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夏的一個黃昏，上?；春Ｖ新窡艋鸫蔚诹疗?，錦江飯店門口，幾輛黑色轎車悄然駛過。那一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城市還帶著戰(zhàn)爭留下的斑駁痕跡，但在這座飯店里，氣氛已經(jīng)不一樣了——它不再只是達官顯貴的消遣之地，而是接待外賓、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人們口中的“董老板”，這時已經(jīng)換了一個身份。

幾年前，上海灘上人人皆知的“女強人”董竹君，主動把這家價值約十五萬美元的飯店交給了新生的人民政權，自己則聽從組織安排，繼續(xù)擔任董事長。她沒有再像舊社會那樣把錦江看作個人家業(yè)，而是坦然地說了一句：“交給國家，比留在自己手里踏實?！?/p>

也是在那個年代，北京西花廳的一次家常聚餐，讓許多人津津樂道了幾十年。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董竹君得知女兒夏國瑛在北京的工作逐漸穩(wěn)定，便專門從上海趕到北京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得知母女倆都在北京，特意請她們到西花廳吃便飯，還派車接送。那天，董竹君母女因路上耽擱，晚到了十幾分鐘，推門一看，周總理和鄧穎超已經(jīng)站在門口，笑著迎上來。

飯桌上，話題從家常聊到往事。周恩來看著這位昔日“都督夫人”、今日“紅色女企業(yè)家”，語氣極為真誠：“這么多年，你為黨和人民做了很多事?！鄙宰魍ｎD，他又說了一句很重的話：“你身為都督夫人，能丟下榮華富貴，走上革命的路，這不容易?！?/p>

說到興起時，周恩來看向國瑛：“父親曾是副都督，母親是錦江飯店的董事長，女兒又在八一電影制片廠創(chuàng)辦工作室，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的功臣?！闭f到“功臣”二字時，他的神情既認真，又帶著幾分感慨。

這一席話，既是對過去幾十年風云變幻的總結(jié)，也是對一個女性曲折一生的高度概括。

一、棚戶小姑娘到“長三”小先生

要說董竹君，得把時間撥回到清末。

1900年2月14日，上海“洋涇浜”邊上，一個破舊棚戶里，一個女嬰呱呱落地。那里是當時出了名的臭水溝，兩邊擠著低矮棚屋，夏天蚊蠅成群，冬天冷風直灌。董竹君的小名叫“阿媛”，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長大，她一開始握在手里的，就不是一副好牌。

父親董同慶是江蘇南通人，逃荒到上海靠拉黃包車討生活；母親李氏，原是吳縣人，在上海幫人打雜、做娘姨。夫妻倆起早貪黑，家里仍舊一貧如洗。更大的打擊接連而來，弟弟妹妹先后夭折，家里只剩這個聰明機靈的女兒。

父母再窮，還是咬咬牙把阿媛送進了一所收費極低的小私塾。母親在外面干活，再累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凈利落，女兒衣服雖然打著補丁，卻洗得一塵不染。阿媛一雙眼睛烏亮，皮膚白凈，長得清秀，鄰居半開玩笑半夸張地叫她“棚戶小西施”。

日子本就不易，偏偏屋漏偏逢連夜雨。阿媛十歲那年，父親得了傷寒，拉車的活干不動了。家里能賣的東西早賣光了，無奈之下，只能去借“印子錢”——這是一種利滾利的高利貸，借一塊錢，欠的卻遠遠不止一塊。

借到差不多三百大洋的時候，父親的命算是保住了，卻整個人瘦得像根柴火，干不了重活。債越積越多，生活一步步走向絕境。為了還債，心如刀絞的父親，終于做出了那個讓他終身愧疚的決定——把女兒以三百大洋押給“長三”堂子。

所謂“長三”，是當時上海頂級的妓院。這里的客人動輒花費不止一份銀子，賭錢、吃花酒，一擲千金。堂子里養(yǎng)著一群尚未成年、只負責唱戲陪酒的小姑娘，人稱“小先生”或“清倌人”。她們不必陪宿，但在那種場合里，想保持清白，同樣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十三歲那年，阿媛頂替“楊蘭春”的藝名，在“長三”正式出場。她先是學了半年戲，一上臺，幾乎就成了堂子里的“搖錢樹”。開場第一天，她名下的局票就開出了三十多張。老鴇大喜，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專用黃包車接送，在各個場子里趕場，一天唱到夜半，往往回到房里連腰都直不起來。

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長三”也成了各路人馬活動的地方。這里除了花天酒地，也偶爾出現(xiàn)一撥撥“革命黨人”。他們與一般客人不同，很少叫姑娘陪酒，倒是躲在包間里，徹夜討論政治、軍務，不時傳出激烈的爭論聲。

就在這種場合，一個四川口音的年輕人走進了阿媛的人生。

二、一場逃離，一段婚姻的裂痕

那人名叫夏之時，四川合江縣人，三十歲上下，身材高大，眉眼清秀，說話擲地有聲。他曾在日本東斌學校學步兵，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fā)時，他在重慶發(fā)動起義，后來出任蜀軍政府副都督。用當時的話說，是“革命元老”一類人物。

夏之時對這個出身棚戶的小先生，起初只是同情，慢慢卻生出真情。他鼓勵阿媛多看書，多問“外邊的世界”，常常把報紙雜志帶到堂子里。阿媛本就聰明，內(nèi)心又有股不服輸?shù)膭?，聽著聽著，心里像被點燃了一團火。

兩人交往久了，夏之時提出要贖出阿媛。老鴇聽說是副都督，獅子大開口，要三萬大洋。這個數(shù)字，在當時幾乎是天文數(shù)字。

面對這道天價難題，阿媛干脆得出人意料。她對夏之時說：“什么三萬，一個銅錢也不要給！大家愿意做夫妻，是情分，不是銀子?！闭f完，她開始“罷工”——不梳妝，不出場，不唱戲，只管在房里哭。老鴇一時束手無策，不敢用硬的，只能把她轉(zhuǎn)移到西藏路的一幢樓里，由一男一女輪班看守。

阿媛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機會只會出現(xiàn)一次。她耐心裝出服軟的樣子，等看守放松警惕。某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她假稱要吃水果，把看守支出門外，趁機沖出樓門，一路狂奔。

當她氣喘吁吁推開夏之時旅館房門時，這位革命軍人愣了半晌，才反應過來發(fā)生了什么。兩人急急忙忙收拾行李，立刻轉(zhuǎn)移到日租界松田旅館。沒過幾天，一場簡單而“西化”的婚禮就在這里舉行——新娘穿白紗裙，挽法式發(fā)髻；新郎穿黑禮服，系黑領結(jié)。幾位朋友兼任證婚人，一場急促卻真摯的結(jié)合，就這么成了事實。

那一年，董阿媛只有十五歲。

很快，兩人又踏上前往日本的輪船。1915年前后，他們在東京郊外租下一處小院，開始異國生活。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典當為生，語言不通，還夾雜著旁人的歧視。但對剛逃出樊籬的董阿媛來說，自由的空氣，比什么都珍貴。

更重要的是，夏之時找來了幾位家庭教師，專門為她補課。日語、數(shù)學、歷史、地理、化學一門門上，中文老師還給她正了名，取了一個帶著清雅意味的新名字——“竹君”。竹子挺直，有節(jié)，這個名字與她后半生的軌跡，倒也契合。

1915年12月，護國戰(zhàn)爭爆發(fā)，川軍中許多舊部紛紛舉旗討袁。夏之時判斷，國內(nèi)革命即將進入新階段，于是決定回國。他先行回川，董竹君則留在東京，繼續(xù)在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一年后，她讀完全部課程，打算再學法文，去法國深造，卻突然接到電報，說公公病重，要她立即回四川。

就這樣，這個剛從青樓小先生成長為新式女學生的年輕女子，帶著新的見識和目標，結(jié)束了在日本的求學生涯，回到戰(zhàn)事尚未平息的中國。

回國后，她先在上海看望了久別的父母，心里打定主意：“等在四川安頓下來，一定把你們接過去?！彪S后，她又啟程奔赴合江，準備面對另一個考驗——封建大家庭的目光。

三、軍閥大院里的“賢妻”，企業(yè)工廠中的“女將”

1918年初春，合江陰雨綿綿。董竹君拖著行李，踏進夏家大門。這個大家族人口眾多，講究森嚴，祖輩多為鄉(xiāng)紳綿延，對一個有“青樓”經(jīng)歷的媳婦，自然帶著偏見。

起初，夏家人對她態(tài)度冷淡，私下里議論紛紛。有的直言不諱，給她扣上“下江人”“下賤胚”的帽子。董竹君心里知道，要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站穩(wěn)腳跟，只能先把所有可能的活攬在自己身上。

她從早忙到晚：早晨照顧丈夫用餐出門，白天學縫紉、洗衣、燒菜，兼管家務；中午接待親友，晚上教一大群侄兒侄女識字寫字，再一一安排就寢。家里賬目還要過一遍，許多事情都要她拿主意。慢慢地，連一向挑剔的婆婆也開始改口，夸她“能干又懂事”。

憑著這股不怕苦的勁頭，她終于在夏家站穩(wěn)了位置，成了大院里的“主心骨”。等到正式舉辦婚禮儀式時，三親六戚都承認了她這個主婦。表面看，她似乎從青樓女子，搖身一變成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賢妻良母”。

可在外面，風云卻早已變了樣。

1918年起，四川軍閥混戰(zhàn)不休，你方唱罷我登場。1919年，川軍總司令熊克武整編軍隊，各路勢力此起彼伏。身為“靖國招討軍總司令”的夏之時，終于在這一輪整編中被解除軍職。1919年后，他移居成都，開始了賦閑生活。

起初，夫妻倆在成都置辦宅院，布置新家，董竹君精心安排，從花木擺放到房間動線，一一操心。那時的她，對于擁有一處真正屬于自己的家，的確抱過不少幻想——遠離大家族的束縛，夫妻相濡以沫，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日子雖然清苦，卻有盼頭。

然而，現(xiàn)實并沒有給這份幻想太多空間。

權力一旦遠去，一些人的精神支柱也隨之倒塌。失去軍政職位后，夏之時心態(tài)大變，沾上了鴉片，整天打牌消磨時光，大男子主義越來越重，曾經(jīng)的革命熱情一點點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軍閥暮年的散漫和頹唐。

在家里，他對董竹君的態(tài)度也越來越苛刻：衣服少一道褶子，會發(fā)火；飯菜不合口味，會指責。董竹君忙著上上下下幾十口人，稍有怠慢，就挨埋怨，甚至被粗暴責打。更讓她寒心的，是丈夫烈火般的重男輕女思想——四個女兒在他眼里幾乎“不算數(shù)”，女兒讀書被認為“多此一舉”，只有兒子的教育值得投資。

面對這一切，董竹君很清楚當年那個在日本激昂討論革命、對她講“自由”的男人，已經(jīng)慢慢遠去?？煽粗鴰讉€孩子，她依舊選擇忍耐，希望能靠自己的柔軟，喚回夫妻之間的尊重。

這種忍耐，最終被現(xiàn)實一步步壓碎。為了讓家庭不完全被丈夫的頹廢拖垮，1924年，她在成都創(chuàng)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開工后不久，又辦起“飛鷹黃包車公司”。她跑原料、管賬目、管工人，忙得腳不沾地，卻依舊換不來丈夫的理解。夏之時仍舊沉迷鴉片，和一群舊部、政客打麻將、喝酒，外面念念不忘“東山再起”，家里卻越發(fā)失衡。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夏之時覺得機會再現(xiàn)，開始籌劃奔赴上海等待召喚。1928年春，他先去上海。局勢動蕩之中，董竹君變賣成都的產(chǎn)業(yè)，帶著父母和四個女兒輾轉(zhuǎn)來到上海，指望一家團聚，重新開始。

令人遺憾的是，夫妻之間的裂縫并沒有因為環(huán)境改變而愈合。關于子女教育和生活方式，矛盾愈演愈烈。夏之時情緒越來越暴躁，在多次爭執(zhí)中，對妻兒施以毆打，這種毫不收斂的家暴，徹底壓垮了董竹君的忍讓。

經(jīng)過反復掙扎，她終于在1934年結(jié)束了這段婚姻。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第二次“逃離”：第一次是逃出青樓，第二次是走出一段已經(jīng)無法挽回的婚姻。兩次選擇的背后，都是同一條信念——不能把命運完全交給別人。

四、從群益紗管到錦江飯店

離婚之后的現(xiàn)實，比任何想象都要冷酷。

夏之時離開時，沒給她和孩子們留下什么生活費，此后也再未寄來撫養(yǎng)費用。一家人突然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只能靠變賣首飾、典當家當維持一日三餐。幾口人擠在狹小房間里，孩子還在上學，開支卻一分都省不掉。

靠消耗老本不是長久之計。董竹君明白，要想真正站穩(wěn)腳跟，只能再度創(chuàng)業(yè)。她回想起在四川辦廠的經(jīng)歷，想到紡織業(yè)仍有市場，于是決定自己辦一家小工廠。

1931年春末，她在閘北開辦了“群益紗管廠”，起初只容納一百名工人，廠房簡陋，設備也不算先進。資金緊張到什么程度？她賣掉一條珍珠項鏈和幾件首飾，湊足八百元，又四處奔走，勉強籌出四千多元啟動資金。為了擴大規(guī)模，她還孤身遠赴菲律賓馬尼拉，在那里奔波一個多月，才勉強募集到一萬多元，群益紗管廠這才勉強站穩(wěn)。

然而，上海的天空很快就被炮火染紅。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fā)，日軍炮轟閘北地區(qū)，群益紗管廠所在的區(qū)域遭受重創(chuàng)，廠房在炮火中幾乎被夷為平地，機器毀壞殆盡。兩百多名工人的生計、姐妹兄弟的生活、孩子們的學費，一夜之間都沒了著落。

正當她在殘垣斷壁間苦苦尋找出路時，命運又拋來一次考驗。同年3月4日，為了慶祝十九路軍抵抗日軍的勝利，她帶著孩子們上街參加游行?；氐郊液螅峙c暨南大學學生駱介庵等人討論局勢。當天夜里，她和幾位進步人士同時被逮捕，被當作“政治嫌疑犯”關進牢房。

被關押的四個多月里，她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最終，靠朋友奔走交涉，并答應向捕房繳納兩千元賄賂，她才獲得“取保候?qū)彙钡臋C會。問題是，她手里根本湊不出這筆錢。出獄當晚，她只得連夜帶著三個女兒逃往杭州西湖“陶社”暫避，直到一年后才悄悄回到上海。

待她返回時，群益紗管廠已無力再開，只能宣告清算。母親病重，父親體弱，女兒的學費、從捕房拖欠的所謂“人情錢”……重重壓力疊加在一起，使這位剛過三十歲的女子，仿佛背上了數(shù)不清的石頭。

就在這一切幾乎壓垮她的時候，一個四川老鄉(xiāng)的出現(xiàn)，讓局面發(fā)生轉(zhuǎn)折。

那人叫李嵩高，也是從四川來到上海謀生。他見到昔日督軍夫人如今落到如此境地，頗為感慨，當即表示愿意借給她兩千元周轉(zhuǎn)。董竹君起初堅決推辭，不愿欠人情，但對方的一句“你是個做大事的人，用得上這筆錢”，讓她最終含淚收下這份雪中送炭。

這一筆兩千元，后來被她視作錦江飯店的“第一桶金”。

經(jīng)過一番認真盤算，她發(fā)現(xiàn)上海餐飲業(yè)中，廣東菜、福建菜占了上風，但不少店家裝修俗氣，菜品變化不大；川菜酒樓多半守舊，味道雖好，卻缺少新意。她熟悉川菜口味，也懂得上海人的習慣，于是決定從這里切入。

1935年3月15日，在大世界附近的法租界華格臬路上，一家名為“錦江小餐”的川菜館低調(diào)開張。開張這一天，鞭炮聲震耳，店里擠滿了客人。過道里加桌，廁所邊加椅，菜盤甚至要從客人頭頂一盤盤傳過去。有人笑說：“不排隊就吃不到?！边@樣的場面，對一個剛剛從破產(chǎn)和牢獄中走過來的女人來說，無疑是沉重黑夜里亮起的一盞燈。

短短不久，“錦江小餐”聲名鵲起。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這些上海灘大佬相繼光顧，南京政府的要員、上海軍政界人物也常在這里設宴。有人慕名而來，有人帶著幾分好奇試一試味道，再有人打聽：“這個董老板，到底是什么來歷？”

有意思的是，在許多只講排場、不講品質(zhì)的飯店里，董竹君堅持親自把關。菜譜、份量、服務細節(jié)，她一一過目。對于地痞流氓和日本特務的拉攏，她則一律冷處理。對她來說，錦江既是立身之本，也是她在亂世中保持清醒的一個陣地。

五、一家飯店與一個時代的交會

餐飲生意站穩(wěn)腳跟之后，董竹君開始思考更大的布局。她注意到，當時上海上層社會缺乏體面而又雅致的茶室，而這種場所，往往是思想和信息交匯的地方。

1936年1月28日，“錦江茶室”在雁蕩路開門迎客。白天供應茶點，晚上做酒菜，很快成為上海文化界、新聞界和進步人士聚會的重要據(jù)點。作家、記者、戲劇家在這里交流稿件、議論時局；地下黨的聯(lián)絡人員，則借著喝茶的名義，悄悄做著更重要的事情。許多后來被記入史冊的決定和謀劃，都曾在這間茶室一隅悄然醞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全面抗戰(zhàn)拉開帷幕，上海淞滬會戰(zhàn)之后迅速陷落。日偽當局對有影響的實業(yè)家、文化人多有監(jiān)視和拉攏。董竹君早年與進步人士來往密切，又曾支持辦刊物《上海婦女》，自然被盯上。面對威逼利誘，她選擇了悄然離開。

1940年冬，她輾轉(zhuǎn)來到菲律賓馬尼拉，希望在那里開設錦江分店，繼續(xù)以餐飲為掩護維持生活，也為今后可能的工作預留空間。令人始料未及的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大規(guī)模進攻馬尼拉，戰(zhàn)火再一次逼近她的身邊。她不得不在陌生的土地上再次躲避風聲，始終維持著一條底線——不與侵略者合作。

1945年2月，隨著戰(zhàn)爭進入尾聲，她乘坐日本紅十字難民船回到上海。昔日的“遠東第一大都會”，經(jīng)歷多年占領，傷痕累累。她休整短暫時間后，重新投入錦江的恢復工作，對飯店和茶室進行修繕、整頓。很快，錦江重新變得門庭若市。

在抗戰(zhàn)后期和解放前夕，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愈發(fā)活躍，需要可靠的印刷企業(yè)。董竹君在這一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她先后協(xié)助創(chuàng)辦協(xié)森印務局、永業(yè)印刷局、錦華進出口公司、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為地下黨提供了重要物資保障和隱蔽掩護。這些事情當時鮮有人知，卻在后來被視為她“為黨和人民做了許多工作”的一部分。

1949年，上海解放。錦江飯店沒有因為政權更替而陷入混亂，反而在新政府的接管和指導下，逐步調(diào)整方向。董竹君以上海婦女代表等身份，參與各種會議和社會活動，在她看來，這既是責任，也是對過去選擇的一種延續(xù)。

1951年，按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決定，錦江飯店進行公私合營。面對這家經(jīng)營了十六年、價值約十五萬美元的產(chǎn)業(yè)，她沒有猶豫，把全部產(chǎn)權交由國家接收。錦江飯店由此成為新中國最早接待外賓、承辦重要會議的飯店之一。

那之后，錦江迎來了一批又一批國內(nèi)外客人，接待了許多重要會議和外事活動，也見證了新中國一步步站穩(wěn)腳跟的過程。董竹君繼續(xù)擔任董事長，卻不再把自己看作“老板”，更像是一個盡責的管理者——把飯店運營好，讓每一個來訪者，看到的是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西花廳的那場家常便飯，顯得格外意味深長。

那天飯桌上，并沒有山珍海味，菜式簡單，卻吃得格外溫暖。周恩來提到她早年的經(jīng)歷時，語速不緊不慢：“從十三歲進‘長三’，到日本讀書，再回四川辦廠，在上海闖蕩，抗戰(zhàn)時又輾轉(zhuǎn)海外，這一路走來，換作旁人，未必扛得住。”

董竹君放下酒杯，只淡淡說了一句：“那都是過去的事了?！?/p>

周恩來笑了笑，說：“過去的事，正是今天的根?！?/p>

這話聽上去平實，卻道出了一個時代對個人選擇的看法——許多在舊社會被視為“不光彩”的出身，在新的歷史眼光下，被重新審視。一個女人從最底層爬起，經(jīng)歷戰(zhàn)亂、牢獄、破產(chǎn)和婚姻破裂，最終把自己的命運同國家的方向綁在一起，這里面的分量，自然遠非一句“女企業(yè)家”可以概括。

董竹君晚年，用驚人的記憶完成了自傳《我的一個世紀》，約十萬字，記錄了她從棚戶小姑娘到錦江董事長的漫長路程。她沒有刻意抹去青樓歲月，也沒有為失敗的婚姻涂脂抹粉，只是把每一個階段的選擇、猶豫、得失，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得不說，這種坦誠，與她一生的性格高度一致。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上海離世，享年近百歲。她走的時候，錦江飯店早已成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地標，西花廳里的那句“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的功臣”，也成為后人反復提起的話。

試想一下，從洋涇浜邊破棚戶里的小姑娘，到長三堂子里唱戲的小先生，再到川軍副都督的妻子、成都女企業(yè)家、上海錦江飯店的創(chuàng)辦者，新中國重要接待單位的董事長，這樣的軌跡，本身就帶著強烈的時代烙印。她的命運起伏，與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乃至新中國的建立，幾乎一一對應。

有意思的是，人們提起她時，很少用“傳奇”這類輕飄飄的字眼，反而更愿意稱她為“硬骨頭”“頂天立地的女子”。在那個男權觀念根深蒂固的年代，這種評價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1997年的冬天靜悄悄地過去了，但在更早的1950年代那個晚上，西花廳的燈光下，一位總理、一位前“都督夫人”和她的女兒圍坐一桌，說說往事，用看似隨意的幾句話，定格了一個家族與一個國家之間特殊的聯(lián)系：他們這一家兩代人的命運，與中國近現(xiàn)代的苦難與崛起，緊緊纏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