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能順利登基并坐穩(wěn)江山，年羹堯絕對是頭功之臣，他手握重兵平定西北叛亂，憑一己之力穩(wěn)住大清西北疆域，更是雍正親口稱之“恩人”的肱骨之臣，可這份君臣相得的局面僅維持數(shù)年，年羹堯便從封疆大吏淪為階下囚，最終被雍正賜死。

世人多嘆其功高蓋主，可真正讓雍正痛下殺手的，從不是他的赫赫戰(zhàn)功，而是年羹堯恃寵而驕，一步步觸碰了帝王最不可觸犯的底線。

年羹堯的崛起，離不開雍正的信任與倚重，早在潛邸時，他便是雍正的心腹，登基后，雍正將西北軍政大權(quán)盡數(shù)交予他，讓他總攬川陜甘三省事務，甚至允許他參與朝中政務，對其奏折更是言聽計從。

年羹堯也不負所托，在青海之戰(zhàn)中以雷霆之勢蕩平叛軍，為雍正解決了最大的外患，此時的年羹堯，榮寵至極，雍正對他的賞賜數(shù)不勝數(shù)，連其家人都跟著沾光，可這份極致的恩寵，卻讓年羹堯徹底迷失了自我。

立下大功的年羹堯，開始變得驕橫跋扈，目無王法。在西北軍中，他獨斷專行，大小事務全由自己做主，連朝廷派去的官員都不放在眼里，動輒呵斥辱罵，儼然一副土皇帝的做派。

回京面圣時，他更是擺足了功臣的架子，令王公大臣到郊外迎接，面對眾人的行禮，他竟視而不見，連雍正面前，他也時常態(tài)度傲慢，毫無臣子之禮，這種逾矩的行為，早已讓雍正心生不滿，可念及他的功勞，雍正只是多次告誡，并未深究。

可年羹堯并未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觸碰了雍正最忌諱的結(jié)黨營私與貪腐斂財。

他利用自己的權(quán)勢，在西北安插親信，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年黨”，地方官員的任免，他一手操控，順他者昌逆他者亡，嚴重破壞了朝廷的官員選拔制度。

同時，他大肆貪墨軍餉、收受賄賂，數(shù)年之間積累了巨額財富，經(jīng)查抄，其家中貪腐所得竟達數(shù)百萬兩白銀，要知道雍正登基后，最重視的便是整頓吏治、嚴懲貪腐，年羹堯的所作所為，無疑是公然與朝廷的新政對抗。

更讓雍正無法容忍的是，年羹堯竟觸及了皇權(quán)的核心。他在西北擅自使用皇帝專屬的禮儀，令下屬對自己行三跪九叩之禮，甚至在奏折中用詞僭越，將“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雖看似筆誤，卻被雍正解讀為年羹堯?qū)ψ约旱牟痪磁c輕視。

帝王的皇權(quán)，容不得半分覬覦與冒犯，年羹堯的一系列行為，早已讓雍正認定，他并非安分守己的臣子，而是潛在的威脅，今日他敢驕橫逾矩，明日便可能擁兵自重。

雍正對年羹堯的處置，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層層遞進的。從多次降旨警告，到將其調(diào)離西北，再到削官奪爵，最終羅列九十二條大罪，賜其自盡，這九十二條罪狀中，大逆之罪五條、欺罔之罪九條、僭越之罪十六條，條條都觸碰到了帝王的底線。

雍正并非薄情寡恩，他對功臣的賞賜從不吝嗇，可他更是一位集權(quán)的帝王，皇權(quán)至上，任何挑戰(zhàn)皇權(quán)、破壞朝綱的人，即便功勞再大，也絕無容身之地。

年羹堯的悲劇，終究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錯把雍正的信任當作肆意妄為的資本，錯把赫赫戰(zhàn)功當作凌駕于朝綱之上的籌碼，忘記了君臣之間的界限。

伴君如伴虎，帝王的恩寵可以讓人身居高位，也可以瞬間將人打入地獄，年羹堯的結(jié)局，也成了后世功臣的一面鏡子：功高蓋主不可怕，恃功而驕才是取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