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shù)朝代，讀書人都是一個備受尊敬的群體。如先秦時期，以孔孟及其門人弟子為代表的讀書人，在世人眼中是具有圣賢屬性的獨特群體。

而漢代以來，儒學在制度層面被確認為國學正統(tǒng)后，更是形成了以讀書為貴的精神傳統(tǒng)。遑論隋唐以降各朝代實施科舉制度，更是奠定了讀書至高無上的世俗地位。古代“士大夫”一詞，是對官吏和文人的統(tǒng)稱，它也揭示了讀書和入仕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

簡而言之，在中國古代，讀書為尊。而構(gòu)建古代讀書人精神內(nèi)核的基礎，則是形成于先秦時期的一些經(jīng)典文獻——后世讀書人將它們概括為“四書五經(jīng)”，大體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

于是，自漢唐以來，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用“詩禮”一詞稱贊讀書人，是極高的禮遇，表示認同對方通過讀書、掌握了四書五經(jīng)的精髓。

這塊清代乾隆年間的匾額【詩禮】，由時任福建學政趙佑題寫于乾隆六十年（1795），贈送給一群福建籍的讀書人，匾額下款顯示，他們一共有四十人，包括貢生、監(jiān)生和生員等。

古代全省學政，政治地位堪比“省常委”；而在崗位職責或功能上，則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教育廳長。在前匾中，福建學政趙佑題寫了兩個字，把全省的優(yōu)秀讀書人“一網(wǎng)打盡”夸了個遍（前匾功能類似獎狀），這說明了兩點：一是趙佑偷了個懶，省得給這么多科舉士子挨個題詞，干脆一匾全包了；二是趙佑本人十分看重讀書人的精神內(nèi)核，所以他沒有用任何帶有功名利祿色彩的詞語去夸人，而是用“詩禮”一詞，直抵讀書人的精神最深處。

漢代學者揚雄說“?書，心畫也?”，認為書寫是內(nèi)心活動的描繪。進而言之，可謂“字如其心”，尤其是在匾額題詞中，書寫的內(nèi)容更是題匾人精神世界的寫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推測，福建學政趙佑有著一顆質(zhì)地純正的獨屬于讀書人的精神內(nèi)核。事實的確如此。浙江人趙佑，身上有著江南讀書人的典型氣質(zhì)，雖然入仕為官幾十年，但始終保留著難得的書生之氣。

趙佑歷任江西、山東、安徽、福建、順天等學政，再加上主考官的任職履歷，可以說，他的整個官場生涯幾乎都在跟讀書人打交道。

專注于科舉、教育、文化，或許是趙佑的個人志趣所在；抑或是他身上那種讀書人的獨有氣質(zhì)，讓乾隆皇帝覺得，趙佑就適合搞教育和文化工作。

有一件事可以印證趙佑作為讀書人的純粹，以及他對古代儒學經(jīng)典和圣賢人物的尊崇。

乾隆四十八年（1783），趙佑在山東任學政。眾所周知，山東在先秦時期是孔孟儒學的主要誕生地，當初孔子門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絕大部分都是今天山東省的子弟�？梢娚綎|自古多圣賢。于是，趙佑懷著尋訪圣賢足跡的敬畏之心，在山東勤勉工作，力爭為齊魯大地的教育文化事業(yè)添磚加瓦。

孔門七十二賢圖

期間，趙佑曾想前往山東肥城拜訪孔子高徒有子——七十二賢人之一的祠堂，卻尋而不得；后來他打聽到有子的奉祀遠設于今上海崇明，他便感到無盡的悲哀。

趙佑憤而批山東地方官府曰：“孔氏則世公而諸博士之總領(lǐng)也，方且舍近而遠求之青州，甚又求之江南，迷離輾轉(zhuǎn)，幾何其不失之冒且濫！”他認為，有子的奉祀就應該設在山東，如此才算儒學傳承守正統(tǒng)。

為此，趙佑以身作則，深入肥城大街小巷，到處尋訪有子的后裔，終于尋得有子后裔十三人。在這個基礎上，趙佑動用學政權(quán)力資源，終于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將有子奉祀迎歸北上。趙佑作為儒家士大夫?qū)ο荣t奉祀的原鄉(xiāng)情結(jié)由此可見——而這也是他一輩子保持讀書人精神本色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