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讀到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的句子“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心中不由一動，覺得與五柳先生很有同感。后來突然想到，這句話會不會說了兩件事？“不求甚解”與“欣然忘食”或許可以指兩種類型的書。

一種類型的書傾向于告知種種知識，典型的莫過于字典或者百科全書；另一種類型的書傾向于講述某種道理，譬如哲學、科學或者眾多冠以“理論”稱謂的著作——文學理論、藝術理論、社會學理論，如此等等。前者通常聚焦單獨的對象或者題材，一時、一地、一人、一事，從各種歷史小掌故、某處的地方風情到一道名菜的烹飪方法，眾多知識紛然雜陳；后者往往涉及普遍的意義，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大道相通，萬物一理，道理的數(shù)量當然遠不如形形色色的知識。

由于粗枝大葉，記憶草率，我對種種知識缺乏精益求精的考究，“不求甚解”之余，只是記住若干出處與獲得路徑，待到需要的時候重新查證。“欣然忘食”的多半是傾向于講述道理的書。我的心目中，曹雪芹的籍貫、身世、居所謂之“知識”，《紅樓夢》對中國小說史的貢獻謂之“道理”；魯迅每一日吸多少支煙卷、嘴里壞了幾顆牙齒屬于知識，魯迅批判精神開拓的新型現(xiàn)代空間屬于道理。這說明，一種知識只要三言兩語，闡述的道理則必須思考、分析、論證，乃至接受辯駁。當然，所謂的道理不一定訴諸長篇大論，重要的是指出表象背后隱蔽的規(guī)律。譬如，許多人意識到信息的可貴，但是，只有少數(shù)理論家指出，信息使用權的意義遠遠超過所有權。與一輛汽車或者一幢房子不同，信息并非一個固定的物品，轉(zhuǎn)贈他人之后自己仍然可以擁有，擅長使用才能賦予信息真正的生命。這種觀點超出了人云亦云的知識而揭示出某種特殊的道理。不少知識囿于固定的時間與空間，未免帶來“干卿何事”之感。對于一些人來說，這些知識再也沒有用武之地，又有什么必要花費精力研習與傳承？如果一種知識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有了廣泛的適應范圍，這種狀況即是轉(zhuǎn)入“道理”范疇的標志。

當然，所有流傳的知識無不包含某種道理。但是，一時一事的知識似乎只是一些瑣碎的小技，如同一堆叮叮當當?shù)牧沐X。錢鐘書先生博雅淹通，古今中外的典籍仿佛無所不知，著作之中駁雜的引文數(shù)量多得嚇人。但是，一位學者似乎稍有微詞。他的妙喻即是，這些學問如同“一地散錢——都有價值，但面值都不大”。另一位學者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覺得如此淵博的學問還可以引申出若干“永照千古”的明珠，小打小鬧的揮灑可惜了。這些說法無不隱含某種預設：所謂的真知灼見必須講出一些普遍的大道理。這是許多人對知識的期待。文學史研究之中，一些瑣碎的考據(jù)之所以遭受非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考據(jù)所陳述的知識與文學之為文學的道理脫鉤了。

無論知識還是道理，均可能出現(xiàn)差錯。然而，兩種差錯所帶來的影響大不相同。誤以為李白的籍貫是浙江，記錯了蘇東坡出生的年份，這種知識性錯誤可立即糾正；弄錯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則可能產(chǎn)生整體性偏差。一個成功的研究既需要完善的方案設計，也需要準確的數(shù)據(jù)。許多經(jīng)驗表明，數(shù)據(jù)的誤差猶可調(diào)整，方案設計的錯失很難拯救。前者往往緣于知識的欠缺，后者多半因為道理不通。

顯然，知識與道理的區(qū)分取決于個人興趣、學科專業(yè)與閱讀習慣，沒有須共同遵循的固定通則?？梢圆聹y，許多人不贊成這種區(qū)分，或者區(qū)分的標準不同。對于一個牙醫(yī)來說，魯迅的文學成就僅僅是知識，他的牙齒狀況顯示的病理才是所謂的道理。

一些人可能提出，瑣碎的小技又有什么不對？一幢大樓不就是無數(shù)的沙礫堆積起來的嗎？不要迷信“大”，“小”與“大”的劃分以及等級設置來自各種文化觀念與權力，福柯談論過這些問題。某些曾經(jīng)的道理如今成為知識，只不過是時過境遷被貶到邊緣位置。錢鐘書的著作才是傳統(tǒng)學術的正統(tǒng)，他之所以堅持這種寫作方式，恰恰是因為不信任那些貌似宏大的“道理”。在他看來，許多理論大廈都在時間的磨蝕之下垮塌了，只有那些星星點點的知識迄今仍然有價值。別向他老人家炫耀種種理論大部頭，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安粸椤北旧砭褪且环N道理。我對諸多不同意見持開放態(tài)度。世界如此之大，視角的改換往往意味著另一種解釋的框架，提供了另一套區(qū)分輕重緩急的準則。

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書是讀不盡的，必須有所選擇，必須明確選擇的依據(jù)——這是以往時常提到的。然而，強調(diào)知識與道理的區(qū)分，很大程度上受到另一個因素的影響：文化生產(chǎn)的主體正在發(fā)生某種改變。人工智能已經(jīng)相當規(guī)模地介入寫作。由于關鍵詞的提示與搜索引擎的作用，龐大的語料庫可以輕而易舉地支持旁征博引。如果說，知識倉庫的貯備事先由機器完成，以至于可以隨時調(diào)閱，那么，一本書給予的道理啟示更為重要。無論是孔子的“修齊治平”、朱熹的“天理”，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海德格爾的“存在”，這些思想與其說來自語料庫的積累，不如說依賴文化大師創(chuàng)造性的一擊。種種出其不意乃至石破天驚之論超出了陳陳相因的累加，而源于某種奇特的爆發(fā)。我時常期待從那些講述道理的著作中感受“爆發(fā)制造”的沖擊。這會帶來一個頓悟，也會帶來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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