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益陽市赫山區(qū)三里橋鐵鋪嶺社區(qū)，有一條東北至西南走向的普通山崗，當地人稱之為“鐵鋪嶺”。

這里地處蘭溪河與資江交匯處，本是一處尋常的城市建設用地。

2013年5月，為配合施工開展的一次搶救性考古發(fā)掘，卻讓這個名為“兔子山”的遺址一鳴驚人。

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揭開地表，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跨越戰(zhàn)國至三國孫吳時期、總數約15000枚的簡牘。

這些沉睡兩千年的官府文書，正等待著向今人訴說古代益陽的點點滴滴。

古井深處的歷史密碼

十六口古井的寶藏

由于歷代生產建設活動的破壞，兔子山遺址的保存狀況原本不容樂觀。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考古人員發(fā)現了16口珍貴的古井。

這些井口直徑一般在1.1到1.5米之間，深度達9到10米，成為了遺址中最豐富的文物寶庫。

令人驚喜的是，井中的竹木材質文物保存得出奇完好。

更難得的是，其中11口古井中出土了約15000枚簡牘。

這些簡牘經過鑒定，材質包括杉木、軟木松、綠蘭、榧樹、楠木、化香樹、剛竹等，宛如一個古代木材的標本庫。

跨越六百年的檔案庫

這些簡牘的時代跨度令人驚嘆——從戰(zhàn)國楚國、秦朝、張楚、西漢、東漢一直到三國孫吳，整整跨越了六個歷史時期。

它們原本是益陽縣衙署的檔案及公私文書，詳細記錄了當時的人口、田畝、物產、賦稅、司法等方方面面，堪稱一部用竹木書寫的益陽地方志。

除了簡牘，遺址還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當、回紋空心磚、回紋小方磚等建筑構件，以及陶瓷器、漆木器、鐵器、銅器等生活用品，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生動的古代縣城生活圖景。

簡牘中的歷史瞬間

戰(zhàn)國楚簡與秦二世文告

在四號井和九號井中，考古人員發(fā)現了珍貴的楚簡。

其中四號井底部發(fā)現殘存8枚簡牘，驚喜地發(fā)現文字為戰(zhàn)國楚國文字。

而九號井中發(fā)現了，秦二世的文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始皇帝”三字換行頂格書寫。

這是目前所見詔書、奏疏中提到皇帝或朝代名稱時，換行頂格的最早實例，開創(chuàng)了后世此類文書體例的先河。

“張楚之歲”的獨特見證

在八號井中出土的“張楚之歲”觚，更是獨一無二的歷史見證。

陳勝、吳廣建立張楚政權后，益陽當地響應起義，并沿用楚國的大事紀年方法，留下了這枚珍貴的觚。

這是考古發(fā)現中，罕見的記錄張楚政權的實例，填補了秦末農民起義史料的重要空白。

兩漢長沙國的詳細記錄

西漢早期的簡牘主要出自一號、五號和七號井，是西漢初年吳姓長沙國益陽縣的檔案。

其中七號井約500枚簡牘，保留了“陽馬”“下資”“溈陵”“都鄉(xiāng)”等古老的鄉(xiāng)名。

文書格式規(guī)范，包括年月日、縣鄉(xiāng)官吏名稱、事由和記錄者等信息。

西漢晚期的簡牘出土于三號井，保存狀況良好。

其中司法文書，詳細記錄了案件的全過程，包括涉案人員、事發(fā)經過、判決結果等，地點涉及長沙益陽、茶陵、臨湘、索等地，展現了當時完善的地方司法體系。

編號J351的大木牘，其實是最早的廉政檔案。

記錄了元始元年益陽官吏張勛在向臨湘縣移送賦稅“池加錢”時，監(jiān)守自盜的事件處理經過。

遺址背后的古城真相

益陽縣治的時空定位

通過對遺址周邊區(qū)域的調查和發(fā)掘，考古人員確認兔子山附近存在一處古代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寬約200米、南北長約300米。

這里就是楚、秦漢至唐宋時期的益陽縣治所在地，而兔子山正位于這座古城址的中心部位。

這一發(fā)現不僅確定了古代益陽縣城的準確位置，也解釋了為什么會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檔案集中出土于此——這里正是當年益陽縣衙的所在地。

文獻與實物的相互印證

東漢晚期至孫吳時期的簡牘出土于六號井，約1000枚木簡，內容為錢糧出入賬目等，上有“永壽”“建安”“嘉禾”等年號。

這些簡牘的年代與《后漢書》中記載的“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等事件完全吻合，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為我們研究那個動蕩時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結論：改寫歷史的考古發(fā)現

兔子山遺址的發(fā)掘，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古代縣級衙署運作的詳細情況，更填補了多個歷史時期的史料空白。

從戰(zhàn)國楚國的文字，到秦二世的即位詔書；從張楚政權的紀年，到兩漢長沙國的檔案；從東漢的動蕩社會，到孫吳的地方治理，這些簡牘串聯起了一部生動的益陽地方史。

它們不僅是研究古代地方行政、司法、經濟、社會的重要資料，更是我們理解從戰(zhàn)國到三國這六百多年歷史變遷的寶貴窗口。

兔子山遺址的發(fā)現告訴我們，歷史并不遙遠，它就在我們的腳下，等待著有心人去發(fā)現、去解讀。

每一枚簡牘，都是一個穿越時空的信使，向我們訴說著那些被遺忘的歲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