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倒回1986年。

事情來得毫無征兆。

一夜之間，廣播、報紙開始瘋狂刷屏，所有的版面和波段都在重復(fù)那三個字：鄧稼先。

當這三個字映入眼簾，許多上了歲數(shù)的老知識分子，特別是許鹿希身邊的親朋故舊，第一反應(yīng)壓根不是什么驚喜，而是背脊發(fā)涼。

他們甚至顧不上什么人情世故，火急火燎地找到許鹿希，張口就問：

“人，還在不在？”

這話問得挺糙，乍一聽像是咒人。

可擱在當年的那個節(jié)骨眼上，這反而是最清醒、最正常的腦回路。

為何？

因為這二十八年里，鄧稼先這號人物，在社會層面上早就“蒸發(fā)”了。

坊間傳聞滿天飛：有的說人丟了，有的猜早跑美國去了，還有人嘀咕是不是犯了天大的事兒進了局子。

整整二十八個春秋，沒片紙只字，沒半個電話，沒人知道他住哪，甚至連這人是死是活都是個謎。

冷不丁的，國家突然把這么個“失蹤人口”推到了最高榮譽臺。

大伙心里頭都跟明鏡似的：一般碰上這種舉國宣傳的陣仗，往往就兩種可能——要么是立了捅破天的功勞，要么，就是在發(fā)訃告了。

面對大伙的追問，許鹿希心里頭那是五味雜陳，跟打翻了調(diào)料瓶似的。

她只能硬著頭皮解釋：氣兒還喘著，可確實是在跟閻王爺搶時間了。

這事兒的前因后果，還得把日歷翻回二十八年前，算一筆“隱身賬”。

那是1958年。

那時候的鄧稼先，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這人是安徽懷寧出來的才子，底子厚，腦瓜靈。

1945年從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走出來，那可是抗戰(zhàn)時候讀書人的圣地。

后來漂洋過海去了美國普渡大學，1950年，才二十六歲，博士學位就到手了。

新中國剛掛牌，他腳跟都沒站穩(wěn)，甚至都沒怎么扒拉個人的小算盤，扭頭就回了國。

按常理，這種段位的海歸，在大學里弄個教授當當，搞搞學問，那日子絕對是既有面子又安逸。

可偏偏到了1958年，國家給他出了道題。

確切點說，這是一道沒得選的必答題。

國家要弄個大家伙——原子彈。

這當口，擺在決策層和鄧稼先面前的，是一道讓人頭皮發(fā)麻的算術(shù)題。

那是啥國際形勢？

冷戰(zhàn)正熱乎，美蘇兩個巨頭手里攥著核按鈕，眼珠子死死盯著剛站起來的新中國。

你想搞這個？

那就是動了人家的蛋糕。

只要讓他們嗅到一點風聲，知道是誰在弄、在哪弄、進度咋樣，搞破壞、下黑手、政治施壓，什么下三濫的招數(shù)都使得出來。

所以說，這事兒的關(guān)鍵不光是技術(shù)硬不硬，更在于嘴巴嚴不嚴。

想干這行，就得交“投名狀”。

這個代價不是讓你沒日沒夜加班，而是讓你在這個社會上徹底“消失”。

鄧稼先二話沒說，應(yīng)了。

從那天起，他把名改了，把所有老朋友的聯(lián)系方式全掐了。

除了單位里那幾個人和家里極少數(shù)親人，誰也不知道他鉆哪個耗子洞去了。

這筆賬，他心里跟明鏡似的：用自己名字的消失，換國家項目的安穩(wěn)。

這一躲，就是二十八個寒暑。

這二十八年，他在忙活啥？

他在跟一堆枯燥的數(shù)據(jù)玩命。

那時候咱國家底子薄，哪有什么超級計算機。

搞原子彈、氫彈的理論架構(gòu)，靠啥？

靠算盤珠子撥拉，靠手搖計算器轉(zhuǎn)圈，靠人腦子硬扛。

鄧稼先是這幫搞核武的“理論大腦”，也就是后來解密后的九院理論部掌門人。

這名頭聽著嚇人，其實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干活。

搞理論的，差一點那就是差十萬八千里。

小數(shù)點挪錯一位，后面成千上萬人的心血、國家從牙縫里省下來的那點銀子，全都得打水漂。

他就帶著一幫人，硬是在那種要啥沒啥的條件下，把原子彈和氫彈的核心數(shù)據(jù)給摳出來了。

1964年原子彈響了，1970年氫彈也炸了，后頭導(dǎo)彈核武器也成了。

這期間，他不光要跟那些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死磕，還得跟老天爺斗。

戈壁灘上那風沙，那破破爛爛的防護裝備，還有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輻射。

他不知道這玩意兒要命嗎？

他是學物理的，這里頭的門道他比誰都清楚。

可他沒退路。

有些要緊的實驗，交給別人他不放心，非得自己頂上去。

這不光是責任心作祟，更像是一場豁出命的賭博——拿自己的肉身，賭國家手里那根“打狗棍”能早點立起來。

話說到這兒，問題來了：既然都捂了二十八年，咋偏偏選在1986年，軍委拍板要把這層窗戶紙捅破？

這后頭，還得算兩筆賬。

頭一筆是“底氣賬”。

到了80年代中段，咱手里的核家伙已經(jīng)不是擺設(shè)了。

原子彈有了，氫彈有了，運載導(dǎo)彈的活兒也練熟了。

這套組合拳打出去，國際上誰想再拿核武器嚇唬中國，那都得掂量掂量。

當手里的劍磨得夠快，而且已經(jīng)握得死死的，鑄劍師的名字也就不用再藏著掖著了。

這時候把鄧稼先亮出來，反倒是一種亮肌肉：告訴全世界，咱有這號牛人，咱有這份硬實力。

第二筆是“時間賬”，這賬算起來讓人心酸得想掉淚。

1986年，鄧稼先的身子骨已經(jīng)徹底塌了。

常年累月的透支，再加上核輻射的侵蝕，直腸癌早就找上門了。

躺在醫(yī)院里，他其實已經(jīng)是在倒計時了。

這時候把身份亮出來，說白了就是“搶救性榮譽”。

上面心里清楚得很，這時候要是不說，以后可能就再也沒機會讓他親耳朵聽聽老百姓的喝彩聲了。

這不光是給鄧稼先一個說法，也是給那個年代所有埋頭苦干的科學家一個說法。

改革開放剛起步，國家太需要這種精神標桿立在那兒了。

把鄧稼先推到臺前，就是為了告訴那會兒的年輕人：中國能有今天這么安穩(wěn)，不是充話費送的，是有人拿命填出來的。

所以，當1986年各大報刊、廣播開始講鄧稼先的事跡時，那種震撼力簡直是核爆級的。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就像聽評書一樣傳奇：一個大家都不知道長啥樣的讀書人，竟然在戈壁灘上搞出了驚天動地的大動靜。

可對許鹿希來說，這是一個遲到了二十八年的交代。

當親友們問出那句“人還在不在”的時候，許鹿希心里大概是既挺直了腰桿，又覺得凄涼無比。

腰桿硬是因為，自家男人隱姓埋名二十八年，終于能光明正大地告訴大伙：他沒丟，他是去給國家造盾牌去了。

凄涼的是，這聲吆喝來得太晚，晚到鄧稼先只能躺在病床上，聽這遲來的喧囂。

1986年7月，鄧稼先走了，才六十二歲。

他走的時候，胸前掛著國家追著給的榮譽。

后來，他又拿到了“兩彈一星功勛獎?wù)隆薄?/p>

回過頭再看，鄧稼先這一輩子，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把自己打包交給了國家。

1950年回國是這么干的，1958年玩消失是這么干的，1986年坦然赴死還是這么干的。

親友們問“他還活著嗎？”

從肉體凡胎上講，身份一公開，沒多久人就沒了。

但換個角度看，只要那個蘑菇云還在歷史的底片上留著影，只要中國人在國際談判桌上說話嗓門還能這么大，鄧稼先就一直都在。

那二十八年的沉默不語，甚至比后來的鑼鼓喧天，動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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