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是《出師表》中諸葛亮的原話。

公元227年，諸葛亮在西蜀，北伐前為了表明自己對漢室的忠心特撰此文，給后主劉禪注了一針定心劑。

這句話是諸葛亮躬耕地的第一手資料。但諸葛亮也就僅僅寫了“南陽”二字，沒有補充說明。

南陽宛城說和襄陽隆中說兩派對“南陽”二字，有了不同的解讀方式。

宛城派并沒有列舉“亮在宛城隱居躬耕”的史料記載（元之前沒有），他們以“南陽與宛代指互指”的方式說明亮就在宛城隱居躬耕。

隆中派則列舉了《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引用《漢晉春秋》的注釋“亮家于南陽鄧縣隆中”，來說明諸葛亮其實就是在南陽鄧縣隆中隱居躬耕。

隆中派認(rèn)為“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此“南陽”是南陽郡的泛指。諸葛亮并沒有具體說明到底在哪個位置，只是概括地說在南陽郡而已。而隆中當(dāng)時屬于南陽郡，所以說在南陽躬耕很正常。宛城派反駁說隆中不屬于南陽管轄（進(jìn)入學(xué)術(shù)辯論范疇）。

宛城派則認(rèn)為諸葛亮已經(jīng)把具體的位置講清楚了，就是宛城。因為宛城代指南陽。而且，也只有治所宛城才能算南陽，隆中不能算南陽。隆中派反駁說，諸葛亮已經(jīng)走出了南陽郡之外，所以南陽郡的任何一地都可以說是南陽。然后隆中派又找史料記載證明隆中曾經(jīng)屬于南陽郡（進(jìn)入學(xué)術(shù)辯論范疇）。

那么，南陽方面單靠“代指互指”來證明南陽指宛，顯然是不夠的。為什么？因為南陽與宛從本質(zhì)上來說，屬于兩種概念，南陽為二級行政區(qū)“郡”名，宛是三級行政區(qū)“縣”名。這是歷史常識。即便宛在這里看作是“宛城”，那南陽郡與宛城仍然有大小級之分，不能視為一個概念。

如果說，這里是諸葛亮用的代指，那么在這里為什么必須理解為代指？而不是其本質(zhì)含義呢？還有，既然代指，那么主人公離開了南陽郡的管轄區(qū)域之后，他心中屬于南陽郡的鄧縣隆中為什么不能代指南陽呢？在隆中種地，為什么不能說在南陽種地呢（在未進(jìn)入到歸屬地學(xué)術(shù)辯論的前提下）？

放到現(xiàn)代來講，來到廣東工作的河南開封人，為什么不能說他的家開封是（在）河南，而非得說省會鄭州才是（在）河南呢？

因此，宛城派這種單純咬文嚼字，玩地名指代的游戲，是沒有證明力度的。還是需要找詳細(xì)的“宛城臥龍崗躬耕”的記載來做直接證明。

元代之前沒有。

不過元代建立后，很快就有了。

上圖的下文中，《大元一統(tǒng)志》里面，就記載了：

“又《荊州記》云：南陽縣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孔明嘗登此山作梁甫吟”。

正因為有這條支持，前面就堂而皇之地寫著：“臥龍崗，在南陽縣界內(nèi)，諸葛孔明躬耕之地”。

這條記載，就是所謂“諸葛亮躬耕于宛城臥龍崗”最早歷史記載。

可惜的是，這條記載，卻是篡改《荊州記》的原始內(nèi)容得來。

宋代《九家集注杜詩》記載有《荊州記》的原始記載：

“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盛弘之《荊州記》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山作梁甫吟。”

宋代在元代之前，這是常識。宋代人不可能篡改元代記載，所以元代篡改宋史料記載，這是鐵板釘釘?shù)氖隆?/p>

如有疑問，則又有南宋《與地紀(jì)勝》之《襄陽府》記載：

獨樂山，盛弘之《荊州記》云：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山作梁父吟。

由此可見，南陽臥龍崗確為元人所著《大元一統(tǒng)志》剽竊并篡改《荊州記》記載而來。

千余年宛城“臥龍崗”歷史一片空白，元代橫空出世！

南陽方面用這種極不光彩的造假行為，開創(chuàng)了南陽臥龍崗的“光榮歷史”，以后的種種動作，均是基于此“歷史記載”繁衍而出。

根基都是腐爛的，朽樹上面還會結(jié)出真果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