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華燈初上的北京依舊有些秋意，陳云躺在北醫(yī)三院的病床上準備手術，他給胡耀邦遞出一張紙條，寥寥數(shù)語卻句句擲地：“務必把潘漢年問題弄清?！边@不是一句隨口的囑托，而是壓在他心頭多年的石頭。手術成功，但那張字條像一把鑰匙，悄悄打開了塵封二十多年的門。

手術后不久，廖承志把一份數(shù)千字的材料遞到中紀委。材料里擺出的疑點越來越多：情報線未暴露、組織未受損、關鍵證人均未落入敵手。與此同時，胡立教、劉曉、夏衍等也分別送來親筆回憶。數(shù)十年未見天日的舊檔案再次被攤在案頭，一摞摞，一卷卷，像灰塵后的鐵證，需要重新說話。

1980年11月3日，中央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會場氣氛緊張。廖承志突然提出：“潘漢年若屬漢奸，為何延安從未追究？為何情報網(wǎng)完好無損？”一句話激起千層浪，卻沒人出面反駁。陳云微微頷首，他等的正是這一刻。會后，他讓秘書連夜致電公安部：“全部案卷送中紀委?！甭曇舨桓撸瑓s不容置疑。

卷宗送到香山小樓已近凌晨。陳云挑燈夜讀，翻到一份1955年4月的報告，署名“李克農(nóng)”。紙張微黃，字跡依舊剛勁。報告列出五條反證：一，潘漢年前后所有行動均有中央授權；二，情報網(wǎng)上報有跡可查；三，敵特未捕獲任何我方骨干；四，日偽高層情報接連到手；五，潘掌握的機要從未泄密。翻完最后一頁，陳云合上檔案，只說了一句：“拖不得了?！?/p>

1981年3月1日，他致信中央，請求重新調查。信件呈送后，鄧小平、李先念先后在“同意”二字上圈畫。四天后，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及中紀委組成聯(lián)合小組。小組成員回憶，那幾周每日凌晨兩點才散會，舊海報上的“保密重于生命”六個字讓所有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

與此同時，調查組開始四處尋人。袁殊（曾達齋）此時已年逾七旬，仍住在北京一處老舊筒子樓里。面對白發(fā)蒼蒼的調查員，他只淡淡說了六個字：“我等這一天久矣。”他提供的電臺密碼本抄件、暗號手冊復印件，一下補足了檔案空白。調查員驚嘆：繁復到極致的情報鏈條竟經(jīng)得住三十年的檢視。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83歲的夏衍。老人用顫抖的手在回憶錄上圈出一行：“四一年，周恩來電令，充分利用一切反動陣營矛盾?！标愒瓶吹竭@句話時沉默良久。試想一下，如果中央沒有這層指示，一個地方情報負責人豈敢與李士群暗中接觸？

有意思的是，部分當年的審判卷宗里甚至找不到李克農(nóng)報告的簽收記錄。調查組在公安部檔案庫翻了三天，才在角落里發(fā)現(xiàn)那份批注：“閱后存檔”。幾個字說明一切：文件當年被看過，卻被束之高閣。

案件推進得并不順暢。一些老同志擔心牽動過多舊事，表態(tài)曖昧。陳云決定“邊審邊結”，先就爭議最大的“汪精衛(wèi)會面”細節(jié)求證。后來查明，那場會面發(fā)生于1943年7月21日，地點是上海麥根路一棟公館。潘漢年到場不到二十分鐘，只確認“清鄉(xiāng)”動向便匆匆離開，并未涉及情報交易。此事與中央1942年電令“保持渠道，收集敵情”完全吻合。真相一點點浮出水面。

1982年春，聯(lián)合小組形成終審報告，核心結論只有兩條：一，潘漢年絕非內奸；二，原判決程序嚴重失當。陳云拿到定稿，批示：“即報中央常委討論?！?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復查意見。接下來的幾個月，法定程序、組織程序一并推進。8月23日，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電傳各地。自此，黑白翻轉。

至此，一樁橫跨三十七年的舊案蓋棺定論。那一年，陳云七十七歲。文件簽發(fā)后，他沒再多言，只把曾經(jīng)隨身珍藏的李克農(nóng)報告原件重新入柜。知情者說，那晚他在辦公室待到了深夜，燈光亮著，很久、很久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