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早春的一天，北京西長安街的一棟灰磚小樓里，警衛(wèi)員把一封掛號信交到陳賡大將手里。信封不大，卻寫得密密麻麻，落款處“鮑君甫”三個字分外扎眼。陳賡把信翻來覆去看了兩遍，才慢慢坐下。屋內(nèi)同事悄聲問：“這人是干什么的？”陳賡沉吟片刻，只回了一句：“老朋友，欠他一條命?！边@一幕，拉開了一段二十多年前隱蔽戰(zhàn)線往事的帷幕，也解釋了后來那張“每月補助一百元”的批條是如何誕生的。

信的主人鮑君甫，很多人只知道他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是中統(tǒng)要員，綽號“上海頭號大特務”。可若把時間撥回到1920年代，這個人卻出身廣東香山，留學日本，信奉過基督教，每天穿梭于上海灘的洋行、僑社和戲院。誰也想不到，他竟同時為國、共兩黨提供情報。

在留日期間，鮑君甫接觸了《共產(chǎn)黨宣言》譯本，對“工農(nóng)大眾當家作主”產(chǎn)生樸素好感。回國后，他被老鄉(xiāng)楊劍虹拉進陳立夫麾下，成了國民黨黨務調(diào)查科駐滬辦事處的實際負責人。和蔣介石、陳立夫一起喝咖啡、打高爾夫，對外界來說他是國民黨上下的紅人。

有意思的是，鮑君甫的另一面就隱藏在燈紅酒綠中?？恐c進步人士陳養(yǎng)山的長期往來，他被周恩來親自批準，納入中央特科序列。協(xié)同人選不是別人，正是時任中央特科行動科負責人的陳賡。兩人表面“一主一仆”，暗地卻是兵分兩路：鮑君甫打進敵巢，陳賡負責接應和掩護。為了給鮑“包裝資歷”，特科時不時故意泄露一些不痛不癢的文件讓他上交國民黨，“可信度”瞬間拉滿。

霓虹燈下，鮑君甫靠交際手腕四處打點，漸漸控制了上海灘政警特三界的信息關節(jié)。1929年8月，軍委秘書白鑫叛變，他第一時間把口供傳給特科，“快刀隊”隨即將白鑫一家人截殺于法租界；1930年春，任弼時被捕，他硬闖巡捕房和探長蘭普遜唇槍舌劍多時，把人托付給中共交通員；同年夏，黃第洪密謀行刺周恩來，他假意配合埋伏，反手把情報送給陳賡，周恩來因此改道而保全性命。那年深夜，陳賡拍拍他的肩膀說：“你若在舞臺中央，我就躲在帷幕后，咱倆別出錯?！?/p>

然而暗流忽起。1931年4月，顧順章在漢口落網(wǎng)并叛變。整個隱蔽戰(zhàn)線頓時千鈞一發(fā)。錢壯飛及時送出警報，大部分同志連夜轉(zhuǎn)移，可鮑君甫自恃根深葉茂，堅持留在上海。他沒料到，顧順章名單里就有他的化名。風聲震天之日，他被捕，關進監(jiān)獄。國民黨審了他兩年也沒撬開嘴，只得暫時擱置。

1933年3月，陳賡亦在上海被捕，被囚于同一監(jiān)倉。屋檐漏雨，風聲嗚咽，兩人對坐一夜無語。天亮時，陳賡輕聲道：“總會翻過這一頁，將來江山易主，不會忘了功臣?！焙芸欤t軍的營救行動成功把陳賡救走，而鮑君甫仍在牢里煎熬六年。若非張道藩等舊友四處活動，甚至湊錢走門路，他恐怕難以出獄。

二戰(zhàn)結(jié)束，國共內(nèi)戰(zhàn)重燃。此時的鮑君甫被迫重返舊日組織——南京感化院、反省院院長這些清冷職位多少顯得尷尬。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他踉蹌著離城，隨后在鄉(xiāng)間輾轉(zhuǎn)。對于新政權(quán)，他抱著復雜心情：曾經(jīng)浴血相助，卻也揹著“特務”罵名。

1951年，南京公安局啟動鎮(zhèn)反登記。絕大多數(shù)前中統(tǒng)成員排長隊登記，小部分人心存僥幸。鮑君甫反復猶豫，最后決定觀望，結(jié)果很快被捕。審訊記錄里，他提出唯一要求：“請幫我與陳賡聯(lián)系?！睅兹畏ü匐y辨真?zhèn)危妶髮懙奖本┛傉?，遞到了陳賡案頭。陳賡立即回電：“此人確曾秘密為黨效勞，可酌情處理。”法院遂改判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滿，鮑君甫的處境并未好轉(zhuǎn)。原有積蓄耗盡，他只能在南京夫子廟擺舊書攤。人來人往，不識者以為晚清落魄秀才，知情者搖頭嘆息。1954年2月，他咬牙寫下那封給陳賡的求助信，字里行間不乏羞澀：“若有余力，還望賜我一點口糧，聊度殘生?！?/p>

陳賡很快拿起鋼筆批示：“每月補助壹佰元，由南京市公安局執(zhí)行。”一句話，既還昔日情義，也堵住流言。次年，公安部追加指令，補助照發(fā)，且備注“酌情從優(yōu)”。到了1956年，當?shù)毓膊块T自動把數(shù)目提至一百五十元，外加米面油票。

這一年三月，南京軍區(qū)派車把鮑老先生接到北京。久別重逢，陳賡、陳養(yǎng)山、李克農(nóng)齊聚，推杯換盞卻不談往事，只問衣食冷暖?！把揽谶€行嗎？”陳賡笑著遞過半截雪茄，“先給你裝副好假牙！”三周里，北京的頤和園、十三陵、香山，新中國的氣象讓鮑君甫看得目眩。

回南京后，陳賡又親自走了一趟，臨別前叮囑地方同志：“老鮑認得路少，你們多照料。”此后，每逢陳賡路過南京，總要去坐一坐。有一次風雨夜，他留下半瓶藥酒：“夜里咳嗽就喝兩口，不管用就寫信給我?！?/p>

遺憾的是，1960年代的政治風暴迅速席卷。對“歷史復雜分子”的清理越演越烈，鮑君甫難以幸免。審訊室的燈有時亮到深夜，審查者屢次誘導他“承認”和陳賡、李克農(nóng)之間的“非法聯(lián)系”。鮑君甫一句回絕：“真有的我招，沒影的我不認。”妻子譚秀珍急得直哭，他卻淡淡回答：“老陳在，他不讓我說假話；老陳不在，更不能讓人栽贓?！?/p>

1969年春，他病體日衰。臨終前，子女在床前俯身，他緩緩吐出最后一句話：“我不是叛徒，周總理心里明白?！蹦且荒晁呤鶜q。骨灰盒被簡單安放，過去那些刀光劍影仿佛塵埃落定。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彌留之際，拉著羅青長的手，逐一點名隱蔽戰(zhàn)線的無名英雄。“鮑君甫——不能忘。”總理聲音微弱卻清晰。羅青長把名字寫進備忘錄，這才有了后來官方公開檔案、為鮑君甫恢復名譽的決定。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黨史研究者把鮑君甫、李克農(nóng)、錢壯飛、胡底并稱“中共情報四杰”。學術(shù)會議上提及那封1954年的求助信，很多年輕人驚訝：陳賡為什么毫不猶豫？一位老前輩輕輕搖頭：“戰(zhàn)場有槍聲，地下戰(zhàn)線卻更要人心。那一百塊不是恩賜，是對先前血火交情的回禮?！?/p>

信件如今收藏在中央檔案館，薄薄一頁，已經(jīng)泛黃。批示的墨跡仍舊濃黑，短短十六個字——“每月補助壹佰元，由地方負責”——見證了復雜年代里的義與信，也讓一個差點被歷史遺忘的人，重新回到應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