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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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瑞聰(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預計將在1月23日召開的通常國會上宣布解散眾議院，啟動新一輪選舉。圍繞此次眾議院解散，真正引人關注的，與其說是其在制度或政治時機上的合理性，不如說是高市早苗所采取的決策方式本身。據相關報道，在做出解散決定之前，高市并未事先與自民黨內的重量級人物麻生太郎進行磋商，也未與實際掌管黨務運作的干事長充分溝通。從自民黨長期形成的決策慣例來看，這一做法顯然屬于異例，難以簡單視為程序上的疏忽，更應理解為一種具有明確意圖的政治判斷，反映出高市在權力運用與政治節(jié)奏把握上的獨特取向。

在自民黨政治中，解散國會雖然在制度上屬于內閣的專屬權限，但在實際運作中，始終是一項必須通過黨內共識才能順利實施的政治行為。尤其是前首相級別的實力人物以及干事長，在解散判斷中事實上擁有近似否決權的影響力。即便如此，高市仍將他們排除在決策圈之外，這一事實表明，她選擇優(yōu)先考慮的并非“說服”或“協(xié)調”，而是“決斷”本身。

理解這一判斷，有必要將其置于高市政權成立以來的支持結構之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內閣成立以來，內閣支持率始終維持在較高水平，顯示出高市早苗個人形象與政策姿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社會認可。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民黨整體支持率并未出現(xiàn)同步的大幅上升。這種“內閣高支持、執(zhí)政黨低回暖”的結構性背離，表明高市政權的支持基礎更多集中于個人領導力，而未能有效轉化為對自民黨這一組織的廣泛認同。換言之，高市內閣的受歡迎程度，并不等同于自民黨黨勢的整體回升。

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種背離至少揭示出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高市內閣在安全保障、國家認同等議題上，確實成功吸引了部分無黨派選民及保守取向選民的支持，但這種支持尚未轉化為對自民黨的穩(wěn)定、持續(xù)的政黨認同。其二，自民黨在長期執(zhí)政過程中所積累的組織性疲勞、政治資金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化的公眾形象以及黨內結構性矛盾，并未因領導層更替而得到根本性緩解。在此背景下，高市在研判選舉形勢時，較以往更傾向于倚重個人聲望與議題動員能力，而非依托黨組織本身的傳統(tǒng)動員機制。

與此同時，還必須注意高市的政治自我定位問題。高市早苗始終以“安倍晉三接班人”自居，這一姿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凝聚保守派核心支持層，但同時也構成其政治領導力的結構性制約。與安倍晉三相比，高市無論在政治資歷、派閥經營能力，還是在黨內長期積累的權力網絡方面，都難以相提并論。安倍是在多次執(zhí)政與黨內權力博弈的反復歷練中，逐步建立起對自民黨、內閣與官僚體系的綜合掌控力；而高市則更多依賴理念號召與象征性的“繼承關系”，其黨內整合能力明顯不足。

正因如此，高市政治呈現(xiàn)出一種“安倍式話語”與“非安倍式權力基礎”之間的張力。她能夠動員部分選民對安倍政治遺產的情感認同，卻尚未具備安倍那樣通過派閥調停、利益分配與制度運作來吸納異質力量的能力。這也使其執(zhí)政方式更容易滑向高度個人化與決斷主義，而缺乏必要的緩沖機制。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此次解散所面臨的結構性不利條件顯得尤為突出。一方面，公明黨已轉而站到在野陣營一側，并與立憲民主黨聯(lián)手成立新黨“中道改革聯(lián)合”，在野勢力的再整合無疑將對選舉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作為執(zhí)政聯(lián)盟一員的日本維新會，又在多達64個選區(qū)與自民黨直接競爭。這意味著執(zhí)政陣營在選舉層面并未形成有效協(xié)調，選票分散在結構上難以避免，自民黨要在這種條件下實現(xiàn)單獨過半，難度顯著上升。

在這樣的情勢下，黨內難免會出現(xiàn)謹慎論乃至反對論。對高市而言，事前協(xié)商本身就意味著解散決定可能被“封殺”的風險，因此，為了規(guī)避這一點而選擇“不進行協(xié)商”，并非偶然之舉，而是一種高度風險化的選擇。

然而，這一選擇也直接觸及黨內權力關系的敏感神經?；仡櫳弦淮巫悦顸h總裁選舉，外界幾乎一致認為小泉進次郎將勝出，但最終高市之所以能夠當選，關鍵在于獲得了麻生派以及大量地方自民黨議員的支持。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此次解散事前未與麻生太郎進行溝通，勢必引發(fā)其不滿，并可能在選舉過程中以各種形式顯現(xiàn)出來。

與此同時，這一解散也強烈地凸顯了高市政治的治理風格。將擁有派閥影響力的麻生以及掌控實務的干事長排除在外而推進解散，顯示出她試圖與以合議、事先溝通為特征的自民黨傳統(tǒng)運作方式拉開距離，并向黨內外傳遞出“最終判斷由總裁做出”的明確信號。若這一選擇獲得成功，甚至可能動搖乃至重塑自民黨內部既有的權力結構。

但與此相對，這次解散也將失敗時的政治風險幾乎全部集中到自民黨總裁一人身上。即便自民黨在選舉后仍維持第一大黨地位，但若不能單獨獲得過半數(shù)，“獨斷解散”的責任追究將不可避免；在對維新會依賴加深的同時，黨內向心力勢必進一步下降。若遭遇較大敗績，解散判斷本身甚至可能直接成為要求更換總裁的決定性理由。

綜上所述，此次解散并非單純的選舉戰(zhàn)術選擇，而是一場高度個人化的政治豪賭。它不僅押上了選舉的勝負，更押上了高市試圖以何種統(tǒng)治原理來領導自民黨這一根本問題。勝利，則可確立其“后派閥型領導人”的地位；失敗，則將迅速被固化為“獨斷型領導人”而陷入孤立。此次解散，與其說是在檢驗選舉結果，不如說是在考驗自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與政治文化，其歷史意義，或將成為一處分水嶺。其最終意義，仍有待選舉結果與黨內權力再配置過程加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