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毛主席帶領中央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消息傳到上海后，引起文化界的震動。

在這樣背景下，魯迅找來好友茅盾，進行了一場對話，魯迅問茅盾是否認識毛潤之和朱德，接著追問：“毛潤之與你相較情形如何？”

魯迅

茅盾的回答簡單而深刻：他坦言不認識朱德，但曾與毛潤之在廣州共事過，他評價毛潤之“學識淵博”且“很幽默”。

而在比較兩人時，他搖頭表示“無法相提并論”，稱自己“只是一個作家，而毛潤之則是一個救世主”，那么問題來了，魯迅為何突然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矛盾所謂的“救世主”，又是如何分析的？

茅盾

1931年是中國革命的關鍵年份，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的第三次“圍剿”被毛主席指揮的紅軍以靈活機動的戰(zhàn)術成功粉碎，這一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傳播到上海等大城市。

對于生活在國統(tǒng)區(qū)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他們開始意識到，在中國廣闊的農村地區(qū)，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這股力量有著與傳統(tǒng)文人截然不同的特質和實踐能力。

魯迅作為當時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對這一消息表現(xiàn)出特別的關注，他敏銳地感覺到，中國社會的變革力量可能不再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的筆桿子，而已經擴展到了實際的武裝斗爭領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找到好友茅盾，詢問他對毛主席的看法，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了魯迅對時局的敏感和對變革力量的探索精神。

青年毛主席

魯迅對毛主席的關注并非偶然，早在十多年前，魯迅就從好友蔡元培那里聽說過這位年輕的管理員。

蔡元培多次向魯迅提起，北大圖書館有個叫毛潤之的管理員很有才華，將來能成為國家棟梁。

但在當時，魯迅可能只把毛主席看作一個有潛力的青年知識分子，真正的轉折發(fā)生在1927年，魯迅在報紙上看到蔣介石懸賞重金捉拿毛主席的消息。

這一事件讓魯迅震驚，他開始意識到，當年那位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已經成長為能夠指揮千軍萬馬的人物，從一個文人到革命軍事領袖的轉變，令魯迅對毛主席產生了新的認識和濃厚興趣。

魯迅的追問，彰顯出一位思想家對時代力量的敏銳洞察，他的關切，不止于文藝界的動態(tài)，更在于探尋那能真正推動中國社會發(fā)生根本變革的力量。

對于長期思考中國出路的知識分子而言，紅軍的勝利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茅盾的回答則基于他與毛主席的直接接觸，這使得他的評價更具參考價值。

茅盾之所以能夠對毛主席做出如此評價，源于他在廣州時期與毛澤東的共同工作經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大革命浪潮高漲，廣州成為革命活動的中心。

毛主席當時負責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他在這一崗位上展現(xiàn)出的見識和實干能力給茅盾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一位敏銳的文學家，茅盾觀察到的不僅僅是毛主席的工作能力，更是一種超越文人范疇的領袖氣質。

茅盾的評價“救世主”雖然帶有文學色彩，但卻精準地捕捉到了歷史的走向，他察覺到毛主席身上有著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命運的力量，這種力量超越了單純的文化人角色。

青年茅盾

從廣州時期的共事到1931年的評價，茅盾對毛主席的觀察跨越了數年時間，這段時間正是毛澤東從革命理論家向實踐領袖轉變的關鍵期。

茅盾的評價反映了一位文化人對這種轉變的敏銳感知，與茅盾有過直接接觸的人，對毛主席的評價往往更加深刻和全面。

有趣的是，毛主席對魯迅也有著高度評價，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主席稱魯迅為“文化新軍里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毛主席特別強調魯迅“骨頭最硬，沒有一點兒奴顏和媚骨”，這種相互推重，印證了毛主席后來所說的“我和魯迅心相通”，兩位從未謀面的思想家，在精神層面上產生了深刻的共鳴。

這種呼應不僅僅停留在口頭贊揚上，還體現(xiàn)在實際行動中，毛主席在延安窯洞里對來訪的同志說：“一定要去閱讀?。H僅閱讀馬列主義的書籍是不夠的，還需要去閱讀魯迅的書籍。”

他認為不讀魯迅的書籍，就不明白什么是國民性，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這種評價，顯示了毛主席對魯迅思想價值的深刻認識。

茅盾的評價并非孤立的歷史片段，而是有后續(xù)的發(fā)展和印證，1936年10月魯迅去世時，馮雪峰在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專門添加了毛主席的名字。

當時毛澤東已經率領紅軍完成長征到達陜北，他對魯迅的敬重與日俱增，毛主席喜愛閱讀魯迅的作品，據說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

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也很高，稱他為“中國第一等圣人”，1940年，在一篇文章中，毛主席用了“四個‘偉大’、九個‘最’”來表達對魯迅的肯定。

可以說，在古今中外的文人中，毛主席評價最高的人就是魯迅，1942年5月2日，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時，毛主席風趣地說，我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老總領導的革命武裝，一支是魯迅領導的文化部隊。

毛主席對魯迅的重視也體現(xiàn)在行動上，1938年4月10日，在他的支持下，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

在籌備會議上，毛主席指出，藝術是宣傳抗日、動員百姓的有利武器，培訓抗戰(zhàn)的藝術人才是我黨當時刻不容緩的工作。

魯迅和毛主席之間的關系，呈現(xiàn)了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這種對話對中國革命和文化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晚年毛主席的床邊仍放著一本厚厚的《魯迅全集》，1976年9月9日他逝世時，這本書仍在身邊，而魯迅早在1931年就通過茅盾的描述，對那位他從未謀面的湖南革命者產生了特殊關注。

茅盾那句“救世主”的評價，在歷史的回響中顯得既不夸張也不輕浮，反而成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變革力量的一種敏銳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