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熱播的影視劇《太平年》中，展現(xiàn)了五代十國末期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歷史上，后周世宗柴榮曾經托孤給趙匡胤，但趙匡胤卻辜負了恩主的期望，在柴榮病逝的數(shù)月之后，就發(fā)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逼幼主禪位，建立宋朝。

因此，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引發(fā)了一個歷史疑問：歷史上柴榮真的完全信任趙匡胤嗎？他是否早已察覺其野心，卻又無力鏟除？

今天，我們就結合真實史料與，揭開這一段權力的博弈。

一 高平之戰(zhàn)：趙匡胤的“救命功”，是崛起起點還是后周埋下的禍根？

公元954年，后周開國皇帝郭威去世，養(yǎng)子柴榮繼位，是為后周世宗。登基之初，

柴榮就面臨一場生死考驗戰(zhàn)。當時，北漢聯(lián)合契丹聯(lián)手南下，試圖吞并后周，歷史上稱“高平之戰(zhàn)”

這一場戰(zhàn)役的成敗，直接決定了柴榮皇位是否穩(wěn)固和后周的存亡，但意外也成就了趙匡胤的崛起。

戰(zhàn)斗打響時，柴榮御駕親征，但在后漢軍隊強大的攻勢下，后周右軍被打得一路潰敗，主帥樊愛能、何徽臨陣脫逃，場面一片混亂。

在這關鍵時候，柴榮依然冒著風險，冒矢石督戰(zhàn)；時任禁軍低級將領的趙匡胤挺身而出，他振臂高呼：“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拼命”！然后與張永德率親兵“左右沖擊，斬獲甚眾”。之后，憑借著趙匡胤的智勇，硬生生扭轉戰(zhàn)局，創(chuàng)造了以少勝多的戰(zhàn)機。

后周取得了高平戰(zhàn)役的勝利，奠定了對北漢的戰(zhàn)略優(yōu)勢。柴宗感激趙匡胤在危急時候扭轉戰(zhàn)局，憑著這一份戰(zhàn)功，他破格提拔趙匡胤為禁軍高級將領、禁軍最高統(tǒng)帥。這樣，趙匡胤從一名基層將領，一步登天，進入禁軍高級將領行列。

之后，柴榮還賦予趙匡胤整頓禁軍的重任，命令他篩選天下壯士、組建殿前諸班，實質卻是將打造后周最精銳的皇帝保安部隊的重任交給他。

此后四年間，趙匡胤跟隨柴宗南征北戰(zhàn)，官位如火箭般一般躥升：

955年，隨柴榮征后蜀，取秦、鳳、成、階四州
956-957年，兩次征南唐，屢立戰(zhàn)功
958年，升任忠武軍節(jié)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959年，再升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成為禁軍最高統(tǒng)帥，權勢滔天

趙匡胤在官場上晉升，是柴榮用人之能的提拔，也有時代的特殊性——在戰(zhàn)亂頻繁的五代，擁有能征善戰(zhàn)的將領是王朝生存的根本，這一切決定趙匡胤的一鳴驚人！

二 君臣暗戰(zhàn)：柴榮與趙匡胤的權力角逐

趙匡胤是有野心的將領，掌握后周最精銳軍隊——禁軍的兵權，進入后周軍事核心圈之后，一心培育自己的黨羽勢力和親信隊伍，通過“抱團取暖”實現(xiàn)位高權重。

于是，短短數(shù)年，趙匡胤通過整頓軍紀，提拔親信（如石守信、王審琦等），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軍事班底，將殿前司打造成“趙家班”根基。

對于趙匡胤的結黨營私，柴榮并非毫無察覺。但是，在軍閥混戰(zhàn)的亂世之中，他需要趙匡胤這一位能打硬仗、鎮(zhèn)得住軍隊的將領，才能鞏固后周的政權。

但柴榮也有自己的心機，他留著一手。在高平之戰(zhàn)后，他啟動禁軍改革，裁汰老弱、整頓軍紀，在提拔趙匡胤的時候，也提拔李重進。趙匡胤的意圖，就是通過分散兵權、交叉任職的方式，防止任何將領專權獨大。

如柴榮一方面任趙匡胤為殿前都指揮使，但侍衛(wèi)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由李重進擔任，禁軍的權力兩人互為牽制，防止一人獨權。

此外，柴榮還大力提拔年輕將領，試圖通過多元制衡的軍事體系，防止武將亂世局面出現(xiàn)。他對諸將說：“非朕親擢者，不可盡信”。這表面了他已經具有防范權臣的心理。

根據(jù)《舊五代史》和《宋史·太祖本紀》記載，柴榮對趙匡胤的勢力膨脹，是早有警覺。他在征伐南唐歸來后，曾突然罷免趙匡胤的殿前都點檢職務，改任他人，并將該職轉授親信張永德。

在后世史學家看來，柴榮這一舉措，是為了有意打壓趙匡胤集團的勢力膨脹。因為張永德不僅是柴榮的妹夫，更是外戚重臣，忠誠度高。柴榮的做法，就是通過親屬的力量，制衡趙匡胤對禁軍的權力。

三 柴榮的制衡術：提拔親信、拆分兵權

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榮，原本計劃是“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yǎng)百姓，十年致太平”，但可惜39歲就英年早逝，只用了五年半實施自己的計劃。

在顯德六年（959年），39歲的柴榮在北伐親征契丹途中，身染重病只能班師回朝。回京之后的柴榮，也知道自己七歲的兒子柴宗訓是幼主，根本鎮(zhèn)不住手下的將領和五代時期的武人集團。

在影視劇《太平年》對柴榮重病“托孤”的場面演繹為溫情脈脈：柴榮在病榻上緊緊握住趙匡胤的手，表達托付江山，旁邊都是君臣情深。

但真實歷史上的柴榮托孤，卻是持著對武人當權亂政的警惕，想運用權力制衡策略約束趙匡胤的權力。

柴榮權力制衡術，先是對禁軍改組，具體步驟就是：第一，把中央禁軍拆分為侍衛(wèi)司和殿前司兩大系統(tǒng)。侍衛(wèi)司是由老將韓通、李重進掌控大約八萬兵力；殿前司由趙匡胤統(tǒng)領大約三萬兵力，通過兩大將領的互相牽制，令單人很難單獨擁兵自重。

第二，罷免張永德。張永德是柴榮養(yǎng)父——郭威的女婿，在后周朝廷資歷深厚，與趙匡胤一直有矛盾。柴榮卻以“年老多病”為理由，免去他的殿前都點檢職務，改任趙匡胤接任。

第三，提拔韓通。韓通被任命為檢校太尉、侍衛(wèi)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擔任趙匡胤的副手；同時兼任京城巡檢使，掌控京城防務，實際掌握侍衛(wèi)親軍大權。柴榮的布局，就如同“雙重枷鎖”，限制趙匡胤的權力膨脹。

柴榮臨終前對禁軍改組，看似非常矛盾：為何讓趙匡胤接任禁軍最高職務，又用韓通制衡？根據(jù)后世歷史學家分析，柴榮對趙匡胤的信任與懷疑并存，自然也是要限制趙匡胤的個人權力。

柴榮生活在五代亂世，對亂世武人當政世道有一番深刻地洞察。如后晉名將安重榮曾經高喊：“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將領擁有兵權，隨時可以弒君謀權篡位，五代王朝更替都是來源于皇室親信的禁軍叛亂。柴榮更深知自己的養(yǎng)父——郭威代漢建后周政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柴榮對掌握禁軍最高兵權的趙匡胤，持著防備心理。他他深知趙匡胤才能出眾，但更清楚五代“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潛規(guī)則。罷免張永德，是因張與趙匡胤一直有矛盾，可能引發(fā)內斗，加速國家內耗；提拔韓通，則是為幼主柴宗訓留下一員“忠直老將”。

四 柴榮權力制衡布局的致命性漏洞

柴榮又為了防止地方將領兵權太大，命令趙匡胤的侍衛(wèi)司主帥李重進調離京城，擔任淮南節(jié)度使，目的是用軍威鎮(zhèn)住后周的藩鎮(zhèn)，又切斷李重進與中央禁軍的聯(lián)系。

《資治通鑒》記載柴榮臨終前召見宰相范質、王溥等人安排后事，任命他們?yōu)轭櫭蟪?/strong>，主持朝政。至于趙匡胤，當時并未列入核心輔政集團。

可以看到，柴榮真正托付江山就是文官系統(tǒng)，并非趙匡胤這樣的武將。他對武人，一直持著高度的戒備心理。

但是，柴榮的布局存在致命地漏洞：韓通雖然忠勇，卻是剛愎無謀，軍中威望遠不及趙匡胤。趙匡胤這一邊，通過南征百戰(zhàn)，在禁軍中已與石守信、王審琦等將領結成“義社十兄弟”，形成穩(wěn)固的利益集團。因此，柴榮的制衡策略，因韓通的無能造成失效。

臨終前的柴榮，雖然知道趙匡胤位高權重，但無法鏟除他。因為他知道，趙匡胤是自己一手提拔的親信，冒然誅殺令手下將士心寒，必生異心。而且，武將當政也是五代亂世之特征，殺了趙匡胤，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謀權篡位的趙匡胤產生。所以只能設法制衡權力。柴榮或許也存在僥幸心理，認為趙匡胤對他是忠誠的，沒有太大的野心。

五 陳橋兵變：五代篡位劇本的復刻

沒多久，柴榮去世之后，七歲的柴宗訓繼位，年幼只能讓太后臨朝，朝政大權旁落。這時候的趙匡胤，擁有殿前司兵權，又有心腹遍布禁軍。正好契丹兵南下，趙匡胤就以出征契丹為合理的借口奪權。

趙匡胤演的戲，與當年郭威篡奪后漢政權時候的“假托御敵、發(fā)動兵變”的劇本如出一轍。

于是，率軍出征的趙匡胤，行至陳橋驛，被部下“黃袍加身”。表面上看，仿佛是民意所歸，他被將士擁立，乃是“被迫稱帝”的行為，實則是蓄謀已久的武將奪權。

之后，趙匡胤回京逼幼主柴宗訓禪讓，建立了北宋。稱帝的趙匡胤，并沒有如五代帝王大肆屠殺舊主宗室，反而立下了“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的祖訓。

趙匡胤善待后周宗室，并非單純的感恩，更是鞏固政權的政治算計：善待柴氏既能安撫后周舊臣，又能為篡位披上“合法性”外衣，乃是一種很高的政治手腕！

由此總結，柴榮和趙匡胤的關系，堪稱五代君臣關系的絕佳縮影：合作時候君臣相得；對峙時候，暗流涌動。

結語

趙匡胤在五代十國的發(fā)跡道路，與五代君主如后梁朱溫、后唐李存勖、后晉石敬瑭等如出一撤：通過軍功積累威望，獲得主君的賞識，再利用掌握禁軍的機會，控制朝政，謀權篡位。所以，他在“陳橋兵變”的篡位，本質也是五代十國軍閥混戰(zhàn)“兵馬強壯者為天子”規(guī)律的延續(xù)。

因此，歷史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利益的博弈。柴榮的失敗，是試圖用個人權謀對抗時代規(guī)律；趙匡胤的成功，是順時代的規(guī)律終結亂世。影視劇《太平年》讓我們看到，五代的忠誠與背叛，從來都是權力博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