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外頭鑼鼓喧天，秧歌隊扭得歡實，黃包車夫甩著汗巾跟解放軍握手，整座城市都在狂歡。

可新市長陳毅的辦公桌上，卻壓著一塊沉甸甸的石頭——一份來自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特急密電。

結尾那三個鮮紅的感嘆號，看得陳毅眼角泛紅。

為了找這個人，窗外慶祝勝利的鑼鼓聲，在他聽來都成了讓人心焦的噪音。

李靜安到底是誰？

為什么為了找他，甚至要動用剛進城的野戰(zhàn)軍把大上海翻個底朝天？

這就得從一道消失在黎明前的紅色電波說起了。

把時針撥回12年前。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上海成了孤島。

為了在日軍眼皮子底下建起通訊渠道，延安派出了一位代號“李霞”的王牌發(fā)報員——李靜安，也就是后來大家熟知的李白。

剛到上海，李靜安就遇上了大麻煩。

組織窮啊，經費緊張，他兜里只揣著個5瓦的小功率發(fā)報機。

這玩意兒在延安窯洞里當教具還湊合，要想在高樓林立、電磁環(huán)境極其復雜的上海把信號發(fā)回陜北，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但他沒抱怨，轉頭就鉆進了舊貨市場。

李靜安這人有個絕活，他對無線電有著驚人的天賦。

買回幾臺報廢的破收音機，拆拆補補，硬是用這堆破銅爛鐵拼湊出了一臺大功率發(fā)報機。

為了掩人耳目，他把機器偽裝成普通收音機的模樣，線圈藏在閣樓的地板縫里，天線就偽裝成晾衣繩。

就這樣，一道道關于日軍動向的絕密情報，開始源源不斷地飛向延安。

日軍特高課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嗅到了味道。

偵測車天天在租界里轉悠，那個神秘的電臺信號像幽靈一樣，忽強忽弱，飄忽不定。

為了抓這個“幽靈”，日本人想了個損招——分區(qū)停電。

他們把上海切成豆腐塊，突然切斷某個區(qū)域的電力。

如果電波隨之消失，就能立馬鎖定位置，緊接著就是憲兵隊破門而入。

這一招，讓不少地下黨電臺吃了大虧。

日本人以為切斷電源就能讓他閉嘴，卻不知道這只“幽靈”早就學會了在刀尖上跳舞。

李靜安見招拆招，搞出了一套“空中游擊戰(zhàn)”。

他把發(fā)報機改造成功率可調的，平時用十幾瓦低功率溜邊走，只有信號極差時才瞬間推高功率。

更絕的是，他利用上海深夜日軍換班的空檔，拼手速發(fā)報。

往往敵人的偵測車剛捕捉到信號，還沒來得及定位，他的電波就已經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

要在這種險境下生存，光有技術不夠，還得有合法的身份掩護。

組織給李靜安派來了一位“妻子”——紡織女工裘慧英。

兩人假扮夫妻，租住在靜安區(qū)的弄堂里。

對外，他是闊綽的商人，她是賢惠的太太。

起初這純粹是為了工作。

每到深夜，李靜安爬上閣樓發(fā)報，裘慧英就坐在樓梯口納鞋底放哨。

若是樓下有警笛聲，她就用竹竿敲擊地板報警。

日久見人心。

在那段最黑暗的歲月里，兩人在生死相依中弄假成真，經組織批準成了真革命伴侶，后來還有了孩子。

這個看似溫馨的小家，實際上不是普通的民宅，而是一把插在敵人心臟上的尖刀。

1942年，危機還是來了。

日軍在太平洋戰(zhàn)場被打急了眼，對上海的管控近乎瘋狂。

因為一次發(fā)報機改裝還在調試，信號溢出被日軍捕捉到了。

深夜，憲兵隊一腳踹開了房門。

就在那一瞬間，李靜安手極快，拆下關鍵零件扔進窗外草叢。

當日軍沖上閣樓時，只看到一臺普普通通的收音機。

李靜安被捕了。

在憲兵隊的刑訊室里，老虎凳、辣椒水、電烙鐵輪番上陣。

日本人認定他就是那個“幽靈”，可無論怎么打，李靜安咬死了就一句話：“我是做生意的，那只是個收音機�！�

因為找不到發(fā)報的關鍵證據，再加上他那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和無可挑剔的商人做派，日本人最終也沒能撬開他的嘴。

1943年，在地下黨的營救下，敵人不得不以“私藏無線電器材”這種不痛不癢的罪名把他放了。

出獄后的李靜安，非但沒有收手，反而玩得更大了。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接管上海。

憑著抗戰(zhàn)時期積攢的人脈，李靜安竟然混進了國民黨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成了一名“特約通訊員”。

這是一步險棋，也是一步妙棋。

白天，他穿軍裝給國民黨干活；晚上，他脫了軍裝把國民黨的底褲都扒給了延安。

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前夕，國民黨的江防部署圖、兵力配置表，就像流水一樣通過李靜安的手指，滴滴答答傳到了西柏坡。

毛主席曾評價，這些情報“抵得上十萬雄兵”。

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

1948年12月，國民黨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上海的特務機構開始像瘋狗一樣反撲。

更致命的是，地下黨內部出了叛徒——李政宣。

這一出賣，直接讓特務鎖定了李靜安的具體位置。

12月29日深夜，李靜安正在發(fā)送一份關于長江防線的重要情報。

樓下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緊接著是粗暴的撞擊聲。

裘慧英臉色慘白地沖上樓：“老李，他們來了！”

此時，電報還剩最后一部分沒發(fā)完。

在這種絕境下，換做常人早就慌了神，可李靜安呢？

他讓妻子帶著孩子先躲起來，自己鎮(zhèn)定地鎖上門，手指在鍵盤上飛舞，速度快得驚人。

“砰！”

門被撞開的瞬間，最后一個電碼發(fā)了出去。

李靜安迅速劃著火柴，點燃了密碼本。

當特務沖進房間時，只看到滿地的紙灰和那個神色淡然的男人。

這是李靜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

這一次，審訊他的是國民黨軍統王牌特務葉丹秋。

葉丹秋是個狠角色，知道常規(guī)刑罰對這個硬骨頭沒用，便把李靜安的妻兒也抓了進來。

當著李靜安的面，特務用皮鞭抽打裘慧英，孩子的哭聲撕心裂肺。

李靜安雙眼充血，指甲深深掐進肉里。

但他依然死死咬著牙關，對著特務冷笑：“不用白費力氣了。

我的電臺，是為人民服務的！”

這是他在獄中留下的唯一一句口供。

為了得到情報網的下落，敵人對他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非人折磨。

用竹簽釘手指，用強光燈24小時照射，甚至給他注射致幻藥物。

李靜安被打得遍體鱗傷，兩條腿骨都被打斷，但他始終沒有吐露半個字。

1949年5月，解放軍的炮火聲已經隱約可聞。

李靜安知道，最后的時刻要到了。

他在一張香煙包裝紙的背面，用燒焦的火柴頭寫下四個字：“天快亮了”。

他把這張紙條悄悄塞給同監(jiān)室的難友，那是他對勝利最后的期盼。

可惜，他沒能等到太陽升起。

5月7日，距離上海解放僅剩20天。

深夜，特務將李靜安和其他11名同志秘密押上一輛卡車，拉到了浦東戚家廟附近的一片荒野。

沒有審判，沒有遺言。

一陣亂槍響過，十二條好漢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為了毀尸滅跡，特務們匆匆挖了個坑，將他們的遺體草草掩埋。

時間回到1949年5月27日。

接到陳毅的死命令后，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專案組。

幸運的是，裘慧英在特務撤退時的混亂中被營救了出來。

這位堅強的女性，強忍著悲痛，帶著調查人員來到了戚家廟。

那是一個陰雨天，泥土濕滑。

戰(zhàn)士們含著淚，用鐵鍬小心翼翼地挖掘。

當第十二具遺體被抬出來時，在場的所有人都脫帽致敬。

那是李靜安。

他的遺體已經腐爛，但那個姿勢卻讓所有人淚崩——他的雙手被手銬鎖在背后，但右手食指卻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彎曲狀，僵硬地懸在半空。

那是發(fā)報時，敲擊電鍵的姿勢。

至死，他都在戰(zhàn)斗。

消息傳回北京，鐵血將軍李克農把自己關在機房里，整整坐了一夜。

那一晚，值班員聽到首長對著那臺沉默的電臺，喃喃自語：“白樺同志，這次發(fā)報不用加密了…

1950年，殺害李靜安的主兇葉丹秋落網，公審后被執(zhí)行槍決。

正義雖然遲到，但從未缺席。

1958年，八一電影制片廠以李靜安為原型，拍攝了那部家喻戶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

電影結尾，李俠坐在電臺前，面對敵人的槍口，發(fā)出了最后一行電碼：“同志們，永別了，我想念你們�！�

這一幕，看哭了億萬中國人。

而在真實的歷史中，那個叫李靜安的男人，雖然身體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但他的精神卻化作了一道永不消逝的電波，穿透了舊時代的陰霾，徹底點亮了新中國的天空。

信息來源：

《中共上海黨史資料選輯》，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為了新中國：革命烈士書信選》，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教育局，學習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