律。

歷史從不吝嗇饋贈，但也從不輕易垂青。醴陵的幸運，不是天賜，而是選擇——選擇讓外來的風(fēng)，吹醒腳下的土地。

南京城墻磚文。

【】明代的“官窯”和技術(shù)人才紅利

從醴陵市區(qū)出發(fā)，沿320國道轉(zhuǎn)079鄉(xiāng)道，不到半個小時便能抵達左權(quán)鎮(zhèn)新陽村窯下灣組（原新陽鄉(xiāng)大土村）。這里山水相擁，南方村落的靈秀撲面而來。山邊，散落著明初南京城墻磚的官窯遺址，分布范圍約20萬平方米。窯址緊鄰官莊河，發(fā)現(xiàn)窯包七個，有的已被雜草吞沒，極為隱蔽。窯膛內(nèi)壁被火灼燒過的痕跡依稀可辨，仿佛看見六百多年前的窯火，在這里日夜不熄。

1995年版《醴陵縣志》中記載：“明洪武七年（1374），在今新陽鄉(xiāng)大土村窯下灣燒制青磚，運南京、長沙修建城墻。現(xiàn)存明磚窯群遺址。”寥寥數(shù)語，卻藏著一條千里水路——燒好的南京城墻磚，從官莊河出發(fā)，向南匯入淥水，再折向西進入湘江，最后扎進長江，浩浩蕩蕩，直抵南京。

南京明城墻，是“長江上漂來的古城墻”。明朝初年，朱元璋全力推行“高筑墻”的國策。南京城墻，工程浩大，征調(diào)了長江中下游地區(qū)32個府的工匠燒造城磚，包括今天湖南境內(nèi)的長沙府、岳州府、寶慶府、衡州府、永州府。醴陵窯下灣，便是長沙府的窯址之一。湘東的這座小城，就這樣擁有了“官窯”。

南京城墻。

南京城墻磚不僅數(shù)量驚人，且燒造要求極高，要求“敲之有聲，斷之無孔”。城磚背面刻著名字，城磚的燒造場地在哪里，操作的工匠是誰，管理者是誰，全部能“溯源”。這是中國古代的質(zhì)檢制度之一——“物勒工名”。正是這種“實名制”，讓南京城墻經(jīng)歷600多年的風(fēng)雨而屹立不倒。

如今，在窯下灣組村民的家里仍可找到當(dāng)年的青磚。當(dāng)?shù)亓鱾髦?2 座窯”的說法，盛況可見一斑。在這支龐大的工匠隊伍中，真正的技術(shù)核心，很可能是一批來自江西的移民。

元末，戰(zhàn)亂與天災(zāi)頻發(fā)，醴陵人口銳減，民國版《醴陵縣志》留下觸目驚心的記載：“土著居民僅存十八戶”。十八戶，如何撐得起為南京燒造城墻磚的重任？

醴陵是在廢墟上重建的。明太祖時期，朝廷一面召集流民，一面鼓勵移民遷入——人數(shù)最多的，便是江西人。若將窯下灣磚窯與江西進行比對，會發(fā)現(xiàn)兩者形制驚人相似，都是饅頭形，平面近似梯形，而與湖北等地截然不同，兩者的同源性，一目了然。

正是這批移民，將成熟的燒磚技術(shù)帶入醴陵。憑借對外來技術(shù)的吸納，醴陵硬是在廢墟上闖出了自己的“聲名”，歷經(jīng)六百年，仍然熠熠生輝。

這場移民對醴陵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填充了人口，更重塑了地域性格——一種敢于納新的氣概。醴陵人以開放的胸襟，把外來的技術(shù)接過來，嚼碎了，化成自己的筋骨。

醴陵制瓷，始于漢代。雖有千年“瓷都”的底蘊，從東漢到晚清，醴陵陶瓷的存在感并不強，長期作為民窯生產(chǎn)粗瓷。但醴陵的窯火，從未熄滅。它在等，等一個人。

近代，醴陵陶瓷終于等來了一飛沖天的機會——鳳凰人熊希齡來到了醴陵。

1904年，應(yīng)同科舉人、醴陵人文俊鐸之邀，熊希齡踏上了這片土地。他認(rèn)為，醴陵要從粗瓷轉(zhuǎn)向細瓷，必須“借力”。于是，他請來景德鎮(zhèn)的技術(shù)工人，又從日本引進技術(shù)、設(shè)備和技師。這場“借智登攀”很快有了成果，釉下五彩，創(chuàng)燒成功！它一舉打破了千百年來釉下單色的沉悶，成為那個時代最酷的“時尚單品”。在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時代，醴陵重拾中國陶瓷的榮光，為中國留下了一抹最絢麗的色彩。

由于晚清覆滅和民國戰(zhàn)亂，釉下五彩生產(chǎn)被迫中斷，技藝瀕臨失傳。直到新中國成立，轉(zhuǎn)機才再次降臨。1957年，釉下五彩在醴陵成功恢復(fù)，消息傳遍全行業(yè)。最具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了，全國各大產(chǎn)瓷區(qū)都派人來醴陵學(xué)習(xí)，包括景德鎮(zhèn)。醴陵人毫無保留，傾囊相授。

從“請景德鎮(zhèn)工匠進來”，到“醴陵技藝走出去”——醴陵用半個世紀(jì)，完成了一場技術(shù)的逆襲。

這就是人才流動的力量：它讓一座小城，站上大時代的潮頭。借人、借智、借勢——醴陵從不固步自封，而是把別人的長處，沉淀為自己的基因；把外來的智慧，淬煉成亮劍的底氣。

【】文化人才的“虹吸效應(yīng)”

醴陵的了不起，遠不止于陶瓷。這座從不偏科的城市，自宋代起，便以文化高地的面貌，崛起于湘東。

醴陵文化景觀的精粹，盡在淥江書院。淥江書院的秋天，是從一棵1500歲的古樟樹枝頭開始的。800多年前的秋天，當(dāng)朱熹抵達醴陵，看到的應(yīng)該也是這樣的枝頭。這時的淥江書院，還只是醴陵縣學(xué)宮。張栻從長沙到醴陵，百里相迎，中國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在這里啟幕。那一年朱熹三十七歲，張栻三十四歲。他們從醴陵講到長沙，從秋天講到冬天。

醴陵，成為中國最先進思想的集散地。它以其獨特的文化向心力，吸引著文化高端人才的到來。遠在浙江金華的呂祖謙聞風(fēng)來了，在如今的醴陵板杉鎮(zhèn)東沖鋪村，建立了醴陵最早的書院萊山書院（后改名為東萊書院）。遺址已難覓當(dāng)年士子云集的盛景，醴陵卻因此留下了夫子坡、東萊橋、二圣廟、二圣河、二圣橋等地名，供后人憑吊思索。

三百多年后，王陽明來了，六百多年后，左宗棠也來了。醴陵，托起了他們?nèi)松闹涟禃r刻。

五賢堂，位于淥江書院的最高處，俯瞰著今日的醴陵。朱熹、張栻、呂祖謙、王陽明、左宗棠——五位先賢以思想相牽，完成了跨越時間的文化接力。

醴陵人，以開闊的胸襟，消弭了地理的阻隔。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2016年，“湘雅鄉(xiāng)情·專家醴陵行”啟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來”——短短十六個字，是醴陵柔性引才的密鑰。十年間，鄉(xiāng)情化作一次次奔赴，數(shù)十萬群眾受益。

從“湘雅鄉(xiāng)情”到“淥江講壇”，從“夢想助跑堂”到“科技專家服務(wù)團”，醴陵在多個領(lǐng)域成功復(fù)刻“柔性引才”。

投資于人，進而收獲于人、激發(fā)于人，是一個城市最大的“體面”。醴陵用千年時間證明，小縣城不一定只能流失人才，也可以定義人才流向。醴陵人以山野的堅韌托起開放的胸懷，把“丸邑”之小，活成了格局之大。

何以醴陵？答案就在“開放、包容、大氣”這六個字城市精神里。

作者：歐陽烈丹

圖片來源：南京城墻公眾號 《南京城墻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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