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發(fā)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據(jù)此攝制的電影改名為《太陽和人》，導演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彭寧，1980年底完成。這是一部中國人耳熟能詳卻沒有看過的電影，介紹這部片子，還得根據(jù)文學劇本《苦戀》。

劇本寫了畫家凌晨光一生遭際的時間線。1949年前，少年凌晨光雖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時，被國民黨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后來，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追捕，凌逃到國外。在美洲的某個國家，他成為著名的畫家，綠娘也來到美洲，有情人終成眷屬。1949年后，凌晨光夫婦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吹轿逍羌t旗之時，他們的女兒降生了，并取名為“星星”?；氐阶鎳硎芰硕虝旱目鞓窌r光后，十年浩劫來臨，凌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全家人被趕到?jīng)]有窗戶的昏暗斗室。在凌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jīng)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jīng)燃盡，他用最后一點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從劇本發(fā)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圍繞這部電影持續(xù)了兩年的爭論，并在文壇上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最初的爭論

早在電影劇本發(fā)表后，就引起了文藝界的爭論，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王任重聽到這些爭論后，要求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王闌西和陳播關注這部影片的拍攝?，F(xiàn)在保存下來的當年陳播的一封信（寫于1980年4月24日），就是因王任重的詢問，給時任中宣部文藝局局長的賀敬之和副局長李英敏的答復。信中寫道：

我找了幾個看過劇本的同志談。認為：

一、這個劇本想寫“四人幫”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劇中不僅寫了對畫家晨光一家的迫害，還有對詩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們過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長期隱藏湖蕩吃生魚、鳥蛋為生。寫了畫家一生，熱愛祖國、忠貞不渝、堅強不屈的性格。從這點說來，有一定意義。

二、作者在探索“電影詩”，追求電影所表達的一種新的樣式和風格，這種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過藝術形象隱藏著自己的傾向，而不是說出來的，這種藝術探索是可取的。

四、對于劇本有以下幾點看法：

1．整個劇本的構思與藝術形象的表現(xiàn)，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愴的情調(diào)，這個劇本沒有反映出“四人幫”橫行前，黨對于知識分子總還是重視的，（雖然有“反右”擴大化的問題），歸國華僑中有許多人、許多知識分子是受到重用，也發(fā)揮了他們的為祖國服務的才能。這個分鏡頭劇本在結尾，寫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尋找他的人們發(fā)現(xiàn)他時，他已經(jīng)是在一個大問號的那一個點兒上冷卻了身體，他用兩手盡量向天空伸去，兩眼睜著……這和文學劇本開頭引了屈原的《天問》篇的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笔窍嗪魬?，這樣表現(xiàn)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晨光卻死去了，是為什么？沒有解答，令人難以理解。

2．這個劇本大寫雁在天空寫成人字，從開頭貫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結尾是“一枝蘆葦在風中晃動著，堅強地挺立著……”這種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現(xiàn)的，更加深了對死的渲染，這種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個劇本所描寫的，由于采用“電影詩”的手法，對于年代、時間，雖有所表現(xiàn)，但是，有許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門前貼一張屈原《天問》的畫，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敝荒苁谷寺?lián)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幫”前后也是分不清的，還有一些其他情節(jié)不一一說了。

4．據(jù)說長影對這個劇本，有不同意見，導演彭寧同志曾將拍過的兩本樣片，請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樣片，夏衍同志說，我未看過劇本，不好發(fā)表意見。（看過樣片的人認為，樣片的調(diào)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腳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來找他）。

（陳播信）

4月28日，賀敬之將陳播的信轉(zhuǎn)給王任重：

任重同志：關于影片《苦戀》的情況，文化部電影局的陳播的同志寫了這個情況和他們處理的意見。我建議你、周揚同志和我們一起調(diào)看一下這部影片的樣片?？煞?？請批示。

當天，王任重批示說：

敬之轉(zhuǎn)周揚同志，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請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揚讓秘書露菲轉(zhuǎn)告賀敬之的秘書張作光：調(diào)《苦戀》看一次，看時要把夏衍請上。

5月21日，王任重與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一起看了樣片，“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但是，顯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攝的意見。所以，王任重告訴王闌西和陳播，“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

根據(jù)這樣的意見，文化部電影局便開始組織修改這部影片。但是，導演彭寧思想不通，只是將結尾凌晨光趴在大問號那一幕改掉了，其他基本沒動。無奈，陳播只好報告中宣部。王任重很慎重。他提議，請中央黨校和軍隊的人來看看，意思是讓這兩部分觀眾來說服白樺，對影片進行修改。

在此期間，白樺和彭寧又找到電影家協(xié)會，借了放映間放映該片，尋求支持； 1981年1月召開的“電影創(chuàng)作和理論座談會”上，又放映了該片，多數(shù)人對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tài)度，有的給予很高贊揚，認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現(xiàn)代個人迷信，并真實地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面對著一方面是一片叫好聲，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繼續(xù)修改的局面，白樺想到要讓中央高層領導看看這部片子。1981年1月10日晚，他找到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絕了他的請求。

而在文藝界領導層之間，對這部片子的看法也有重大的分歧。

周揚、張光年、夏衍、陳荒煤等人，與王任重的意見一樣，不槍斃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劉白羽雖同意這樣的意見，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張光年日記中有生動的記載：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揚家開碰頭會，著重談了白樺的電影《太陽和人》修改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頭氣惱不置。

從這則日記可看出，在當時，最起碼是意識形態(tài)領導部門中的部分領導，對于處理“《苦戀》問題”是相當慎重的，而且，對于《苦戀》的“修改”（即“挽救”）已經(jīng)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從張光年筆下劉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現(xiàn)來看，劉、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說不愿就此罷休。

劉白羽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領導，這也是稍后的“《苦戀》風波”最先起于《解放軍報》的重要原因。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苦戀》的作者白樺是部隊作家——武漢軍區(qū)，這也使得《解放軍報》對于他的批評“師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編輯《時代的報告》的黃鋼等人首先發(fā)難，將《太陽和人》產(chǎn)生的過程寫成報告，送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中紀委介入。中紀委討論后，對此事的處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紀委打電話給中宣部，詢問是否要中紀委出面來處理。王任重征求周揚的意見。周揚則召集一個小會討論。會議認為，中紀委不應介入此事。隨后，王任重根據(jù)周揚等人的意見回復中紀委：電影正在修改，還是由文藝工作的領導部門來處理，不然會使文藝界更緊張了。

（《大眾電影》刊登的《太陽和人》劇照）

3月27日，鄧小平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談話時，講到第八個問題時，談到了《苦戀》：

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

此為契機，《解放軍報》和主要由幾個老軍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開始醞釀對《苦戀》的大張旗鼓的批判文章。

《解放軍報》與《時代的報告》遙相呼應，

4月17日，《解放軍報》在頭版頭條發(fā)表題為《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批評了文藝界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xiàn)象”和“資產(chǎn)階級化自由化的傾向”。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fā)表部隊讀者批評《苦戀》的3封“來信”。3封“來信”的具體內(nèi)容不管有何差異，其基本精神都是對前日“社論”的擁護，為其提供“公然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實例。其中來自白樺當時所在的“武漢部隊”的信——《一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不管從題目還是從內(nèi)容來看，都較其他兩封來信嚴厲。這封來信并提出了這樣的吁請：既然《苦戀》“這個劇本和黨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背道而馳”，“希望報刊展開批評，使人們具體生動地看到：什么樣叫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怎么樣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

有了昨日“社論”的“造勢”，又有了今日“讀者來信”的響應，發(fā)表一篇長文對《苦戀》進行批判也就順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軍報》發(fā)表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指出《苦戀》“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是“借批評黨曾經(jīng)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決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污辱”，“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

隨后，《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長江日報》、《湖北日報》（后兩份報紙均為白樺武漢軍區(qū)所在地的黨的機關報），也發(fā)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黃鋼等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增刊，不但發(fā)表了黃鋼以“電影文藝評論員”的身份寫的《這是一部什么樣的“電影詩”？》，而且還再次發(fā)表了《苦戀》的劇本，以供批判用。

（北京大學學生組織討論《苦戀》的海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等媒體的密切配合，確實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那時，那十年剛剛過去，人們的創(chuàng)痛記憶猶新。面對《解放軍報》上綱上線的批判，人們不用太怎么打開記憶的閘門，江青借助于林彪這個“尊神”從軍隊獲得支持的種種就會浮現(xiàn)在眼前，該報那時的種種作為也會歷歷在目。所以，知識分子們在惶恐的同時，更多是壓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憤怒，甚至感到“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藝報》和《新觀察》同行其事

在《苦戀》風波開始的3月，周揚就對此提出過批評，但并不贊成對《苦戀》展開一場“批判運動”的粗暴做法。顧驤回憶說：

對于《苦戀》事件，周揚同志的意見為三條：一、白樺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但作品《苦戀》有錯誤，可以批評；二、應該對作家采取幫助的態(tài)度，幫他把電影修改好，而不是對作品采取“槍斃”的辦法；三、批評應該實事求是。周揚這三條意見在不同場合說過，也受到不少指責。他說了一句“白樺還是有才華的”像惹了禍似的。

周揚的3條意見，基本上代表了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人的態(tài)度。至于后兩條意見，其出發(fā)點是，珍惜與重視文藝界來自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也正是后兩條，周揚等人與劉白羽、林默涵是有分歧的。因此，即使在《解放軍報》發(fā)動了“批判運動”后，周揚等人的“抵觸”情緒依然很明顯的。歸他領導下的《文藝報》，開始是按兵不動，稍后則采取了有傾向性的報道，發(fā)出與喧鬧的批判不協(xié)調(diào)的聲音。

《新觀察》也與《文藝報》配合密切，抵制《解放軍報》等媒體對白樺的批判。在白樺遭受批判之際，該刊主動向白樺約稿，白樺寫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觀察》第14期上。

白樺在文章中談到自己所寫的歷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時寫道：“五月一日剛剛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攝制組從廣州到武漢，他們由于嶺南的連陰雨和某種人為的困難，工作極不順利，延宕了很多時日?！倍澳撤N人為的困難”一語，則隱諱地點出了因《苦戀》受批判的處境。

盡管如此，白樺接著告訴讀者：遭到了批判并沒有什么，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對自己是“厚愛”的：

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樣片。當我離開武漢上火車的時候才感到武漢連續(xù)的晴天還沒有使氣溫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漢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續(xù)了這么長！是我在追蹤春天呢？還是春天對我特別鐘愛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卻能和春天如此長久的相聚，雖然也有風雨，但它是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到處都是一片新綠，“天涯何處無芳草”，柔弱而眾多的小草??！你們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一語，白樺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戀》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苦戀》樣片”，編輯部在刊發(fā)時，小心謹慎地刪掉了“《苦戀》”字樣。不過，這篇文章后來還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責。這是后話，且按下不提。

文藝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及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了黨內(nèi)高層的注意。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則從大局出發(fā)，尋求的是另一種解決途徑。

胡耀邦、鄧小平的談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很大的批判開始后，一些報刊紛紛轉(zhuǎn)載，一時間山雨欲來的架勢，使人聯(lián)想許多，國內(nèi)外反映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他出面講了一次話。顧驤告訴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與中國文聯(lián)及各協(xié)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有一次談話，主要是關于目前對《苦戀》批判。他在談話指出中：“首先，文藝戰(zhàn)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正確與錯誤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須首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不成熟或有害的東西，接受過去的教訓，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虧。毛主席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因為沒有肯定主流。不要因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東西，忘了大量好的東西?！薄暗诙?，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wěn)妥。由于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于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xiàn)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wěn)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瓕憽犊鄳佟返淖骷疫€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tài)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wěn)妥。(批評)我過去提過，是否可叫評論?大家叫慣了也可以。但批評是衛(wèi)生運動，是洗臉，這是一。其次，爭取作者作自我批評，作者反批評也可以。第三，發(fā)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第四，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批評文章)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zhuǎn)載，可不轉(zhuǎn)載，不要強制人家轉(zhuǎn)載。我和××談了這個問題。對《苦戀》的批評現(xiàn)在國內(nèi)外反映強烈，臺灣還轉(zhuǎn)發(fā)了(日本)《讀賣新聞》的消息，說我們黨內(nèi)意見不一致，說胡耀邦、鄧穎超反對這個批評。我們意見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現(xiàn)在國內(nèi)還沒有平息下來。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冷卻下來。不要再批判了。過一段再說，有些事情處理方法就應該這樣。”

胡耀邦談話后，周揚找到顧驤，要他根據(jù)胡耀邦的談話精神，寫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報》發(fā)表。顧驤回憶說：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揚同志授意下，根據(jù)耀邦同志講話精神，撰寫了《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發(fā)表在8日《人民日報》上。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此文經(jīng)周揚同志審閱，將原題“開展健康的文藝評論”的“健康”易一字為“健全”，避免刺耳，還是他老到。這樣的文章署我個人名似乎份量不夠，壓不??；但又不好用“專論”“評論員”之類，因為胡耀邦同志剛剛講過，要求寫評論文章要以個人名義發(fā)表，所以署了一個筆名“顧言”。由于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tài)，巋然不動。所以這篇文章發(fā)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國新聞記者注意，當日，合眾國際社、美聯(lián)社、路透社、法新社發(fā)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堕_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發(fā)表，公開批《苦戀》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胡喬木，卻幾次要求《人民日報》轉(zhuǎn)載《解放軍報》的文章。但是，胡績偉和報社文藝部同文藝界領導商量，認為這篇文章帶有“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報一轉(zhuǎn)載，就表明中央同意他們的觀點和他們的做法，所以堅持不轉(zhuǎn)載。胡績偉說：“人民日報這種按兵不動的態(tài)度，對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的惶惶不安情緒是一種安慰。當時，我們還不敢站出來為《苦戀》說話，只能說軍報的文章火氣太大，缺乏說服力，人民日報只能自己寫一篇。”

胡喬木堅持，人民日報也堅持，官司就到鄧小平那里。于是，有了鄧關于《苦戀》問題的談話。

鄧小平第二次談話

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召集周揚、王任重、朱穆之、曾濤、胡績偉討論對《苦戀》的批評問題。據(jù)胡績偉回憶，談話中，周揚、曾濤和胡績偉都闡述了對《解放軍報》文章的意見，“就是認為《苦戀》有錯，應該批評，但軍報那樣扣上‘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作法，因而人民日報不能轉(zhuǎn)載”。

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解放軍報》對于《苦戀》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點。他說：

關于《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段乃噲蟆芬M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zhì)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為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談話中，鄧小平對如何對待《苦戀》風波指示說：

關于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xiàn)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zhì)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fā)表，并且由《人民日報》轉(zhuǎn)載。”

鄧小平的談話傳達后，《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基本上終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據(jù)鄧小平談話的精神，暢談對文藝界形勢的認識和黨對文藝的領導等問題。而周揚等人領導下的文聯(lián)和作協(xié)的刊物，也圍繞著同一問題，發(fā)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當前的文藝形勢及強調(diào)黨的領導的同時，也突出強調(diào)了魯迅關于文學批評要有科學的態(tài)度、要實事求是、允許反批評的一些主張。

兩軍對壘的陣勢開始打破，言論的統(tǒng)一，使“《苦戀》風波”從媒體上淡出了。

統(tǒng)一認識 平息風波

8月3日，由中央召集一個包括中央、地方、軍隊三方面共三百人的“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正式傳達和討論”鄧小平的“重要談話，研究部署在思想文藝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作了長篇講話，批評了“黨對思想戰(zhàn)線的領導處于軟弱的狀態(tài)”。他在強調(diào)“三個必須做好”時，第一個談到的就是“要把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他說：“本來這個問題好解決，但當時我沒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責任。如果當時我們建議文聯(lián)開個會，請一些作家藝術家來，對《苦戀》作個公正評價就好了?，F(xiàn)在看起來，當時沒有走群眾路線，如果走走群眾路線就好了?！瓕Π讟逋?，還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

8月8日，胡喬木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多次提到《苦戀》，并由《苦戀》對文藝界提出嚴厲的批評：

像對于《苦戀》這樣顯然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nèi)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fā)表批評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鮮明的態(tài)度。這不但是軟弱，而且是失職。在社會科學和其他思想工作領域內(nèi)，也有一些類似的情況。我們再不能容忍這種狀態(tài)繼續(xù)存在下去了。

如果說前一段時間對“《苦戀》風波”還有不一致的意見和看法的話，那么，經(jīng)過“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的總體動員，文藝界人士則基本上認識到——這種認識不管是表里如一還是口是心非——兩個問題：一、《苦戀》應該批判；二、在對待《苦戀》的批判問題上，文藝界領導表現(xiàn)是“軟弱渙散”的。

在隨后召開的“首都部分文藝家學習小平、耀邦同志關于思想戰(zhàn)線問題重要指示的座談會”上，與會的文藝家都基本上都是就上述兩個問題進行檢討。不過，大家基本上有了默契，就是不再指責《解放軍報》而對黃鋼提出批評。而且，在會上的發(fā)言中，大家無一例外地對《苦戀》提出了批評。

參加會議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則對《新觀察》14期上發(fā)表的白樺的《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進行檢討。

早在8月7日，胡喬木就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他在致馮牧和戈揚的信中說：“看了今年第十四期《新觀察》發(fā)表的白樺的一文，覺很不妥當”?！拔覠崃业叵Ｍ銈儗Υ擞兴m正和補救”。

當時，戈揚給胡喬木寫了一個字條：

《新觀察》發(fā)表白樺同志的文章很不妥當，我們當認真檢查。但是馮牧同志因病在外地休養(yǎng)，沒有過問我們的編輯工作。

盡管馮牧沒有過問編輯工作，但作為作協(xié)副主席，他還是要認真對待胡喬木的批評。8月8日，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他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要研究“想出補救辦法來”，并表示“作協(xié)今后當努力加強對《新觀察》的領導?！?/p>

在這次會議上，戈揚在發(fā)言中，詳細地談到了白樺文章發(fā)表的情況：

關于《苦戀》問題，我的認識是比較遲緩的?！犊鄳佟穭”荆覜]有讀過，直到這次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期間我才讀了一遍?！短柡腿恕冯娪?，我看過一次，對于它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的離奇、不真實，我非常反感?！恰犊鄳佟窇斪鳛橐环N錯誤思潮的代表作品來批評，是在這次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上才認識的。正因為我對《苦戀》的認識是如此的緩慢，《新觀察》第十四期發(fā)表白樺同志的文章《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這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時這篇文章的發(fā)表，也集中反映了我們編輯部的軟弱渙散狀態(tài)。

這篇文章是七月上旬編輯部約請白樺寫的?？镤N數(shù)下降，同志們感到不安，有人提出《晚報》發(fā)表白樺所在黨支部的一個簡短消息，搶購一空，《新觀察》也應當注意人們關心的問題。我們從側面了解白樺這個階段表現(xiàn)不錯，除了接受意見修改《苦戀》影片，還新寫了兩個劇本。便決定請他寫一篇關于自己的情況的報道，以回答國內(nèi)外敵人的造謠，說明黨內(nèi)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是堅定不移的。約白樺寫的這篇文章，原計劃在15期發(fā)表，不想14期付印前一天（七月十四日），文章寄到了。編輯部為了搶獨家新聞竟破例抽換稿件發(fā)在14期。而由于發(fā)稿匆忙，又在稿件的修改上出現(xiàn)了許多差錯，如為了回避《苦戀》問題，將文中“看修改后的《苦戀》樣片”句中的《苦戀》字樣以及其他有關《苦戀》的字樣全部刪去了，文中寫軍區(qū)領導去看作者的字句也刪去了。而稿件又未送請作協(xié)黨組審查就發(fā)表了。當時我雖不在北京，但這個責任是應當由我負的。第一，約請白樺寫文章是我同意的；第二，編輯部在處理一篇稿件中所反映的錯誤思想，應當說也是我的思想的反映；第三，更重要的是軍報批評《苦戀》以來，我沒有領導編輯部就這個問題進行座談討論，以客觀的科學的態(tài)度對劇本作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以致長期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采取什么樣的“補救辦法”，辦刊人屢試不爽的一招是發(fā)表“讀者來信”。9月10日出版的《新觀察》第17期上，發(fā)表了讀者“馮明”——大致可以斷定是“奉命”的諧音——的來信：《也談春天的“厚愛”》。

文章開篇即講讀了白樺文的復雜心情：“一面覺得高興，一面又覺得遺憾”。文章說：“對《苦戀》確有贊揚支持的，但持批評態(tài)度者也委實不少，有些意見還很尖銳，很嚴厲。我個人覺得，人們的批評意見是有道理，值得白樺同志重視。”這封“奉命”刊登的來信，語調(diào)相當委婉。這樣的寫法，除了反映周揚等人的態(tài)度外，大約有主持其事的馮牧與與白樺有著深厚私誼的關系。

8月25日，在會議將要結束時，王任重給周巍峙寫了一封信，作了自我批評。這一天主持會議的林默涵在會上念了這封信：

請向到會的同志宣讀這封短信，算個表態(tài)。

（一）宣傳部對思想戰(zhàn)線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tài)，宣傳部的同志早就有批評，最近又開了三次會進行了批評，軟弱渙散的錯誤，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之所以軟弱有三個原因：

第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過相當嚴重的左傾錯誤，我至今仍然要時刻注意重犯這種錯誤。

第二，我有畏難情緒，自己對文藝理論、新聞等等是外行，雖然想向大家學習，因為一年多來，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鬧病住院休息，對情況很不熟悉。所以怕犯武斷或橫加干涉的錯誤。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講話，我讀了喬木同志的講話記錄，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我看了你們這次座談會上的發(fā)言簡報，昨天又聽了半天，許多同志的發(fā)言，對我是很好的教育。我愿和同志們一起，來堅決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

第三，我認為開展文藝評論，是我們黨領導文藝的一個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任務和方法。這就是“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批評反批評，表揚反表揚。當然在黨內(nèi)與對外應有所區(qū)別。但都不要只聽一家之言。批評首先要分清敵我，分清是非，不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言。對于犯錯誤的同志要真正幫助他們認識和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能過急，允許有一個轉(zhuǎn)變過程，耀邦同志說過：不要強迫人家作檢討。這是完全正確的。

（二）關于“苦戀”

第一，解放軍報批“苦戀”，華楠同志曾經(jīng)打電話和我商議過，我支持批。但我當時沒有向他建議，事先和文藝界領導同志商量一下，寫出文章來，由中宣部找有關方面的同志共同討論一下，假如這樣做，可以大大減輕這一個“軒然大波”。這是我要負責的。

第二，早在去年5月21日我們書記處的幾位同志看了《太陽和人》樣片的幾個片段，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我也告訴了王闌西和陳播同志，“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據(jù)吉林宣傳部的同志說，長影黨委多數(shù)同志和大多數(shù)職工反對拍這部影片，為什么竟拍出來了？我們領導上和體制上有什么漏洞望檢查一下。

（王任重信）

會議結束后，對《苦戀》在內(nèi)部的批判，算是告一段落。

其后，在周揚、張光年、賀敬之等人的精心組織下，由《文藝報》唐達成、唐因執(zhí)筆，歷時三個多月，寫出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在《文藝報》發(fā)表。10月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zhuǎn)載。

按照慣例，作品受到批評，作者應該有所表示，即表示認錯的態(tài)度。胡耀邦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動議。9月25日，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私下對已經(jīng)調(diào)到文化部任主管電影的副部長的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藝討論，表個態(tài)就行了?！背鲇诙喾N考慮，陳荒煤沒有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去做。

當然，后來，白樺還是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編輯部寫信的方式，進行檢討。這封信在《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后，《人民日報》又予以轉(zhuǎn)載。

至此，《苦戀》風波歸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