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這個春夏交替的季節(jié)，對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醫(yī)生來說，只是尋常的一年；對77歲的杜聿明而言，卻是生命的最后一程。病房窗外的梧桐樹剛剛長出新葉，病床上的老人卻愈發(fā)消瘦，說話也漸漸有些吃力了。

陪在他身邊的妻子曹秀清，看著枕邊人氣息日漸微弱，心里非常清楚：時間已經(jīng)不多。她再怎么堅強，在那段日子里也忍不住問過一句：“要是孩子們都能來一趟，你心里是不是就踏實了？”杜聿明抬眼看了看天花板，沉默片刻，只吐出一句：“能見上一面，就好了?！?/p>

這句“見上一面”，拖了幾十年，終究沒有等來。

杜聿明的晚年，并不只是“功過評說”這樣幾個字能概括的。戰(zhàn)爭的硝煙散去之后，他的命運，又和新中國的戰(zhàn)犯改造、民族分裂與統(tǒng)一、舊部與舊主之間的恩怨，糾纏在一起。有意思的是，真正點燃他身邊人怒火的，并不是戰(zhàn)場上的勝敗，而是他咽下最后一口氣之后，那長達半個月的“空檔”。

那半年里發(fā)生的事，說白了，就圍繞一個字打轉(zhuǎn)——“等”。等人，等信，等一個遲遲不來的答復。

一、從淮海戰(zhàn)場到功德林：命運徹底拐彎

時間往回撥到1949年初，淮海戰(zhàn)役已經(jīng)進入尾聲。1月，國民黨軍主力被重重包圍，曾經(jīng)在蔣介石心中被寄予厚望的“王牌將領”杜聿明，在這場決定中國命運走向的大戰(zhàn)中被俘。

被俘那一刻，他本能地選擇了偽裝。換上解放軍士兵的棉衣，刮掉標志性的小胡子，自稱是“押送俘虜?shù)氖勘?，試圖混在隊伍里蒙混過關。對一個久經(jīng)沙場的軍人來說，這種應變不算稀奇，只是這次運氣并不在他這邊。

身份遲早要暴露。眼看脫身無望，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服從，反而是絕望。舉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時，他心里很清楚，一旦活著被俘，往后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回到從前。千鈞一發(fā)之際，副官一把奪下手槍，他沒死成，卻就此走進了另一條路。

剛被押解北上的那段日子，杜聿明幾乎逢機會就要“尋短見”。沒有槍，他就砸自己的頭；沒有利器，就往墻上撞。解放軍戰(zhàn)士只好給他上腳鐐，一路嚴密看護，最終把他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

這一關，就是十多年。

說是“管理所”，不少戰(zhàn)犯一開始心里都打鼓，以為“秋后算賬”就在前面。杜聿明也不例外，又病，又倔，架子擺得不小，話里話外還是舊軍人的口氣。管理所的醫(yī)護人員卻沒有因為他“前科累累”而怠慢，考慮到他長期患有肺結(jié)核等頑疾，專門安排檢查和治療，營養(yǎng)、藥品都盡量保證。

值得一提的是，戰(zhàn)犯管理所里不止有藥，有飯，還有書。圖書室里擺著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時事材料，也有歷史、文學書籍。杜聿明本就有讀書習慣，在長期封閉環(huán)境下，書成了他唯一能深挖下去的出口。時間一長，他不再只是“被迫學習”，而是開始主動翻閱，認真做筆記。

身體漸漸好轉(zhuǎn)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在黨的教育關懷之下，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醫(yī)好了我的身疾——結(jié)核病。”這話聽上去有些鄭重，但結(jié)合他的經(jīng)歷來看，并不算空洞。戰(zhàn)場失敗、被俘、求死不得，能從這種情緒里轉(zhuǎn)出來，不僅是藥的作用，更是他對新現(xiàn)實一點點接受的過程。

就在他在功德林里慢慢“變”，千里之外的妻兒，卻在泥濘里苦苦掙扎。

二、曹秀清在臺灣：承諾落空，連兒子的學費都湊不齊

1949年初，上海仍在國民黨控制之下。那時的曹秀清，帶著婆婆和幾個孩子，住在上海，等著丈夫的消息。戰(zhàn)場瞬息萬變，外界傳言滿天飛。有人說杜聿明“已經(jīng)戰(zhàn)死”，有人說“下落不明”。沒有確鑿消息，她整日惶惶不安。

情緒最激動時，她跑到蔣介石的官邸，哭著質(zhì)問：“他已經(jīng)病得要死，你們還要他去賣命，現(xiàn)在害得他要死不得死，害得我要活不得活……”這句話里的怨氣，不難理解。她看見的是一個長期患病卻仍被推上前線的丈夫，看不見的是幕后高層的政治盤算。

上海解放在即，蔣介石給她送來手諭，要她帶著孩子們坐飛機去臺灣，并承諾會“負責一家人的生活”。聽上去，這是一根救命稻草。丈夫生死不明，戰(zhàn)局敗退，前路迷茫，她只能帶著婆婆和五個孩子匆匆離滬，奔向陌生的臺灣。

現(xiàn)實卻遠比承諾冷硬。

到了臺灣之后，這一家并沒有迎來“妥善安置”。沒有房子，只能輾轉(zhuǎn)借住；沒有穩(wěn)定收入，只能依靠微薄的補助。那點錢，連吃穿都難完全保證，更別說老人看病、孩子讀書。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擔幾乎全部壓在曹秀清肩上。

不得不說，她是個很能咬牙的人。無路可走的時候，她只好放下面子，到處求人——找宋美齡，找昔日的“老朋友”“老部下”，希望能給自己謀一份工作。輾轉(zhuǎn)打聽之下，終于在臺北煙酒公賣局制品廠找到了一個差事，負責內(nèi)部收發(fā)一類的簡單工作。工資不高，卻是全家賴以維持溫飽的唯一依靠。

婆婆在貧病交加中離世，她傷心，卻沒有時間細細哀悼。家里還剩下幾個孩子需要照顧。這個時期，她與遠在美國的大女兒杜致禮聯(lián)系相對順暢，女兒1947年去美留學，后來與物理學家楊振寧結(jié)婚，自立門戶，反倒成了家里最讓她省心的那一個。

長子杜致仁的處境就復雜得多。五十年代，他考入美國哈佛大學。學業(yè)是光鮮的，生活卻非常拮據(jù)。為交學費，他向臺灣銀行貸款，白天上課，晚上打工。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即便如此，他畢業(yè)在望時，賬上的債務仍然堆了一大摞。

走投無路，他給母親寫信，希望能借3000元作為最后的支撐，等自己畢業(yè)工作后慢慢償還。對一個學生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字，但不是天方夜譚。問題在于，曹秀清手里，根本拿不出這筆錢。東拼西湊仍然不夠，她只好又一次把希望投向蔣介石。

她給蔣介石寫報告，請求3000元貸款。半個月之后，批示終于下來。蔣介石簽了字，卻只準借1000元，而且還要分兩年發(fā)放。結(jié)果到手只有500元。對一個在哈佛讀書的中國青年來說，這點錢連一個學期的費用都遠遠不夠。不過曹秀清顧不了那么多，趕緊把這500元寄到美國。

支票寄到杜致仁手里，他看著那串數(shù)字，情緒一下子崩了。500元，既解不了燃眉之急，又意味著家里已經(jīng)竭盡全力。壓力、挫敗、對現(xiàn)實的失望，這些情緒疊在一起，非常致命。姐姐杜致禮和姐夫楊振寧在身邊安慰，答應幫他找工作、想辦法籌學費，才勉強穩(wěn)住他的情緒。

悲劇還是在短短一天內(nèi)爆發(fā)。

晚上沒出來吃飯，家人以為只是心情不好。第二天，仍然沒有動靜。推門進屋，才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服藥自盡。這個消息傳到臺灣，讓曹秀清幾乎崩潰。兒子在大洋彼岸走向絕路，自己卻什么都幫不上。她恨自己，更難免對蔣介石心寒：多年追隨換來的“照顧”，竟連孩子最后的學費都保障不了。

從那之后，她經(jīng)常一個人跑到給丈夫立的“衣冠冢”前坐著。墓碑前放著一杯酒，她撫摸著丈夫的照片，喃喃自語：“你這輩子啥愛好都沒有，就是好喝兩口，這酒，是我托人從幾千里外帶來的。你不是常說‘壺中日月長’嗎？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壺中的日月到底有多長啊？”

這種話聽上去近乎自言自語，卻把她當時的孤獨和無助寫得很滿。那會兒，她以為丈夫早已埋骨他鄉(xiāng)，自己守著衣冠冢說話。實際上，杜聿明還活著，而且在幾千里外的北京，慢慢走向另一個人生階段。

三、特赦與團聚：從“戰(zhàn)犯”到“同志”的漫長路

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五十年代中期。

1956年，經(jīng)過多方努力，周恩來總理聯(lián)系到身在美國的杜致禮夫婦，請他們代為轉(zhuǎn)信。那一年，杜聿明在北京戰(zhàn)犯管理所給女兒寫了第一封信，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久別重逢的激動。信件輾轉(zhuǎn)送到美國，女兒拿到時，眼淚還沒擦干，信紙已經(jīng)被淚水打濕。

當天，杜致禮就給母親寫信，含蓄地提到“您的老朋友非常關心您”?！袄吓笥选比齻€字，其實已經(jīng)說得很明白。曹秀清心里一震，明白丈夫并沒有像她聽說的那樣“戰(zhàn)死”，而是活在另一個制度之下。她求告蔣介石多年，得到的要么是拒絕，要么是冷淡，真正給她帶來丈夫消息的，卻是從北京傳出的這一封信。

1957年，楊振寧因在理論物理領域的重大貢獻，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特地托人轉(zhuǎn)告杜聿明，并建議他寫信祝賀這位遠在海外的女婿。那時的杜聿明，已經(jīng)在學習中發(fā)生明顯變化，對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他欣然提筆，誠摯地表達祝賀之意。

楊振寧回信，表達感謝，也提到自己對岳父境遇的關切。這一來一往，不僅是一家人的情感聯(lián)系重建，也從側(cè)面反映出當時新中國對戰(zhàn)犯改造、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

有意思的是，楊振寧獲獎之后，在臺灣也引發(fā)了一番動靜。蔣介石注意到這個“新晉諾獎得主”與自己舊部杜聿明之間的親屬關系，希望能借曹秀清這個“紐帶”，拉攏楊振寧。態(tài)度一轉(zhuǎn)，蔣介石開始“重視”起這個在臺灣苦苦支撐多年的舊將軍家眷。

曹秀清抓住機會，提出要去美國一趟，與女兒女婿面談。蔣介石這次很爽快地答應，還和宋美齡一同為她送行。不過條件也擺得很清楚：只能獨自前往，時間限定半年，還需要兩人作保。

到了美國之后，曹秀清住在女兒家，日子一下子安穩(wěn)下來。楊振寧在學術上的聲望不必多說，而在生活中，他待這位岳母也非常恭敬。每天出門時，他都會說一句：“媽媽，我走了?！蓖砩匣丶?，又會輕聲招呼：“媽媽，我回來了?！边@種細節(jié)，讓長期在壓抑環(huán)境下生活的曹秀清，心里慢慢暖和起來。

按照臺灣方面規(guī)定，她半年后要返回。然而，她并不想再回到那種捉襟見肘的生活方式里。經(jīng)過女兒女婿的幫忙和法律途徑的安排，她申請了長期居留，后來在美國一住就是好幾年。生活安定下來之后，她最牽掛的，一頭是北京的丈夫，一頭是仍留在臺灣的幾個孩子。

真正改變杜家命運的關鍵年份，是1959年。

這一年，新中國舉行了第一次戰(zhàn)爭罪犯特赦大會。經(jīng)過多年改造，表現(xiàn)良好的戰(zhàn)犯，有機會獲得自由。12月舉行的特赦大會上，杜聿明被列為“特赦第一人”，這不僅僅是對他個人改造情況的評價，更具有示范意義。

站在臺上代表首批特赦戰(zhàn)犯講話時，他激動得幾度哽咽。話語中對“黨和毛主席”的感激，既有政治層面的認同，也有個人命運被徹底改寫后的強烈情緒。特赦之后，他選擇留在北京，擔任文史專員，參與資料整理、歷史回憶等工作。對于一個長期生活在軍營中的舊軍人而言，這種轉(zhuǎn)變不算容易，但他愿意踏實做下去。

獲得自由身之后，他心里最大的牽掛就是家人。得知曹秀清在美國生活，有機會赴北京，他趕緊寫信邀她盡快來華團聚。曹秀清一開始心里也有顧慮——幾十年風雨，不知道另一邊的生活到底怎樣，擔心自己貿(mào)然過去，會不會又陷入不確定之中。

楊振寧和杜致禮給出了清晰的態(tài)度：共產(chǎn)黨對戰(zhàn)犯采取的是改造政策，杜聿明在北京生活得不錯；從國家走向看，大陸的前景值得期待。聽了多方敘述，她才慢慢下定決心，準備動身前往北京。

1963年10月，在分別十余年后，這對夫妻終于在北京重逢。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詳細詢問生活情況，還對他們未來的安置提出安排。這些細節(jié)，讓曹秀清更堅定一個判斷：這一次的選擇，是對的。

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對妻兒在臺灣那些年的苦難，并不了解。他只知道自己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后來被特赦、被安排工作，卻沒想到妻子曾為孩子學費四處求人，長子因絕望而自盡。等他一點點聽說這些往事，心中五味雜陳，對比之下，他對舊主的“忠心”在內(nèi)心深處很難再維持原樣。

1971年，楊振寧、杜致禮輾轉(zhuǎn)回到北京，終于與父母相見。這也是楊振寧和杜聿明這對“翁婿”第一次面對面坐在一起。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他們一家。席間，楊振寧習慣性地稱呼岳母“媽媽”，卻因與杜聿明還不熟，只叫了一聲“杜先生”。周總理聽到后笑著提醒：“你應該稱為岳丈大人?！币痪渫嫘?，讓原本略顯拘謹?shù)臍夥找幌伦踊罱j起來。

往后幾年，每次回國，楊振寧都會抽空到杜家看望二老，幫著添置些家具、生活用品，在他們家吃頓便飯。那時候，杜聿明夫婦的生活狀態(tài)，和普通老年人無異：簡單、平靜，有家人來往，有工作可做。要說遺憾，只剩下遠在臺灣、遲遲無法見面的四個孩子。

四、“等一個答復”：病逝之后半個月的憤怒

進入八十年代，杜聿明已是古稀老人。作為全國政協(xié)文史專員，他仍參與一些文史整理和統(tǒng)戰(zhàn)活動，心里始終掛著一件事——國家的統(tǒng)一大業(yè)。對曾經(jīng)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的他來說，晚年不斷呼吁和平統(tǒng)一，是一次意味深長的身份轉(zhuǎn)換。

1981年，杜聿明的身體每況愈下，經(jīng)常住院治療。到了春天，他幾乎只能長時間臥床。這個階段，他提起最多的，不是工作，也不是過去的戰(zhàn)事，而是那四個一直在臺灣生活的孩子。長子已不在人世，女兒和女婿身邊盡孝多年，反倒是那幾個從小跟著曹秀清在臺灣顛沛流離、成年后又在蔣氏父子統(tǒng)治下長大的孩子，他始終沒能再見上一面。

病房里，他多次提到：“要是他們能來一趟就好了?！边@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一個父親在生命盡頭的執(zhí)念。杜致禮很明白這一點，開始設法聯(lián)系在臺灣的弟弟妹妹。幾位兄弟姐妹也都想來大陸探望父親，甚至做好了“有去無回”的心理準備，只要能見上一眼，他們也愿意冒風險。

表面上看，這個時候的外部條件似乎比以往寬松一些。蔣介石已經(jīng)在1975年去世，臺灣方面由蔣經(jīng)國掌權。兩岸對立依舊，但交流的渠道，已經(jīng)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樣完全封死。然而，涉及曾經(jīng)的重要將領家屬往來，政治考量仍然非常復雜。

就在反復奔走、反復請求的拉鋸之中，時間一天天過去。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終年77歲。去世那天，他始終沒有等來那四個孩子的身影。對親人們來說，這不僅是生死離別的痛，也是一個心愿破滅的瞬間。

按常理，親屬會盡快籌備追悼會、安葬事宜。但曹秀清卻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沒有立即舉行追悼會，而是把丈夫的遺體轉(zhuǎn)移到醫(yī)院冷藏保存。她要“再等等”，哪怕只是一線希望，也想試著為丈夫爭取最后一次“團聚”的機會。

遺體在醫(yī)院冷藏，這意味著一切儀式都要往后推延。對一個傳統(tǒng)家庭而言，把逝者停放半個多月，并不合常規(guī)。曹秀清之所以堅持，原因只有一個：必須等臺灣那邊的明確答復。

在這個過程中，她不斷向臺灣發(fā)去電報、信息，希望蔣經(jīng)國能夠批準幾位子女來京奔喪。杜聿明生前的老友鄭洞國也積極參與斡旋。鄭洞國1948年遼沈戰(zhàn)役中放下武器起義，建國后擔任水利部參事、全國政協(xié)文史專員，同樣投身和平統(tǒng)一事業(yè)。兩人一度在蔣介石麾下效力，后來又在新中國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并肩，以老友身份，也以統(tǒng)一事業(yè)的參與者身份，為這件事奔走。

鄭洞國聯(lián)系了多位在臺灣的親朋，想通過各種渠道打通關節(jié)，讓杜家的幾個孩子獲準來北京參加父親的追悼會。雙方往返之間，拖的就是時間。

然而，蔣經(jīng)國的態(tài)度，從頭到尾都很冷硬。

批準奔喪，對臺灣當局而言，不只是一個“家事”，而可能被解讀為政治姿態(tài)的松動。在當時高壓對立的背景下，他不愿意在這點上做出讓步。結(jié)果是，電報發(fā)出去了，解釋寫了一大堆，最后等來的，卻始終是“不同意”。

這也是為何，杜聿明逝世后，遺體在醫(yī)院停放了半個月之久——不是因為程序拖沓，而是因為家屬還在等待一個不被批準的請求。每拖一天，對曹秀清都是折磨。她既不忍心讓丈夫的后事無著，又不甘心就這么放棄。終究，時間不可能無限制地拖下去，臺灣方面那頭也沒有任何松口的跡象。

曹秀清心中的悲痛，很快轉(zhuǎn)成憤怒。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丈夫當年在蔣介石手下出生入死，如今臨終前想見孩子一面，這個要求并不過分。即便從人之常情角度看，哪怕在政治上有再多顧慮，也完全可以在奔喪問題上有限放行?，F(xiàn)實卻是，蔣經(jīng)國寧愿讓這件事冷冷地畫上句號，也不肯邁出一步。

鄭洞國同樣憤懣。在他看來，這不僅是對老友遺愿的漠視，更是對人倫常情的無視。于是，兩人以公開的方式表達不滿，對蔣經(jīng)國的冷漠態(tài)度予以嚴厲指責。這一段“公開譴責”，并不帶有夸張成分，而是真實的怒火外泄。

1981年5月25日，距杜聿明去世已經(jīng)18天。他的追悼會終于在北京舉行，由蕭克將軍主持。蕭克在悼詞中評價：“二十多年來，杜聿明同志力求進步，熱愛祖國，做了許多有益于祖國和人民的工作，贏得了人民的承認與尊敬。”這段話，既肯定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轉(zhuǎn)變，也給了他一個清晰的政治定位——不再是過去那個國民黨高級將領，而是一位經(jīng)過改造、為國家統(tǒng)一事業(yè)做出貢獻的“同志”。

追悼會現(xiàn)場，親友們悲慟不已。對曹秀清來說，這一刻心情極其復雜。她當然知道，丈夫早年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有過錯誤選擇，但同時也看到，新中國并沒有簡單地以“舊賬”一筆抹殺他的后半生。相比之下，另一邊的冷漠態(tài)度，更顯得尖銳刺目。

杜聿明最終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與眾多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物長眠在一處。古松蒼翠，墓碑簡潔，前來憑吊的人，既有舊時部屬，也有新中國成立后認識他的同事，他的一生就此定格。

五、遲來的見面：憤怒之外，還有一絲寬慰

杜聿明離世之后，他的遺愿并未完全落空。1982年，也就是他去世一年后，兩岸形勢在緩慢變化之中，民間往來開始出現(xiàn)一些松動。曹秀清得到機會，在香港與分隔二十多年的四個孩子見面。

這場見面，不在北京，也不在臺北，而是選在當時尚由英國管治的香港。對雙方而言，香港是一個相對“中性的地點”，既避免了正面觸碰政治敏感點，又能讓親屬在法律允許范圍內(nèi)相聚。一家人在那里相擁而泣，把多年積壓的思念和委屈沉在眼淚里。

孩子們終究沒能趕上父親的最后一面，這種遺憾無法彌補。對曹秀清而言，至少還有一個事實可以告慰丈夫在天之靈——那些被他日夜掛念的孩子，終于有機會同母親擁抱，聽到父親的近況，知道他在新中國的后半生，并非“含恨而終”，而是有工作、有地位、有尊嚴地走到生命終點。

見面之后，孩子們希望母親回臺灣一起生活，這也在人情之常。只是曹秀清已經(jīng)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她更想回北京，繼續(xù)按照丈夫的想法生活下去。杜聿明在世時，一直關心國家統(tǒng)一事業(yè)；他特赦后擔任的文史職務，與統(tǒng)戰(zhàn)工作有密切聯(lián)系。曹秀清很清楚，丈夫的后半生，已經(jīng)與新中國緊緊綁在一起。她決定留在北京，繼續(xù)參與一些活動，盡自己微薄之力。

1984年，曹秀清在北京病逝，結(jié)束了波濤起伏的一生。與丈夫相比，她的名字在史書里出現(xiàn)得并不多，但從戰(zhàn)前上海的軍屬太太，到臺灣的困頓母親，再到美國與北京之間的奔波，再回到北京陪伴丈夫晚年，她所承受的壓力和做出的選擇，并不輕。

回頭看那段“遺體停放半月”的插曲，就不難理解其中激烈情緒的來源。

一方面，新中國這邊，在面對曾經(jīng)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時，采取的是改造、特赦、使用的政策路徑。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教育，1959年的特赦，文史專員的安排，周恩來總理多次接見，都體現(xiàn)出一種在大是大非前，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的態(tài)度。杜聿明和鄭洞國這些人，也確實順著這條路，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思想轉(zhuǎn)變，參與到統(tǒng)一事業(yè)中。

另一方面，臺灣方面對他們的家屬，卻延續(xù)了高度防范甚至冷酷對待。兒子的學費無法得到哪怕最起碼的保障，奔喪請求被一口回絕，人倫常情在政治考量面前被壓得極低。曹秀清與鄭洞國的憤怒，并不只是為杜聿明個人鳴不平，更是對這種“有用時就重用，沒用時就冷落”的做法難以接受。

試想一下，一個曾經(jīng)的“頭等戰(zhàn)犯”，可以在北京被特赦、被稱為“同志”，可以在八寶山落葬；而他的孩子們，卻連看父親最后一眼都不能，從家庭角度，這是一道很難愈合的傷口。從歷史角度看，這種對比，也頗具諷刺意味。

遺憾的是，歷史不能重來。當年半個月的等待，最終換來的不過是一紙不近人情的“不同意”。但不得不說，正是這半個月的堅持，讓后人更清晰地看到，兩種制度在對待同一群體時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也正因為有這段堅持，曹秀清在香港與孩子們相擁那一刻，心里才多少多了一點底氣——她至少盡了一個妻子、一個母親、一個“中間人”該盡的責任。

1981年那場停放半月之久的遺體，牽出了幾十年間的戰(zhàn)與和、別與聚、冷漠與關懷。該發(fā)生的悲歡已經(jīng)落幕，留下的是一個家庭在國家劇變中的起伏，也是幾個時代人物性格和選擇的真實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