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京的秋風帶著硝煙后的清爽，城樓上的宣告讓新中國的大幕拉開。彼時的文藝界也在尋找自己的方位，一些名字在人群中被反復提起，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便是魯迅。就在同一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里感慨：“如果周樹人還活著，就請他到北平來看看新社會?！?/p>

時間快進到1957年7月7日夜，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燈火通明，來自文化、翻譯、出版各界的百余人圍坐一堂。會場不大，煙霧繚繞卻不顯嘈雜。羅稷南拿著事先寫好的發(fā)言稿，但當輪到他開口時，他卻沒用稿子，而是抬頭問了一句：“主席，若魯迅先生今日仍在，會怎樣？”

空氣一下子安靜。有人覺得這問題太忽然，有人暗自期待毛澤東的回應。毛澤東抿了口茶，放下杯子，語氣平平：“只有兩條路——要么繼續(xù)寫，要么沉默?！?/p>

這八個字聽來簡單，卻像釘子一樣釘進了與會者的心里。無論是翻譯家、劇作家還是編輯，都明白魯迅曾以文字為刀，對準封建糟粕與殖民淫威。若那支刻刀還在，十幾年間中國社會的劇變，勢必激發(fā)他新的吶喊；若現(xiàn)實讓他暫時無話可說，也只能是他“沉默的火山”。

把時間撥回二十多年前。1927年，北伐烽煙尚未散盡，魯迅在上海收到一份越洋來信，是時任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鄧小平轉(zhuǎn)去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魯迅讀罷，圈點滿紙，隨手批道：“銳利之筆，青年有為?！睆哪菚r起，魯迅留意到一個名字：毛澤東。

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告捷的消息傳入上海。茅盾探望魯迅，兩人談起江西蘇區(qū)的種種，“毛委員能寫能打，讀書時就是討論會的主角，現(xiàn)在一支鉛筆點兵百萬?！泵┒馨腴_玩笑的話，卻讓魯迅對這位遠在南嶺之間的同齡人多了幾分敬意。

魯迅與共產(chǎn)黨人的往來，本不止于好奇心。1936年，馮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赴滬，恰逢魯迅病體嶙峋，但對新興政黨的勝利充滿信心。聽聞紅軍長征成功，他晃著手里的藥瓶對朋友說：“這才是真正的希望?！彪S后執(zhí)筆發(fā)出祝賀電報：“中國的前途寄望諸君。”

毛澤東收到電報時在陜北清涼山，帳篷里點著微弱的馬燈。他讓警衛(wèi)員把電報貼在挎包里最顯眼的位置，又囑咐道：“此信不可失，是先生對我們的囑托?！倍嗄暌院?，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回憶此事，說魯迅“站在時代最前列”，聽者無不動容。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一批延安舊部進了東北。林彪在一次會議上對干部講，“毛主席常說，魯迅是共產(chǎn)黨人的一面旗幟。別看他人已故，他的文章還在前線。”這句話隨著東北野戰(zhàn)軍的擴編傳到了許多連隊，戰(zhàn)士們爭相閱讀《吶喊》《彷徨》，其中的《紀念劉和珍君》《藥》等篇，成了夜間篝火旁的必念。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重提“百花齊放”。1956年春天，他在中南海接見文藝工作者時再度談到魯迅，“他的刀筆，是為解放而生的?！闭f罷，他示意工作人員把放在書桌上的《魯迅全集》第一卷拿過來，隨手翻開《故事新編》，微笑著念了句：“渡海者不避險阻也。”在座者心領神會。

于是，回到1957年的那個夜晚，毛澤東說出“要么寫，要么沉默”并非一時興起，而是長年揣摩魯迅性格后的判斷。有人事后回憶，那一瞬間，他眼睛里閃過的神色更像是在與老朋友對視。

對毛澤東而言，魯迅不僅是文學巨匠，更是思想戰(zhàn)友。井岡山時期，他在巖洞里讀《阿Q正傳》，批注一句：“吾輩當自勵，不可作村漢也?！焙髞碓陂L征路上，他又把這本小冊子反復傳閱。徐海東曾打趣：“主席比政委還像政治教員，行軍也講《狂人日記》”。

如果魯迅活到1957年，他已七十六歲。那一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醞釀期，知識分子座談會頻繁，意見交鋒激烈。試想，一個善于冷嘲熱諷卻又不肯妥協(xié)的筆者，面對突如其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必定拍案疾書；而倘若現(xiàn)實與他理想的距離過大，他也可能緊閉書齋之門，像當年對待北洋政府那樣，用沉默來表示抗議。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給出的兩種選擇看似矛盾，實則都指向魯迅的骨氣——要么繼續(xù)做時代的吶喊者，要么拒絕被任何力量“利用”。正因了解，所以判斷得篤定。

會后，羅稷南悄悄在筆記本上寫下八字回應：“知人者深，知心者稀?！庇浾呤潞笞穯査牶蟾?，他聳聳肩：“主席不是在猜魯迅，而是在解釋魯迅?！?/p>

1965年春，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魯迅全集》，毛澤東批示：“增加長征前后相關書信?！本庉嬙跁姓业?936年那封祝捷電，卻發(fā)現(xiàn)字跡已模糊。工作人員原想翻拍修復，毛澤東搖頭：“原樣保留，時間會說話?！?/p>

魯迅沒能等待新中國的黎明，卻影響了新中國的語言氣質(zhì)；毛澤東從未與魯迅謀面，卻把他的名字寫進文化政策與軍隊教育。1957年的那場問答，只是眾多交匯點中極小的一筆，卻讓旁聽者體會到什么叫“遙相呼應”的精神共振。

主席一句“要么寫，要么沉默”，像把鑰匙，打開了人們想象魯迅在新中國不同處境的無數(shù)可能。隨后幾年，這句話不斷被學者引述，成為評議魯迅思想與中國革命關系的獨特注腳。魯迅已去，而他的存在方式仍在變化，這或許正是毛澤東最想說明的——“先生永遠活在問題本身”。