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甄嬛傳》中，后宮宮斗借助欽天監(jiān)就逆轉局勢；在《瑯琊榜》里，太史令一句“星象異?！北愠蔀榱旱蹚U黜太子的借口。

圖｜影視劇《瑯琊榜》

“夜觀天象”在古代從來不是觀一觀天象那么簡單，“災異”在古代往往被認為是上天對人事的預兆或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義。

歷史的真相比影視劇來得更精彩、更復雜，北大歷史系教授陳侃理曾對災異的政治文化追根溯源，他的舊作《儒學、數(shù)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近日迎來再版，書中的一些洞見將刷新你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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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災異論能夠制約皇權嗎？

“中國古代災異論能夠制約皇權嗎？”這或許是許多人對這一話題的關切，也是這一研究的出發(fā)點之一。

書中的研究結論，或許和你的第一直覺和固有認知不同。在許多人看來，儒學士大夫在理念中將解說災異當作神道設教、制約皇權的一種手段。然而，實際情況卻往往并非如此。

董仲舒的災異解說，矛頭所指是朝廷內外對于皇權、德治的種種威脅；劉向、劉歆父子的災異理論或偏于實用或偏于學理，其對手都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這些被認為侵奪皇權的政治勢力；漢代有因災異策免三公之制，而宋代士大夫稱說災異，除了要求皇帝修省還多用于政敵之間的互相攻訐；至于清代，皇帝甚至親手握住災異論的武器，將劍尖兒指向了他們的臣僚。

《漢書·五行志》書影?！稘h書》首創(chuàng)《五行志》《天文志》，記錄了上古三代至秦漢以下的災異占驗和事應。

正如書中所指出的，當我們提出“能否制約皇權”的問題時，顯然帶上了懷疑、否定皇權的現(xiàn)代預設，但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卻從未在皇帝制度以外設想過任何其他政體——他們都是皇權的忠實擁護者，對皇權的理想是“內圣外王”。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天命”信仰終究沒有發(fā)展出獨立于世俗政體之外宗教組織。

皇帝作為“天子”，壟斷著祭祀天的權力，控制著占測天的知識，因而也是災異論理所應當?shù)姆諏ο螅⑶也浑y掌握對災異的最終解釋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災異論不是從外部制約皇權，而更應該理解為皇權政治體系內部的一項自我調節(jié)的工具。

災異只是預言或占卜未來嗎？

有人以為災異文化的核心是“預測未來”——仿佛古人通過天象變化便能洞悉天命走向。事實上，災異論的獨特之處恰恰在于“回溯”——即災異發(fā)生后追溯其背后的道德或政治原因，把異常天象與現(xiàn)實政事聯(lián)系起來。

例如董仲舒災異論的一個特點，就是把說災異的重心轉到回溯原因上來：災異出現(xiàn)，是因為君主失德、政治失序，這種解讀其實是對現(xiàn)實的批評和反思，而不是簡單的“天降預言”。這樣，災異就成為儒生“針砭時弊”的手段，借助天意之名，向皇帝進諫。

圖｜影視劇《甄嬛傳》

實際上，君主對災異有所恐懼，也往往不是因為想起來過去犯了什么錯，而主要是擔心災異預言成真，大禍臨頭。所以，董仲舒希望推行儒家理念，無法擺脫預言、占卜方面的數(shù)術理論。

“日食”等自然規(guī)律被揭示后，

災異論自然被淘汰？

科學發(fā)展帶來對自然規(guī)律的深入認識，比如日食的成因被揭示，這似乎應當讓災異文化失去立足之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一篇中國古代文獻揭示了更多早期天文學家如何研究日食的信息。

經學家、皇帝、士大夫并沒有因為天文學的進步而徹底放棄災異論，而是巧妙地調整和轉化了解釋策略。在日食等天象已被科學解釋的前提下，災異文化轉向強調其象征意義和教化作用，認為即使自然規(guī)律可被理解，災異依然是天意對人事的提醒。

甚至，當日食預報失誤、天文歷法出錯時，災異論反而獲得“新解釋空間”。唐宋以后災異儀式的神秘感減弱，更多成為政治表演；但清代又出現(xiàn)儀式強化，預報有日食的當天早上,京城官員們都要到禮部集合。日食一開始就齊刷刷地下跪,直到太陽復原為止。不少年紀大的官員,體力吃不消,跪得東倒西歪,還被皇帝痛罵。

影視劇《大宋少年志2》中展示的日全食經過，劇中對這次天象的文字描述：公元一零四八年正月朔日，日赤無光。

災異文化展現(xiàn)了極強的“自我適應”能力，隨著知識和權力結構變化不斷調整自身地位。

災異和祥瑞，

是如何加以區(qū)分的呢？

人們通常認為災異和祥瑞分屬兩極，一個是不祥預兆，一個是天賜福瑞。然而，兩者本質上是一體兩面，服務于權力話語的。

漢宣帝時期，史書記載了大量鳳凰等祥瑞現(xiàn)象，甚至以“神爵”“五鳳”“甘露”“黃龍”等祥瑞為年號。這并非當時祥瑞異常頻繁，而是宣帝出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特意重視并鼓勵報告祥瑞，以此彰顯天意支持。

宣帝原本出身民間，他即位后特意平反了董仲舒再傳弟子眭弘。此前，昭帝時期曾發(fā)生枯樹復活、蟲咬葉成字等“怪事”，眭弘用災異論解讀為平民將登大位、漢朝需順應天命，這一說法當時被視為大逆不道，宣帝繼位后反而應驗。于是，災異轉化為祥瑞，成為宣帝證明天命所歸、加強合法性的工具，也推動災異與祥瑞政治文化在朝堂上盛行。

漢宣帝神爵元年，后將軍趙充國奉命平定西羌叛亂。戰(zhàn)事膠著時，漢宣帝下達敕書，其中有“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之語，催促趙充國把握戰(zhàn)機，急速進兵。圖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現(xiàn)藏于新疆博物館。

士大夫、皇帝會根據自身利益靈活切換解釋，借此批評對手或強化自身地位。祥瑞和災異往往作為同一邏輯下的“正負極”，共同構成中國古代政治合法性的神秘底色。這種隨需應變的靈活話語體系，是災異文化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災異論是一項技術活？

還是只是一種話語？

人們容易把災異文化簡單歸為儒家的政治產物，或者反過來看作單純的技術。書中指出，“學理”和“實用”兩種取向，在災異文化中其實長期共存，既有矛盾又互為表里。

災異的數(shù)術傳統(tǒng)起源更早，強調天象變化的吉兇預測，注重預言和占卜，滿足君主和社會對未來命運的焦慮。而儒家災異論則吸收了這些數(shù)術形式，強調將災異與道德政治關聯(lián)，包裝成一種“君子之道”的表達。

表面上儒家排斥“小術”，但實際上他們不得不借助數(shù)術的話語體系增強災異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比如國家面對日食，會有一整套儀式與儀規(guī)，看似源自儒家經典，實際上大量借用了數(shù)術原理和技術。

影視劇《藏海傳》中的古觀象臺場景

災異論的“學理取向”導致喪失立場的技術化，消解“天”的權威，最終自我否定;而“實用取向”同樣會偏離儒家之“道”，為權力所左右。災異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國古代學術面對集權政治的尷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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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儒學、數(shù)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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