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凌晨，武漢郊外一座小火車站的燈光忽明忽暗，電話線那端傳來急促的密碼：“中原野戰(zhàn)軍改番號為第二野戰(zhàn)軍，下設三大兵團?！倍虝撼聊?，又補了一句，“兵團司令陳錫聯、陳賡、楊勇，野戰(zhàn)軍不設副司令員。”消息一出，指揮所里有人抿嘴一笑，也有人輕輕搖頭。很多年后，軍史研究者仍在追問：位列三大兵團司令的陳賡，為何沒能同時擔任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

把時間撥回到1945年秋，太岳山里槍炮聲未息。那時的陳賡率晉冀魯豫第四縱隊，兵力不過萬人，裝備更是拼湊。然而這支隊伍靈活、豪氣，先后在榆社、沁源幾戰(zhàn)立下奇功。就在各路縱隊還在整訓時，劉伯承、鄧小平根據中央“野戰(zhàn)兵團”設想，悄悄為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搭梁架柱。陳賡的“四縱”沒有顯著優(yōu)勢，可他指揮果斷、思想活絡，早早引起高層注意。

1947年6月，大別山方向突然閃出一道寒光。劉鄧主力四個縱隊強渡黃河南下，留下的空隙由誰來填？答案是陳賡。中央緊急調太行新組建的九縱，再加孔從洲起義部隊部分建制，統(tǒng)歸陳賡、謝富治指揮。陳謝集團登場，從此在豫西、陜南一帶翻山越嶺，牽制胡宗南與邱清泉。半年間沖殺千里，蔣介石不得不飛抵西安親自布防。有人形容那幾個月：“洛陽到潼關這條線，白天聽槍聲，夜里看火光?！?/p>

戰(zhàn)果有目共睹，但1948年初新的抉擇擺在桌面。毛澤東謀劃第二次挺進大別山，準備把華野、陳謝集團和劉鄧主力拉成一個拳頭。最初方案里，甚至擬在伏牛山成立“豫陜鄂野戰(zhàn)軍”，陳賡任司令員。然而，粟裕從前線發(fā)來一封“子養(yǎng)電”，直言“應集中大軍于中原決戰(zhàn)，分兵必失勢”。電報進入西柏坡那晚，燈光亮了一宿。最終，中央采納粟裕意見，三個擬議中的新建機構全部擱置。

同年8月，中原野戰(zhàn)軍掛牌。此時劉鄧四個縱隊平均每縱不足一萬二，而陳賡的四縱已擴充至三萬二，九縱也近兩萬。論兵力、論裝備，他手中牌面極硬。按常理，這樣的份量足以換來野司副職，可中央還是給出了不同安排。原因并不神秘——未來幾大戰(zhàn)役需要華野、中野并肩作戰(zhàn)，各軍戰(zhàn)法、習慣迥異，必須有人能“鎮(zhèn)得住場”。陳毅便成了最佳人選，他既是華野統(tǒng)帥，又與劉鄧配合多年，雙方都服氣。

有意思的是，就在豫東戰(zhàn)役籌劃階段，劉伯承在作戰(zhàn)室里低聲說過一句：“兵力才是決策的底牌?！标愘s聞言，只是點了點頭。短短對話，外人聽來尋常，懂行的人卻明白——陳賡并非被忽視，而是被放在更合適的位置。讓他專攻一線，打穿敵人防線，比坐在后方簽文件更符合他的長處。

另一層考慮來自資歷。李先念自抗日結束后一直在中原苦撐，舊中原軍區(qū)的骨干多在他麾下。中野成立時，將李先念列為第一副司令員，一方面是對老部隊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對華中地方武裝資源的整合。陳賡若再出任副司令員，中野高層就會出現“三正兩副”局面，指揮鏈過長，對即將開始的大兵團會戰(zhàn)并非好事。

1949年初，統(tǒng)一番號決定下發(fā)，全軍進入新階段。第二野戰(zhàn)軍不設副司令員，卻設前委。陳賡名列五人前委之一，排序在參謀長李達之前。前委負責戰(zhàn)略要點拍板，比野司副職權限更集中。對熟悉黨內制度的人而言，這已是對陳賡能力的充分認可。

淮海戰(zhàn)役期間，四縱改編為十四軍、十五軍，歸入第四兵團。陳賡身著舊棉大衣，車站月臺跳下，對兵團干部說的第一句話是：“別跟著我擺功勞簿，打好下一仗才算底氣?！币痪湓挃S地有聲。此后，第四兵團在渡江戰(zhàn)役率先突破江防，直插江西、湖南，為華東、中南兩線聯絡打開走廊。

1955年授銜，大將名單公布，陳賡與粟裕、徐海東等人并列。有人感嘆：如果當年他擔任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也許軍功簿更厚。然而史料顯示，陳賡真正渴求的并非名位，而是戰(zhàn)場上的主動權。讓一位善于穿插突擊的指揮員坐后方，對于決策層來說反倒是浪費。

綜合兵力配置、戰(zhàn)區(qū)協(xié)調、干部資歷幾條脈絡，可以看出中央在1948—1949年間的布局：一，集中優(yōu)質指揮資源解決跨軍區(qū)合作；二，避免指揮層過于臃腫；三，發(fā)揮各將領特長。陳賡沒當副司令員，但他領兵打穿數道防線，用事實證明了“位置不同，作用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